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新月:发现梁实秋及其他

发布时间:2024-12-18 06:11

《钩沉新月:发现梁实秋及其他》中研究文人间交游的点滴往事、挖掘整理他们散佚的篇章文字,在给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他们现实生活的时空之门、让我们得以现身于他们的生活情境之中的同时,也打通了文化史上的诸多脉络,让书中的历史、故事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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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的自画像

陈子善,1948年生,上海市人。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数据与研究中心主任。先后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长期致力于张爱玲、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等现代作家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著有《遗落的明珠》、《中国现代文学侧影》、《文人事》、《捞针集》

2009年秋季,胡适的新诗集,也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开山之作《尝试集》第二编初稿本惊现杭州西泠印社拍卖会。这是近年来首次出现如此集中又相对完整的不为人知的胡适诗稿,是胡适作品版本研究上的一个重要发现。

这部《尝试集》第二编初稿本为毛边纸合订本,共计58页,胡适墨笔所书,又有多处红笔修改补充,编订于1918年6月。而《尝试集》1920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换言之,该稿本是《尝试集》初版本所收第二编的初稿本。由此也可见,早在《尝试集》问世两年前,胡适就已着手编选这部被文学史家认定为划时代的新诗集了。

把这部《尝试集》第二编初稿本与《尝试集》初版本里的第二编作一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初稿本共收《一念》、《鸽子》、《人力车夫》、《十二月五夜月》、《老鸦》、《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新婚杂诗(五首)》、《老洛伯》、《四月二十五夜》、《看花》、《你莫忘记》、《如梦令》、《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关不住了!》、《希望》15题19首诗,其中《老洛伯》、《希望》两首是英文译诗并附原文铅印3页,另有《生查子》、《丁巳除夕》、《戏孟和》三首已分别用黑笔或红笔圈去。到了《尝试集》初版本第二编,抽出其中的《十二月五夜月》一首,补入《应该》、《送叔永回四川》、《一颗星儿》、《威权》等11首诗。《尝试集》1920年9月再版本的第二编,又补入《示威?》、《纪梦》等6首诗。《尝试集》的定本是1922年10月出版的“增订四版”。把增订四版本第二编与初稿本比较,就增删更大,差别更大。因此,这部第二编初稿本对探讨《尝试集》从手稿开始的版本变迁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更令人欣喜的是,《尝试集》第二编初稿本前有胡适本人的一篇自序(以下简称《初稿本自序》),这是海内外胡适研究界以前不知道的。《尝试集》初版本中,第一编有序,附录的《去国集》也有序,唯独第二编无序。《初稿本自序》的发现,说明《尝试集》第二编原来也是有序的!现把这篇序照录如下:

我初到纽约时,看见那些方块形的房子,觉得没有诗料可寻。不料后来居然做了许多诗。《尝试集》的第一编,除了一首《百字令》,两首《如梦令》之外,全部是在纽约做的。自从我去年秋间来北京,——尘土的北京,龌龊的北京,——居然也会做了一些诗。我仔细想来,这都是朋友的益处。纽约的诗,是叔永、杏佛、经农、觐庄、衡哲五个人的功,北京的诗是尹默、玄同、半农三个人的影响。有人说过。思想与文学都是社会的出产物,这话真不错。西洋人著书往往把他的书“贡献”给他所最敬爱的亲人师友。我若真个仿行此俗,一定把《尝试集》的第一编贡献给叔束们五个人,——只怕有人不肯受这种旁行小道的贡献!——一定把第二集贡献给尹默们三个人。我想这三位或者不至于不肯受这种贡献了。

这一编与第一编不同之处全在诗体更自由了。这个诗体自由的趋向,我曾叫他做“诗体的释放”。诗体有四个部分:一是用的字,二是用的文法,三是句子的长短,四是音节。(音节包括“韵”与“音调”等等。)音节是释放与未释放的诗体都该有的。如“关门闭之掩柴扉”,以音节论,有什么毛病可指摘?姑且不论。我的第一编只做的第一、第二两层的一部分。只因为不曾做到第三步的释放,故不能不省时夹用文言的字与文言的文法。后来因玄同指出我的白话诗里许多不白话的所在,我方才觉得要做到第一第二两层,非从第三层下手不可。所以这一编的诗差不多全是长短不齐的句子。这是我自己的诗体大释放。自经这一步的释放,诗体更自由了,达意表情也就能更曲折如意了。如《老鸦》一首,若非诗体释放,决不能做这种诗。若把《老洛伯》一篇比《去国集》里的《哀希腊》十六章,那更不用说了。

这种诗体的释放。依我看来,正合中国文学史上的自然趋势。诗变为词,词变为曲,只不过是这三层(字,文法,句的长短)的释放。词是长短句了,但还有一定的字数和平仄。曲的长短句中,可加衬字,又平仄更可通融了,但还有曲牌和套数的限制。我们现在的诗体大释放,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怎么说,就怎么说。诗的内容,我不配自己下批评,但单就形式上,诗体上,看来,这也可算得进一步了。

民国七年六月七夜,胡适。

这篇《初稿本自序》是否全文?开头部分似有缺失,待考。

有意思的是,在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十一册中,也收有一篇《<尝试集>第二编自序》。这篇《自序》仅两段文字,经仔细核对,这两段内容与《初稿本自序》的第二、三段完全一致。换言之,这篇《自序》缺了《初稿本自序》的第一段,也许是《初稿本自序》的第二稿。而且从笔迹判断,这篇《自序》是他人的抄本,并非出自胡适本人手笔。为何后来《尝试集》正式出版时,第二编《初稿本自序》和抄本的《自序》都弃之未用,也待考。不过,这两篇自序中关于“诗体大释放”的一些意见,经过修改充实后,已经写入《尝试集》初版本的自序中了。

尽管如此,《第二编初稿本自序》仍应引起重视。胡适在序中回顾了自己当时在纽约和北京尝试创作新诗的经历,以及他所先后得到的任鸿隽(叔永)、陈衡哲、杨杏佛、朱经农、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鼓励和支持此序初步阐释了胡适的“诗体大释放”观点,简要论述了中国诗歌从诗变为词、词变为曲、曲再变为白话诗的过程,并且探讨新诗创作“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如何成为可能,对研究胡适新诗观的形成、对研究早期中国新诗都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

2012年12月17日是胡适诞辰120周年,就以这篇小文作为对这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中国新诗倡导者的纪念。

(原载2012年12月1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本书是我从1980年代后期至今,研究“新月派”诸子文章的结集。“新月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已不必我再辞费了,我只在这里对我研究“新月派”的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

与许多同道一样,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是从鲁迅起家的。具体地说,是从注释《鲁迅全集·书信卷》起步的,逐渐扩大到与鲁迅关系密切的郁达夫、周作人、台静农等作家,再扩大到与鲁迅意见相左、乃至发生过严重冲突的“新月派”诸子。我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而正常的过程。因为现代文学史本来就是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不研究鲁迅的对立面,甚至对鲁迅的对立面简单地全盘否定,都不是严肃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应持的态度。如果这样做,鲁迅研究其实也无法再进一步深入。

当我开始关注“新月派”诸子时,我发现除了梁实秋还在台北、孙大雨还在上海,其他各位都已经谢世了。时不我待,我多次向孙大雨先生请教,获取了一些“新月派”的宝贵资料。但当我打算设法联系粱实秋先生时,却传来了他于1987年11月30日在台北溘然长逝的墨耗。我前所未有地强烈感受到时问的无情。随着。新月派”那一代人几乎凋零殆尽,研究他们的难度大大增强了。譬如,粱实秋使用过不少笔名,如果他还健在,就可一一向他求证,但他作古以后,就只能摸索考查了,有的笔名很可能就会成为永远无法破解的谜。

大约从1988年起,我把我的研究重心向“新月派”诸子倾斜,尤其注重对粱实秋、徐志摩的研究。当时,我的同行已在“新月派”诸子研究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位的研究资料集已经出版,我只不过做了一些“新月派”诸子生平交游的探幽发微、集外诗文的补阙拾遗而已。因为这些一直是我的治学兴趣和路径之所在。 毋庸讳言,在“新月”诸子中,我在粱实秋研究上所下功夫最多。我编纂7《梁实秋著译年表(1920—1949)》(刊于1988年11月至,1989年6月《香港文学》第47—54期),考证了一些粱实秋笔名,编订了多种梁实秋集外文编,编注了《粱实秋文学回忆录》和《回忆梁实秋》等书,从而为粱实秋研究文献保障体系的初步建立尽了一点绵薄之力。我一直认为只有当这项基础性的工作做好了,对一位作家的研究才可能真正开始。

现在,承中华书局上海分公司美意,我把历年所作关于“新月派”诸子的长长短短的研究文字编成一书,以供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新月派”感兴趣的读者参考。书中有考证,有论析,有书评,有序跋,还有对话和通信,部分篇章是首次结集。由于写作甘间跨度较大,各文体例不一致,为了尽可能保持文章原貌,除了个别错漏略加订正、注释格式稍作调整外,均不作统一。

是为跋。

陈子善

2013年6月24日于上海梅川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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