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梁实秋

　　文│刘宜庆

　　1968年6月，身在美国西雅图的梁实秋翻览《中央日报》时，忽然读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梁实秋凝视着报纸上的文字，拿出一直珍藏着的沈从文写给他的一封信：

　　实秋先生：

　　韦丛芜兄译有《英国文学史》（拜伦时），据闻有数处不确处，你曾为改正过，他自己已改正了数点，很希望得见到你所指出的误处，因此书行将连同另一部分付印，若能得你将可商酌处参考，实极感谢。他想你把那书(经你指出的)寄给他，他的住处是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泰辰里七号。若这事并不十分麻烦你，我想得到这书的他一定非常高兴。

　　从文顿首

　　见信如面，梁实秋遂回忆起了沈从文，并据此写了一篇《忆沈从文》，因不敢完全相信报纸上的消息，故未发表。1973年6月，梁实秋在美国西雅图读到了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获悉沈从文尚在人间，方知之前的死讯是谣传，他不由感慨道：“人的生死可以随便传来传去，真是人间何世！”

　　梁实秋在《忆沈从文》两篇短文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印象中的沈从文：“我记忆中沈从文瘦小而弱，身体很坏，脸色苍白，常常流鼻血，一流鼻血脸就更苍白了……印象中他是很孤独，不与人来往，就是在房里拼命写东西。”“从文虽然笔下洋洋洒洒，却不健谈，见了人总是低着头羞答答的，说话也是细声细气”。

　　【共同执教中国公学】

　　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这期间，沈从文用笔名休芸芸投来小说稿，他用细尖钢笔书写，字体挺拔娟秀，深得徐志摩赞誉。当时，梁实秋也给《晨报副刊》写过稿子，与徐志摩有些交流。徐志摩将沈从文的小说稿拿给梁实秋看，梁实秋也便知道了沈从文其人。

　　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担任编辑的梁实秋与撰稿的沈从文成为“新月同仁”。梁实秋曾在《忆沈从文》一文中回忆起两人的初次结识：“后来我们办《新月》月刊，沈从文写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在月刊上发表，每期写一万五千字。当时他很穷，来要稿费，书店的人说要梁先生盖章才行。沈从文就找到我家来了，他人很奇怪，不走前门按铃，走后门，家里的佣人把收据给我，我看是‘沈从文’，盖了章。后来我想下来看看他，但是他已经走远了。”

　　闲暇时，沈从文与梁实秋等同仁也经常聚集在新月书店。据余上沅夫人陈衡粹回忆：“新月的同仁如胡适、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邵洵美、饶孟侃、叶公超、沈从文、潘光旦、罗努生（隆基）等等，每每聚集在书店里高谈阔论。”想来话题的核心，都集中在胡适之、徐志摩、罗隆基等人身上，沈从文只是默默地聆听。在梁实秋的印象中，沈从文不善言辞。但在生活上，文学团体同道中人对沈从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沈从文的《不死日记》中可以看到，新月文人聚餐，诗酒相伴，有时盛情难却，沈也会小酌两杯，他在这里学会了饮酒。

　　既进入新月同仁的场域，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走到中心却又疏离，这可能是沈从文一贯的姿态。

　　据史料披露，梁实秋对沈从文多少有一些帮助。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我的教育》《牛》《灯》《绅士的太太》，文论《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等，都是梁实秋负责编辑《新月》时经手编发的。可以说，这些作品的刊发，对于沈从文步入文坛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8年4月，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后，受其邀请，梁实秋任外国文学系教授。1929年8月，经徐志摩介绍，胡适同意，沈从文被聘为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小说习作、新文学研究等选修课程。他小学毕业，纯靠自学登上大学讲台，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

　　沈从文不善言辞，在上第一堂课之前，他准备了丰富的资料。选他课的约有20多人，但由于他在文坛上已崭露头角，许多人慕名而来。众目睽睽之下，沈从文的脸憋得通红，他站在讲台前，久久说不出话来，足足僵持了10分钟。后来，预定1小时多的授课内容，他在10多分钟内便全部讲完了。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议论纷纷，这一轶事也传到了校长胡适耳朵里。胡适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梁实秋在《忆沈从文》中则评价道：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因为一个没有正常的适当的学历、资历的青年而能被人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是很不容易的。从文初登讲坛，怯场是意中事。据他自己说，上课之前作了充分准备，以为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不料面对黑压压一片人头，三言两语地就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剩下许多时间非得临时编造不可，否则就要冷场，这使他颇为受窘。一位教师不擅言辞，不算是太大的短处，若是没有足够的学识便难获得大家的敬服。因此之故，从文虽然不是顶会说话的人，仍不失为成功的受欢迎的教师。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需要有启发别人的力量才不愧为人师，在这一点上从文有他独到之处，因为他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好学深思的性格。”

　　【青岛的同仁之雅】

　　1930年4月，杨振声被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在大学筹备期间，他亲自到上海去物色教师。杨振声通过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求贤若渴的杨振声深知梁实秋的学术造诣，所以立即邀闻一多、梁实秋二人同到青岛大学执教。他极力向闻一多和梁实秋推荐青岛，“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不妨“先尝后买”。

　　在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颇不平静。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的观念，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激烈的学术争论，深以孤立无援为苦，这让他渐萌逃意。梁实秋后来回忆：“他（杨振声）要一多去主持国文系，要我去主持外文系，我们当时唯唯否否，不敢决定……我久已厌恶沪上尘嚣，闻之心动，于是我与一多约，我正要回北平省亲，相偕顺路到青岛一觇究竟，再作定夺。”没想到这一看，立刻就认定了“这地方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够标准，宜于定居……一言以决，决定在青岛任教”。

　　暑假过后，梁实秋如期而至。随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夫人程季淑和长女梁文茜、儿子梁文骐等。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任图书馆馆长，工作十分忙碌，除了教学，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读书、写作和翻译上。梁实秋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同年，杨振声多方打听，还想物色一位写作课老师，徐志摩和胡适向他推荐了沈从文。当时，杨振声有过一瞬间的犹豫，因为在教育部对大学师资的要求中，大学学历是重要条件，而国立青岛大学的教师，许多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按说根本没有进入大学体制任教的机会。

　　其实，早在一年多前，杨振声就曾邀沈从文前去任教，沈从文接受了路费，却未能成行，而是去了武汉大学。杨振声向沈从文发出邀请后，反倒是沈从文思来想去，之所以没有立刻答应，其原因或可从沈从文致好友王际真的信中得到答案，他说：“我不久或到青岛去，但又成天只想转上海，因为北平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是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的。”由此可见，青岛并非沈从文的理想之地，他生怕离开上海之后，写不出文章。可正值时局动荡，上海各私立大学已停办，如果抛弃教职，专职写作是难以养活自己的。

　　1931年8月，沈从文离开繁杂的上海，来到偏于一隅的青岛任教。他在日记中写道：“学校还是照常上课，地方安静，不会出什么事故。”他租住在福山路国立青岛大学教师宿舍（今福山路3号），沈从文曾回忆道：“房屋刚粉刷过，楼前花园里花木尚未栽好，只在甬道旁有三四丛珍珠梅，剪成蘑菇形树顶，开放出一缕缕细碎的花朵，增加了院中清韵风光。”

　　《新月》杂志的主编叶公超来青岛，曾为他在楼前拍摄了一张照片。他说，这座小楼住着12个人，沈从文是讲师，有单独的房间。由于青岛比较潮湿，沈从文就给自己的居室起了个雅号“窄而霉斋”。

　　沈从文担任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任讲师，开设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课程，如此，他与梁实秋又有了大约一年多的同仁之雅。

　　【《八骏图》与“酒中八仙”】

　　在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有一个著名的小团体——“酒中八仙”。校长杨振声每逢闲暇，便带领酒局成员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等，“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豁拳行令，三十斤花雕一坛，一夕而罄”。酒酣之余，这“八仙”也不时结伴出游，近则济南，远则南京、北京，或是一起在海边散步、到崂山观光，或是去海滨公园观赏海棠、樱花。

　　由于性格不喜热闹，沈从文很少参与这样的宴饮，甚至还有点儿反感，他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小说《八骏图》，对小说中的甲、乙、丙、丁等教授的生活予以讽刺。

　　《八骏图》里的八骏，指的是八位教授，他们有的是物理学家，有的是生物学家、哲学家、史汉学家、六朝文学专家等。由于内容涉及教授的家庭生活，又颇有些挖苦之意，因此引起了一些敏感人士的不满。沈从文在《八骏图》中影射的究竟是谁，历来众说纷纭，据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先生考证，《八骏图》中有梁实秋、闻一多等人的影子。

　　因远离“酒中八仙”，也不与梁实秋同系工作，沈从文与梁实秋交往并不算密切。总的来说，两人因志趣和性格的因素，并不是亲密的朋友。一般来说，亲密的朋友，除了志趣相投，生活合拍，彼此还会赠送小的礼物，比如梁实秋与黄际遇。

　　1932年10月24日，梁实秋赠送好友黄际遇一本《新月》。当天，黄际遇在日记中写道：“实秋贻《新月》（四卷三号）一册，卧阅沈从文《若墨医生》一首，饶富构想之力。”《若墨医生》是沈从文的一篇小说，小说是以张采真烈士为原型创作的。

　　尽管与同事的关系有点疏离，但沈从文在青岛收获了爱情。1932年夏天，沈从文终于得到了苦苦追求四年的张兆和的芳心，两人情定终生。之后，张兆和从苏州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内编英文书目，也成了梁实秋的部下。

　　【“梁实秋已不‘古典’”】

　　沈从文在给好友的信中，习惯描写身边友朋的动向，有段时间里，梁实秋的名字几次出现在了沈从文的信中——当然，他的名字是与俞珊联系在一起的。俞珊乃望族名媛，祖父俞明震是前清翰林，曾任江南水师学堂督办等职；父亲俞大纯，留学德国时与陈寅恪是同学；叔父俞大维是国府要员。俞珊生于日本东京，少时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后入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及南京金陵大学，她天生丽质，才貌双全。

　　1929年，田汉带领南国社剧团到南京金陵大学演出话剧《湖上的悲剧》，发现该校女生俞珊有演剧才华。应田汉之邀，俞珊加入了南国社。

　　之后，俞珊果然不负众望，在南国社的第二期公演中，因出演“莎乐美”声名鹊起。不久，她又继续主演了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的同名话剧，名声更是如日中天，成为了一颗璀璨炫目的明星。

　　当时有好几位文化名流都拜倒在了俞珊的石榴裙下。据说，徐志摩便因为倾慕俞珊，在上海四明村的书房里挂起了一幅俞珊在《莎乐美》中的剧照。俞珊在排演《卡门》时，为了塑造好卡门的形象，常常登门向徐志摩夫妇请教。徐志摩心花怒放，陆小曼看在眼里，醋意顿生。她警告徐志摩道：“你可不能拿辜老（辜鸿铭）的茶壶比喻来做借口，而去多置茶杯。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可不行。”

　　平素聚会攀谈间，徐志摩时常向梁实秋等人谈起俞珊如何迷人，这让梁实秋不免心动。1929年8月，俞珊主演的《莎乐美》在上海公演时，梁实秋便专门前去捧场。

　　不过，就在俞珊登上演艺之路的顶峰时，却遭到了父亲俞大纯的激烈反对。俞大纯认为女儿当戏子有损名望，警告她若再上舞台，就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俞珊无奈，只得遵从父命。

　　1930年，俞珊在上海患上疟疾和伤寒，身体稍好后，医生劝她到风景宜人之处休养。当时的梁实秋是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他常常在给徐志摩的信中，询问俞珊病后康复的近况。随后，梁又邀请俞到青岛散心，还给她在青岛大学安排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闲职。

　　没想到，俞珊的到来，搅乱了青岛大学的一池春水。1931年6月14日，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写道：“星期四下午又见杨金甫（杨振声），听了不少关于俞珊的话。好一位小姐，差些一个大学都被她闹散了……想起来还算咱们露脸，至少不曾闹什么话柄。夫人！你的大度是最可佩服的。”

　　在众多追求者当中，最终是不苟言笑、稍显木讷的文学院教授赵太侔抱得美人归。尽管赵太侔当时已有妻儿，但他为了俞珊果断与发妻离婚，恢复自由身，此举感动到了俞，因此对赵太侔另眼相看。加上赵太侔在留学美国期间，曾经主修戏剧专业，在这一点上，他有着别人无法相较的优势。二人的婚事在当时的青岛成为新闻。

　　【梁实秋入股饭店】

　　梁实秋在青岛住了四年，他非常喜欢青岛的山与海、红瓦与绿树、民俗与风情。晚年梁实秋回望在青岛的时光，这里是他心目中民风淳厚的“君子国”，人生漂泊之中的久居之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好地方。除此之外，可能还有经济方面的因素。

　　晚年时，沈从文对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梁实秋在厚德福和顺兴楼这两处饭店有股份。此言不虚，臧克家对此也有记录，他曾回忆道：

　　青岛有个颇有点名望的餐馆，名叫“厚德福”，据说梁实秋先生就是它的股东之一，我们在这儿聚过餐。文友中，赵少侯先生酒量最大，家中酒罐子一个又一个。老舍先生也能喝几杯，他酒量不大，但划起拳来却感情充沛，声如洪钟。

　　厚德福是一家河南菜馆，主打豫菜风味，总号在北京。说起来，梁氏家族与厚德福颇有渊源——梁实秋的祖父梁芝山是厚德福的股东。厚德福到青岛开分店，是北平厚德福饭庄老掌柜陈连堂先生听从了梁的建议，“酒中八仙”的欢宴畅饮就常在这个酒楼中进行。

　　1933年7月，沈从文离开了国立青岛大学，与杨振声一起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还做了杨振声的助手，一起编写国文教科书。1934年8月，梁实秋在胡适和其父的多次催促之下，亦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青岛，赴北京大学任教。

　　1938年，梁实秋应教育部次长张道藩的邀请，加入“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担任教科书组主任一职，主编抗战用的教科书。开展工作前，梁实秋拿来杨振声、沈从文编的国文教科书参阅，据他评价：“书编得很精彩，偏重于趣味，可惜不久抗战军兴，书甫编竣，已不合时代需要，故从未印行。”

　　抗战期间，因昆明遭到日寇飞机轰炸，沈从文一家迁往呈贡，最初住在龙街杨家大院。1944年下半年，沈从文一家从杨家大院搬到跑马山桃园新村。这年秋天，桃园新村村长、地方士绅李沛阶见沈从文一家生活清苦，出于好意，劝沈从文在自己的酒厂里挂名股东“吃干股”，这样可以改善一下生活。当年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教授的生活困难，就是挂名股东“吃干股”，亦无可厚非。但沈从文婉言谢绝了李的好意，由此可见他为人淡泊名利——沈从文爱惜自己的羽毛，从不做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事情，这一点令人感佩。

　　1946年，沈从文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47年5月，天津《益世报》社长刘豁轩计划在该报办一个小品副刊，他给沈从文去信，希望能约请梁实秋主持。沈从文时任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主编，他连续给该报驻北平特派员秦晋两封信，其中一篇如此写道：秦晋兄：

　　豁轩先生来信，拟请实秋先生编一小品特刊。一切办法如《文学》。弟本意或与兄同访实秋先生，促成其事。不幸日来因病倒下，呛血，近方发现，医嘱躺下再说，恐有半月方能离床。盼兄一访洽，务期其成。专颂著安。

　　弟 沈从文 顿首

　　沈从文信中饱含着对梁实秋的友情、尊重和信任。梁实秋接受邀请主持了《星期日小品》副刊，自1947年7月20日创办到1948年1月11日止，共25期，几乎每期都写了文章。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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