思想如何表述：都市的“起兴”——论鲁迅的创作与北京文化氛围　　陈洁

发布时间：2024-12-18 10:01

　　 1912年鲁迅以教育部部员的身份来到北京。从居住时间来看，北京仅次于绍兴，为鲁迅居住最长的第二城市。从1912年5月5日，到1926年8月26日离京，鲁迅在北京共居住14年之久。北京时期是鲁迅的创作高峰期。以《狂人日记》为开端，鲁迅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以及《坟》（部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系列杂文，并翻译了大量作品。北京时期还是鲁迅学术著述的一个高峰期。
　　对鲁迅北京时期的创作与创作地北京文化氛围的关系，至今还少有研究，本文集中论述北京对其创作所起到的“起兴”作用。
鲁迅自言：“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1)由鲁迅的自述可知，鲁迅的自我定位是都市人，并有清晰的城乡划分。而他的小说中包括了“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两个社会空间。

　　　　　　　　　　　　　　　一北京的“起兴”

　　1913年10月登载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的鲁迅所译上野阳一（1883—1957）的《社会教育与趣味》一文，是鲁迅到北京后，翻译发表的首篇译文，正描述了居京和居乡的不同。文章比较了同在一时，居“繁地”者与居“僻壤”者、“京居人”与“乡居人”的差异，认为居“繁地”者、“京居人”更感觉敏锐，动作迅速。“以京居人视乡居人，必嗤其钝于反应，而疑其充耳不闻，熟视无睹也。”这一论述与鲁迅于1911年7月31日致许寿裳的信中所述的思想相近：“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 (2)
　　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就译出心理学家上野阳一的三篇论文《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3)。《社会教育与趣味》中还写道：

　　知识益进，心神为张。是何故欤，刺激频也。吾今徒步市中，人肩相摩，车马奔突，电车轰轰，当道不让于前，铃声铿铿，众物驱吾身后，稍一不慎，便成齑粉，于是一身筋肉毕凝，不容稍懈，而吾神终日竦然张矣。……故乡井优闲，人心安逸，而都市居者，心恒不定，此其物质之激刺者也。又以交通之具备，传报纷繁。……昔人所闻，不过邻家阿贵鬻其祖田，里门阿富嫁其夫郎，诸缓事近闻而已。今则不然，突厥和矣，支那乱矣，报牒纷至，应接不遑。(4)

非常形象地描述了都市对人的刺激、提供的信息量远远超过乡村。鲁迅在此文的翻译中，还与孟子的思想结合，将其中一句译为“气质迁移，多因环境，古谓居移气，养移体，又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鲁迅在后来所写《“京派”与“海派”》一文中，延续了这种观点：“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 (5)
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勒菲弗指出了空间的政治性和社会性。鲁迅文章中还出现了具有都市特征的描述：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6)

这正是城市的特征之一。“作为一种形式，都市负有这样的名义：同时性。……被都市集中和同时化的东西，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这就是物品、人、符号，而关键的，则是集中和同时性。”(7)
　　对所居住城市的人文和社会环境，鲁迅有很敏锐的感觉。鲁迅回国后，曾先后在杭州和绍兴工作，他在日本形成的思想思维与国内乡土社会的思想思维形成很大的冲突。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冲突，也是整个留学生群体回国后与中国社会产生的冲突。
　　1910年8月至1911年3月，鲁迅的好友许寿裳离开杭州，到北京任代理京师译学馆历史地理教员，1911年正月任北京优级师范学堂教育学心理学教员。并且，许寿裳通过“宣统三年东西洋留学生考试”，成为前清学部七品小京官。(8) 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表示出对北京的向往，以及不复越人安越之感，并屡次托许寿裳帮他在他处谋职。1910年8月15日，鲁迅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到许寿裳的北行令他“益寂”。同时询问“北京风物何如？暇希见告。……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 1911年1月2日，鲁迅致许寿裳的信中，谈到对北京琉璃厂的兴趣，这是因为“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殒落。闻北京琉璃厂颇有典籍，想当如是，曾一览否？”因为感觉孤立，鲁迅常在信中追念留日同学。(9)
　　一方面是越中事务人际的琐末猥杂，“越校甚不易治，人人心中存一界或”(10) 。一方面是越中的见闻有限，书籍少。鲁迅对中国整体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浙江这一观察点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要。
　　1911年，鲁迅到南京教育部工作，最初的印象，是觉得“确是光明得多”（11）。 1910年前后，鲁迅的留日同学和两级师范学堂的同事有很多先后调往北京。
　　1910至1920年代的北京，人口只有约一百多万。（12）但人口构成却很复杂。辛亥革命发生后，前朝的皇室、八旗子弟依然住在北京。以旧学为知识结构的帝京学者，和留学归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并存。据统计，1917年已归国的留学生总数不下5000人，有相当一部分留在北京。（13）此外，还有都市贫民，以及如祥子般从乡下进城的劳力。王德威形象地指出北京的现代意义“来自于它所积淀、并列的历史想像与律动”（14）。在漫长的中国史上，作为都城的城市中，所谓“重中之重”，“前期是西安，后期是北京，二者应并列为两个最大的古都”。（15）鲁迅所居的绍兴会馆附近不仅具有近代改革的氛围，而且也是近现代报刊发展的一个重镇。民国成立后，当时统计全国报纸达五百家，北京独占五分之一，可谓盛矣。（16）到1919年，据统计，北京“报纸有81家，杂志10家；1920年有报纸82家，杂志7家。占全国报刊总数的1∕5，居第一位。最多时发展到100多家。” （17）
　　《呐喊》和《彷徨》中的作品全部是在北京写的。王瑶在《鲁迅和北京》一文中指出鲁迅小说的取材背景，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取材于他的故乡江南农村；另一个就是取材于北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当时北京的观感。（18）而取材于这两个地方的小说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北京作为创作地，有激发灵感的作用。
　　鲁迅在北京描写绍兴风土，常以北京为起兴，再引出对乡土的追述。北京的时务刺激了他的思考，从而引发出对乡土的深思。鲁迅对城市建筑淡漠，关注的是人事。在北京考察历史，关注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
　　立足于北京观察，考虑的是中国问题。北京的时事引起鲁迅的思考。在北京发生的事件，激发鲁迅的思考，经过分析和总结，常上升为对中国的认识。这一思维过程在《灯下漫笔》中明显地呈现出来。从民初到20年代，北京政治活动日益显著的重要特征，是条约口岸的现代中国银行卷入于政治。（19）鲁迅很敏锐地在文章中，由北京的纸钞换银，激发产生了另一思想：“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接下来的行文中，鲁迅对中国历史进行总结后，进而归纳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将中国历史概括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20）
　　可以和北京时期形成对照的是，鲁迅到厦门、广州后，写作就有所减少。“在厦门岛的四个月，只做了几篇无聊文字，除去最无聊者，还剩六篇”。（21）在《厦门通信》中，鲁迅写道：“我还同先前一样；不过太静了，倒是什么也不想写。”（22）由于当时报刊的发行渠道有限，厦门、广州不容易及时看到最新的报刊，对时政、文化界的了解度都会下降。北京时期，报刊文章常常是鲁迅写作的引发点。胡梦华对汪静之的《蕙的风》的批评，就不仅刺激鲁迅写出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还直接影响到《补天》的写作，鲁迅自述：在日报上看见这一批评，“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23）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还再次追述报章对这篇小说结构的影响。（24）
鲁迅为《新青年》的《随感录》所写的短评，全部收在《热风》中。鲁迅在《热风•题记》中用了一段对北京街头的描述开篇：“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的拟态。”
　　文中还考证了“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的出现，是在1919年5月4日散传单的童子军出现之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鲁迅将他观察到的这个社会现象用作喻体，来比喻他所认识到的革新运动中的投机者：“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25）
　　文章开篇的一段对北京街头卖报童子的叙述与后文似乎没有直接关系，但却作为了这篇《题记》的一个起头，似乎起到了一个“兴”的作用，先写他事，引出所述之事。
　　这样，鲁迅的思想与在北京所观察的社会现象和经验形象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经典的文本。鲁迅的思想是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思想，不同于哲学家的理论体系。这在鲁迅的杂文写作中很明显。在《热风》中，这种写法很普遍，列入下表。

篇名                                                   起兴
随感录二十五                                 严复的议论，关于北京道上的孩子。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
三十三                                           引述蒋维乔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连载。
三十五                                           听人说“保存国粹”的话
三十六                                           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
三十七                                           民国教育家提倡打拳
三十九                                         《新青年》《再论戏剧改良》
四十二                                           听得朋友说。
四十三、四十六、五十三                1919年正月间，在朋友家看见的《泼克》
五十六                                           近来时常听得人说，报纸上也时常写着
五十七                                           高雅的人说
五十八                                           慷慨激昂的人说
事实胜于雄辩                                 青云阁买鞋
估《学衡》                                  《晨报副刊》式芬先生的杂感
为“俄国歌剧团”                          俄国歌剧团在北京演出
无题                                              中央公园
“一是之学说”                           《学灯》上《驳<新文化运动之反应>》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胡梦华对《蕙的风》的批评；（此文还直接影响到《补天》的写作）、胡梦华答复章鸿熙的信
即小见大                                       北大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
望勿“纠正”                                 汪原放的标点、校正小说

鲁迅自言《野草》的写作：

　　……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26）

　　鲁迅在这里其实很强调《野草》的创作地北京。事实上，这样的文章他也只在北京写过。“后来，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 （27）
　　孙玉石指出了《失掉的好地狱》这篇具有历史预言性质的散文诗，与当时北京的历史背景的关系：在革命高潮中，有些政治上的野心家和国民党右派也同时应运而起，诸种事实，当时北京报纸多有披露。这时的鲁迅，身居北京，关切时政，对于这些定有所闻。他对于军阀统治，早有深陷于“废弛的地狱”的感觉，看到这些国民党政客“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又产生了将沉沦于新的黑暗地狱的预见。（28）

　　　　　　　　　　　　　　　　　二山水中的“人事”

　　从都市人的自我定位出发，鲁迅创作的乡土文学不同于其他乡土作家的作品，和中国田园诗的传统也有很大差距。李书磊在《都市的迁徙》中，也指出“鲁迅派的乡土文学与沈从文的乡野抒情在立场与取向上恰恰相反：前者是对城市的认同，站在城市的立场上批判乡村，因而获得的是黑暗、封闭、愚昧的乡村视野；后者是对城市的反抗，站在批判城市的立场上想象乡村，因而创造了充满美感的乡野画面。”（29）我认同李书磊对鲁迅乡土文学所作的判断。周作人认为明代绍兴籍的张岱是个都会诗人，曾说：“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的背景”（30）。在这一点上,鲁迅与张岱相似。在鲁迅小说中没有呈现出乡村景观的风景之美，更多关注的是人事。在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东西之自然诗观》（31）中，将文艺的题材分为三种：人事、自然、超自然。鲁迅在文章中常表示自己是活在“人间”，关注“人间”。（32）
　　在《风波》的前三段描写了乡村的景物：

　　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的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面河的农家的烟突里，逐渐减少了炊烟，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的时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
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九斤老太的话。（33）

　　这里的景色描写是拟人化的，太阳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乌桕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短短的几笔勾勒，鲁迅的乡土文学不仅没有呈现出田园美，其乡土素描中还带有讽刺，并进一步对文人笔下常见的“田家乐”景象作了带嘲讽的揭露，指出以“田家乐”来认识乡土，是“不合事实”，较为肤浅的。鲁迅所描写的乡村几乎不呈现出中国文学中田园诗的传统，而是很清晰地对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作了梳理，对乡村的风土人情作了社会学性质的考察。这种乡土描写吸纳了他翻译的作品中的现代因素，带有反讽的性质，具有都市性。
　　《风波》里“文豪”的出现，带来了都市气息。这里 “文豪”一词，显然带有讽刺。（34）鲁迅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的《在一切艺术》中（35），有一段关于“文豪”下乡的叙述，与《风波》中的“文豪”相近：

　　“日本现今的文艺之士，不过是将人类已经知道的事，向乡下的乡下的又乡下去通知。为人类所轻蔑，已无法可想。……
……
　　然而，在乡下，听说是称为大文豪，大艺术家的。”

鲁迅的乡土小说是带有很强的揭露性的。即使是几笔风景描写，就与废名、沈从文等乡土小说中的田园风光不同。沈从文的讽刺和揭露指向都市，写乡村时，是带有遮蔽性的纯美的叙述。废名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呈现出风景之美，在景色之美中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寄托。风景描写在废名小说中的功能，已经远远超过其在传统小说中发挥的功能。风景成为叙事的目的之一，故事成为风景描写的托词，风景在废名小说中已具有了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意义。（36） “我好像风景就是我的家，不过我也最有我的乡愁。” （37）废名笔下的乡土风景既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审美，又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主体性很强的文化人的观望，其内在的复杂性通过不同的风景呈现出来。

　　　　　　　　　　　　　　三京城和故乡的双层故事

　　北京不仅是鲁迅小说的创作地，也经常出现在小说中。一类是北京、故乡的双重结构；还有一类就是直接描写北京生活的小说。前一类小说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占据重要位置。
　　鲁迅以类似绍兴之地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主要包括：《孔乙己》（1918年）、《药》（1919年）、《风波》（1920年）、《故乡》（1921年）、《阿Q正传》（1921年）、《社戏》（1922年）、《祝福》（1924年）等。孙伏园认为“鲁镇”是作者的父系故乡（绍兴城内都昌坊口）和母系故乡（绍兴东皋乡安桥头）的混合体；“咸亨酒店”却是一个真店名，就在都昌坊口；《药》中的刑场显然就是绍兴“古轩亭口”。（38）而鲁迅在1919年12月自北京回绍兴搬家之后，就几乎没有再回故乡绍兴。（39）所以，鲁迅所著大部分以绍兴为背景的小说，也包括杂文、散文，是通过回忆来写作的。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提出了“侨寓文学”的概念。鲁迅到北京之后，又补拓了部分绍兴的拓片，就是一种重新审视故土的表现。严家炎指出鲁迅的创作和“回忆”的密切关系，“从回忆来开始自己的新文学生涯，这是鲁迅创作的特点之一。”《呐喊》《彷徨》中许多小说及《野草》中一部分散文诗，素材都来源于回忆。（40）鲁迅在北京回忆故乡，从故乡寻找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寻找中国历史的问题。创作的小说是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的小说，而问题的出发点来自北京的思考。他选取故乡的题材，其小说乡中有城，城中有乡。
　　《狂人日记》中已出现“返乡”这样一种城市与乡土的双重空间，和单纯的乡土叙事拉开了距离。《狂人日记》日记的主人公是叙述者中学同学的弟弟。叙述者“适归故乡”，探望“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 叙述者是离开故乡的知识分子，用文言叙述；而留在故乡的“狂人”所记日记，使用的语言是白话。
　　使用白话写作，不仅是一种语言选择，也是一种立场的选择。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写。这是因为这时的鲁迅对文言和白话有了一个价值判断：“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41）
　　《社戏》的小说结构也是京城与故乡。《社戏》中对社戏的回忆起始于在北京看京戏时的拥挤。孙伏园考察了鲁迅在北京看几次京戏的情况，似乎可做《社戏》的创作背景。（42）而对社戏的描写是对“远哉遥遥”的过往的追忆，这种追忆究竟有几分真实，有几分是出于对京城文化的对抗产生的想象。尚钺发表于1926年的《观社戏》，却写出了在乡下看社戏的拥挤。（43）
　　《故乡》中，在北京所写的回忆如下：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
　　……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44）

在鲁迅笔下，美丽的故乡只存在于记忆中了。
　　在散文诗《风筝》中，也讲述了一个北京和故乡的双重故事。《风筝》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来说明为什么讲述故乡的故事，先要叙述“北京”，这对文章的结构和内涵所起到的作用。
　　《风筝》的核心性的故事原型，早在1919年创作并发表的《我的兄弟》（45）中，就已经写出。《我的兄弟》只是对故乡发生事件的回忆。而《风筝》的叙述地点是在北京，并且首尾呼应，在地点、时间上都设置为双层：北京—故乡、冬季—春季。
　　《我的兄弟》中的叙述较简单：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
    ……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
    ……
　　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
　　阿！我的兄弟。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
　　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

而《风筝》的开头和结尾都点明了这段追忆的地点是发生在北京。作者在北京的冬天回忆故乡的春天。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46）

很显然，北京的寥寥几笔风物描写，使得全篇形成了更立体的结构，其涵义也更加丰厚。孙玉石指出《风筝》中增加的描写，象征地传达出作者对于社会“季候”的感觉和憎恶。同时，《风筝》中把《我的兄弟》中思想的萌芽，升高到了更高理性思考的程度。（47）
　　孙玉石详细论述了北京风物引发鲁迅写作《风筝》的过程。据《鲁迅日记》记载，1924年12月30日这一天，北京连着下了两天的大雪：“雨雪。……下午霁，夜复雪。”第二天，大约晴天，刮起了北京冬天特有的大风，满地白雪，漫天飘舞，一片非常壮观的景象，这种景象，使鲁迅的内心，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他很少有地在自己12月31日的日记里，写下：“晴，大风吹雪盈空际。”这场纷飞的大雪和大雪过去之后北京街头的一番景象，触动了鲁迅新的艺术构思。1925年1月1日，鲁迅因为“惊异于青年消沉”，写下了《希望》。18天后，他写了散文诗《雪》。再过6天，他又写了《风筝》。（48）

　　　　　　　　　　　　　　四从《怀旧》到《狂人日记》

　　鲁迅曾于1911年在绍兴写了文言小说《怀旧》。（49）但鲁迅在自传里却说自己“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出登在《新青年》上的。”（50）在追述创作缘起的《呐喊•自序》和《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都没有提到《怀旧》。由此可判断，鲁迅认为自己小说创作的起点是《狂人日记》。
　　在《怀旧》中，已出现了后来鲁迅文学创作中的一些要素。但是，与后来鲁迅的小说创作相比，首先《怀旧》的语言是文言；第二，支撑起《怀旧》全篇创作的主要是作者的乡土社会经验。第三，《怀旧》的叙述是在乡土内部进行的叙述，叙述者是一个幼童的身份。与鲁迅后来的小说创作相比，《怀旧》中的叙述者较为弱小。《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小说叙述者的力量很强大，甚至在文本中形成双重甚至多重叙述，叙述者背后有时还有隐藏作者。《孔乙己》以“小伙计”作为叙述者，但小伙计的背后还有一层叙述者。（51）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怀旧》叙述的社会生活还主要局限于社会水平流动这一层面，而《狂人日记》已经对传统思想提出了质疑，开始进行揭示。《孔乙己》《阿Q正传》都开始出现了社会垂直流动的叙述。
　　卡尔•曼海姆指出，就使人处于徘徊不定状态、因而对他们自己的传统世界观产生怀疑的过程而言，社会垂直流动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社会垂直流动是指存在于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在社会性升迁和社会性贬抑意义上的快速移动。只有当水平流动与剧烈的垂直流动同时出现的时代，人们对他们自己那些思想方式之一般和永恒的有效性的信仰才会发生动摇。（52）
　　《怀旧》描写的是一个本土故事，虽然叙述的故事涉及辛亥等时事，但还没有达到具有能够概括中国国情的普遍性。《呐喊•自序》中追述创作缘起时，所用的“铁屋子”的比喻，已有“中国”的喻体。孙郁把“铁屋子”的意象与绍兴会馆的实体进行联系，并指出绍兴会馆成了鲁迅笔下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它的隐喻性包含了对旧京环境的嘲弄。（53）在日本形成的思想，经过沉潜和《怀旧》的过渡，在绍兴会馆中酝酿产生了最初一篇《狂人日记》。
　　从《怀旧》到《狂人日记》，完成了周树人到鲁迅的脱胎换骨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创作地北京对鲁迅的创作起到了“起兴”作用。北京的时务和文化氛围引发他对乡土的深思，从而创作出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的小说。

注释：
1《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7卷第4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在《鲁迅自传》和《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也自言“生于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
2 《 110731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8页。
3 《鲁迅日记》记载，1913年10月18日：“夜译论毕，约六千字，题曰《儿童之好奇心》，上野阳一著也。”
4 《社会教育与趣味》，《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第36-37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5 《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第453页。
6 《热风•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1卷，第360页。
7 （法）亨利•勒菲弗著、李春译：《空间与政治》（第二版），第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8 从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许寿裳《教育部职员表》中，可看出许寿裳的任职履历。见下表：
                                            高等甄别委员会调查履历册
官职参事曾在某学校修某学科若干年曾否毕业曾任何官曾办何项行政事务若干年有无成绩
姓名许寿裳曾在日本弘文学校普通科二年毕业，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修历史地理科四年，前清光绪戊申年三月毕业前清学部七品小京官前清宣统元年三月至十二月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兼优级地理学心理学教员，二年正月至六月任该堂优级地理学心理学教员，八月至三年三月代理京师译学馆历史地理教员，三年正月任北京优级师范学堂教育学心理学教员至十月停校止，民国元年一月任南京本部部员担任学校教育司事务兼法令起草事宜，五月六日任本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主任，八月改任第三科科长
年岁三十三
籍贯浙江绍兴

9 1910年12月21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追忆了木瓜之役和在弘文学院时的学潮。
10 《110412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6页。
11 《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页。
12 《北京最近之户口》（《晨钟报》1916年10月7号第六版）：“北京之户口，兹据京师警察厅最近之调查，共有二万六百户，一百三十万一千八百人。此外，无一定住宿之苦力及车夫尚约有五十万人云。”
13 参见袁熹：《近代北京的市民生活》第15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版。
14 王德威：《<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序二》，《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15 参见谭其骧《<中国七大古都>序》，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第１－１４页，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16 参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7 袁熹：《北京城市发展史》（近代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
18 参阅王瑶：《鲁迅和北京》，收入《鲁迅与中国文学》，第117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７月版。
19 （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2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20 《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23-225页。
21 《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86页。
22 《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389页。
23 《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第353页。
24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破坏了。” 《鲁迅全集》第4卷，第527页。
25 《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307-308页。
26 27《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365页。

28 参见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第1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版。
29 李书磊：《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第120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
30 周作人：《<陶庵梦忆>序》,收入《周作人文类编•本色》，第37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31 见《莽原》半月刊第2期。
32 鲁迅：《华盖集题记》：“我活在人间”。《莽原》半月刊第2期，1926年1月25日。
33 《呐喊•风波》，《鲁迅全集》第1卷，第491页。
34 发表于1933年《申报•自由谈》的《“商定”文豪》也是将“文豪”一词用于讽刺。
35 发表于《莽原》第14期，1926年7月。
36 参见刘勇：《废名小说的时间与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2期，第25至26页。风景描写在传统小说中通常只是为故事的展开、人物的活动提供背景或舞台。
37 《桥•水上》，收入《废名集》第二卷，王风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584页。
38 参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收《鲁迅回忆录》（专著上）第84页，79页。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版。
39 参见《鲁迅在绍兴活动简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此后，由于种种原因，鲁迅没有再回故乡绍兴。”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第284-28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
40 严家炎：《读<社戏>》，《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2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版。陈平原在《<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序一》中，也论及鲁迅对记忆与忘却的叙述，《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41 50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
42 孙伏园：《<呐喊>谈丛•<社戏>》，《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3期。
43 参看尚钺：《观社戏》，《国民新报副刊》第二十八号，1926年1月5日。
44 《鲁迅全集》第1卷，第501-504页。
45 《集外集拾遗补编•自言自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119页。
46 《野草•风筝》，《鲁迅全集》第2卷，第187-189页。
47 48参见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第115-116页，
96-97页， 107页。
49 《鲁迅年谱》参考鲁迅和周作人的两说，推断《怀旧》写于辛亥革命高潮中，绍兴光复前。《鲁迅年谱》第一卷第248页，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9月版。张丽华曾对《怀旧》的写作时间做过一番考证，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依然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段：辛亥革命前后鲁迅赋闲在家的时候。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

51 汪晖在《反抗绝望》中，也比较了《怀旧》与《孔乙己》的叙事模式。他指出，《孔乙己》的叙事模式在《怀旧》中就已出现，《怀旧》也是以回忆童年经历的形式叙述故事，故事和人物都在稚童眼中呈现，并且这两篇小说都系统地运用了反语技巧；但实际上，《孔乙己》的叙事过程较之《怀旧》远为复杂。第一，《孔乙己》运用了叙述人对读者的有意识误导，叙述语调的克制、冷漠、与己无关调动了读者的态度，而叙事过程对语调构成的反讽实际上也深入到读者的灵魂深处，这是一种相当高超的叙述技巧。《怀旧》显然单纯得多，定点透视与反语技巧的传达效果是明晰的、固定的，叙事结构是自足完整的，不像《孔乙己》的开放的叙事结构，后者需要读者的参与才能最终达到叙事结构的预定效果。第二，《孔乙己》的叙事结构实际上已包蕴了那种在自我与世界或描述对象的普遍联系中进行自我认知的哲学性原则，这在《怀旧》时代远未形成。汪晖：《反抗绝望》第343-34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
52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艾彦译，第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8月版。
53 孙郁：《周氏兄弟笔下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登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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