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父性侵案”迎来转机，李星星背后这个女人不简单

作者：唤醒·疗愈·创造

活成一束光一般，用内心的智慧、力量和慈悲照亮世界的女性是什么样的？

郭建梅是最好的答案。

“高管性侵案”爆出以后，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不适，还勾起了一些人早年遭受性侵的创伤。

随着案件的发酵，人们一边对李星星心疼不已，一边又对鲍某明的法律专家背景、巧舌如簧的辩驳以及精心的设计深感无力和愤怒。

此时，郭建梅站在了这个弱小无助的女孩身边。

（郭建梅）

这位北大毕业、能力出众、双商超高、精通法律的律师，免费接了李星星的案子，成为她的法律代理人，她的“守护神”，一切有了希望。

郭建梅是中国首位专职公益律师，在接手李星星的案件之前，免费接了近5600件弱势女性的案子。

每一件都复杂难缠、无人关注、胜算极低，也根本赚不到钱。

但在她的努力之下，不堪家暴杀死丈夫的女人由死刑改判死缓，被强奸却得不到赔偿的女孩争取到了正当权益，被丈夫挖眼的产妇筹到了捐款、换上了义眼。

从34岁那年放弃高薪工作，走上公益律师的道路开始，郭建梅已经坚持了26年。

没人能理解她：你是不是疯了？图什么呢？

她却一直笃定：去帮助需要帮助的女孩，这是我做律师的意义。

郭建梅是真正的“女神”，这样的女人，有着非凡的心理品质。

看见苦难

心理学认为，生命的根本需求，在于被看见。

这个“看见”，不仅仅是看见一个人的物质存在，还有心灵存在，也就是看见他人的感受、情绪和心理状态。

我有一个朋友，知性温柔，谦和有礼，人缘极好。

有一次，和她逛超市，轮到她结账时，一个胖胖的女收银员态度恶劣地催促：你篮子里的东西能不能快点拿出来？跟个大爷一样，别耽误我下班！

这种“蛮横劲儿”第一次见，我和她都愣住了。

刚要和她理论，朋友拦下我，调整了一下表情，温和中略带一丝关切地说：大姐，您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可以理解的，我尽快结账。

女收银员听完嘴角抽动了一下，眼圈红了，神态明显缓和了很多，结完了朋友这单，急匆匆地离开了。

穿透“攻击”的表象，看见真实的情绪，女收银员的痛苦、烦闷、委屈、压抑，都被深深地理解了，这是两个灵魂全然相遇的时刻。

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会引发“共情”：一种能深入他人主观世界，了解其感受的能力。

通俗来说就是：我从我的世界里暂时抽离出来，跨过边界，来到你的世界，陪你呆一会。

于是，朋友进入了女收银员的世界，急她之所急，很配合地快速结完了账。

如果没有“看见”，很可能的后果是一通骂战，最终以投诉收场，朋友失去了好心情，对方可能会丢掉一份工作，谁都不是赢家。

最可惜的是，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联结和共振的机会，成了两座荒草丛生的孤岛。

有一种抑郁症，叫“微笑抑郁症”，谁都想不到，那些平日里看似阳光开朗、积极乐观的人，会在某个夜晚，从楼上一跃而下。

若是拥有“看见”的能力，那微笑背后山崩地裂般的黑色情绪，也许就有被温柔相待的机会。

看见之后才能共情，共情之后才会懂得，懂得之后才有慈悲。

郭建梅看见了弱势女性任人摆布之下的痛苦、恐惧、愤怒、无助，而原生家庭“重男轻女”留下的创伤，让她得以深刻的共情和理解当事人，悲悯之心油然而生。

容纳黑暗

除了“看见”，还要有足够的心理空间，去承载、容纳和消解复杂的情绪，精神分析流派把这个空间称为“抱持性空间”，也形象地比喻为“容器”。

电影《阿甘正传》里，阿甘的母亲就是一个好容器。

电影《阿甘正传》

阿甘天生智力缺陷，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和灾难。

但阿甘的母亲不但容纳和处理好了自己的情绪，还给了阿甘极大的爱的输出。

当阿甘的脚卡在下水道，路人露出鄙夷嘲讽的目光，她温柔地一点点帮阿甘解除困境，并鼓励儿子：你和别人是一样的，不要因他人的歧视而害怕自卑。

她尊重阿甘的人格，教育他自尊自爱，当别人轻蔑地问“你是傻瓜吗？”，阿甘才能自信地回答“我妈妈说，做傻事的人才是傻瓜。”

这种温柔的抱持，给残障的阿甘营造了一个足够安全的环境。

哪怕有时与人性的黑暗无限接近，回到这个空间里，恐惧和不安也能得到充分释放和接纳，被消化之后，再重新反馈和滋养阿甘。

而妈妈这个好客体，以及容器的功能，也内化进了阿甘的心里，成了他此生最棒的礼物，即使智力残障，却凭借强大的心智模式，活出了令无数人羡慕的人生。

心理学家施琪嘉曾说：你要去接近恶、理解恶，才会懂得如何避开恶。

将人性一分为二，只选择接近“真善美”的人，也许是因为没有“容纳黑暗”的能力，害怕遭到黑暗的反噬。

对于阿甘一家而言，身体的缺陷、人们的讥讽与恶意，是避无可避的阴暗面，而他们拥抱、过滤、解毒，整合了爱与恨、黑与白，发育出了更加完整的人格。

郭建梅也同样如此。

作为公益律师，在无数棘手复杂的案件中，接触到的几乎都是人性至暗的一面。

她首先要有足够的能量，去挖掘黑暗、深入黑暗，并涵容自己面对黑暗时的情绪和状态，之后，才可能充分发挥所长，用法律重新去解释、去定义、去维护，守护弱势女性。

这也是一个解毒和反哺的过程。

“容器”是一种宝贵的功能，前提是拥有稳定的核心自我。

自我破碎的人，内心盛满了自己波动的、难以消化的情绪，不仅解不了毒，可能还会将自己的“毒”，盲目投向其他人。

构建意义

一束光，本来没有意义，但是有了需要它的万物，它便有了使命和意义。

这与郭建梅那句“因为她们需要帮助，这是做律师的意义”有着相同的意味。

人本存在主义认为，人被无端抛诸于世，本来是无意义的，人生是一个自我构建和赋予意义的过程。

墨西哥国宝级传奇女画家弗里达，跌宕起伏的一生，至今仍未被人遗忘。

6岁小儿麻痹，右腿萎缩，18岁遭遇车祸，全身粉碎性骨折，终生不育，余生遭遇了无数次出轨和背叛、流产、多年卧床不起、反复手术和难以想象的疼痛。

“我曾经被打断、重接、再重新矫正，很多很多次，我就像个拼图玩具。”

支离破碎的身体和命运，她唯一拥有的只有痛苦。

但是，她却赋予苦难以价值：世界以痛吻我，而我报之以画。

绘画成了一条纽带，一端联结起她的全部痛苦，一端联结起需要被鼓舞的人们，而她在中间，构建着自己的人生意义。

她的作品有着极强的个人色彩和艺术价值，连毕加索都曾自愧不如。

“我画中的信息就是痛苦，彻底地画出我的生活，我相信这是最好的作品。”

虽然此生短暂，弗里达却成了最贵的艺术家之一，头像被印在500比索上，成为墨西哥的文化符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缪斯女神。

她的画，她在荆棘中怒放的生命，深深影响着人们，她将毕生苦难，活成了一部女性史诗。

但遗憾的是，受金钱和名利驱使而日渐符号化的人们，很多都忘记了“人生意义”这件事。

郭建梅说，她的大学同学，现在都已成为社会中上流人士，每次同学相见，问她的第一句话永远是：你怎么还在做公益律师？

可是，光赚钱、打稳赢的官司，这还是“维护公平和正义”的律师吗？

所谓使命，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和服务有需要的众生，而这也正是赋予人生意义的过程。

力量有大小之分，使命无高下之别，世界由此见证你的存在。

弗里达如此，郭建梅亦是如此，每一个努力寻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人，都是如此。

愿每一位女性，都能活成这样的一束光，滋养自己，也照亮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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