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痛恨中医的是是非非

商昌宝

　　鲁迅痛恨中医，早已经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话题了，而且长期以来受到一些力挺中医的人的攻击。那么，鲁迅为何痛恨中医，甚至在学习了一年医学专业后还坚持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等被视为激愤之语的论断呢？
　　众多的鲁迅传记告诉我们：鲁迅并不是生下来就痛恨中医，至少在他父亲生病时，也就是他12岁左右，那时他还相信中医，也相信离奇的药引具有起死回生的效力。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有一段叙述：先前有一个病人，百药无效；待到遇见一位名医，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病便霍然痊愈了。鲁迅听来的解释是：其时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此前百药不投，现在以秋气动之，以气感气，所以药到病除。年幼的鲁迅虽然对这种玄而又玄的中医理论并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于还要拼了性命，跑进深山里去采呢。
　　相信中医的少年鲁迅，为何后来又痛恨中医了呢？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是是非非？不妨从几个事件，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
　　其一是，鲁迅的父亲周凤仪，有一天忽然口吐鲜血，按照绍兴和江南那边流传下来的土法儿，见血就灌墨汁，于是全家遍寻砚台，紧张研磨，一阵忙乱。
　　其二是，一位姓冯的医生，在看了周凤仪和鲁迅弟弟周作人的病后诊断说：大人的病不要紧，小儿的病可是比较严重。尴尬的是，父子俩的实际病情，恰恰与诊断的结果相反。
　　其三是，名医姚芝仙药引奇特，例如什么陈仓米、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两年下来，周凤仪的病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水肿加重，快要起不了床了。
　　其四是，名医何廉臣药引更加奇特，例如蟋蟀一对，而且是原配的，还有独家销售的败鼓皮丸。三个多月后，周凤仪的病更加严重，水肿漫及胸部，呼吸困难，疼痛难忍，最终驾鹤西去。
　　伴随着父亲病情的发展，少年鲁迅也经历了害怕——失望——忧虑——绝望等心境的变化，及至后来学习了《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等生理学和医学知识，对中医的弊端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借助文章一舒胸臆，着实地宣泄了一把久积心中的愤懑。这便是鲁迅痛恨中医的简要经过和缘由。
　　鲁迅所遭遇的这四个事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事例一中的墨水止血，虽然在科学上一直有待试验证明，但是历代本草书中多有记载：墨中的百草霜原料，的确有凝血作用，尤其是香墨，还具有镇惊、息风、止痛等功效。例如《肘后方》这本书记载的“姜墨丸”，可治赤白痢疾；《圣济总录》这本书中的“墨金散”，可治浊淋不通；《赵氏经验方》这本书中，用醋抹浓墨调合猪胆，治疗痈疮发背者；清光绪年间流传一种“蟾酥墨”，可治小儿腮腺炎。当然，这些中药的药理作用、药性成分究竟如何衡量，实在是一个玄而又玄、无法用科学实验证明的问题。这些传统医学经验总结，鲁迅在撰文前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但这并不是重点，因为真正让小鲁迅惊惧的，是父亲的满脸苍白和满嘴墨汁，那个场面本身，对一个13岁的懵懂少年来说，是可怕的一幕，所以经年难忘。
　　事例二中的冯医生误诊，实在是个遗憾。尽管西医也存在误诊现象，但是靠望、闻、问、切作为诊断手段的中医，相对来说误诊率就要更高，不然，中国现在的中医院，也就不必引进众多先进的医学检查设备了，也不会出现一些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治疗手段了。鲁迅对中医开始产生坏印象，怪只怪冯医生，不但医术太不高明，而且十分迂腐。作为绍兴城里人，周家出了科考舞弊案，介浮公被判斩监侯，周凤仪经常酗酒消愁，无端大发脾气，作为乡里乡亲，冯医生应该知道的。而且传统中医理论中早就有“久怒伤肝、久悲伤肺、久惊伤胆、常恐伤肾、常忧伤心”之说。两相结合，应该不难确诊的呀。可这个冯医生，偏偏昏庸，而误诊的对象又恰是后来成为文学家的鲁迅的父亲，不但自身医名受损，而且让整个中医名声更加恶劣。
　　至于事例三、四中的姚医生、何医生的举措，也实在不敢恭维。他们开的药引，按照中医理论典籍来说，大体应该也没什么过错，《别录》、《食疗本草》、《日华子本草》、《纲目》、《药性考》等这些中医药典籍都有记载：芦根具有清热生津、除烦、止呕、利尿的功效；陈仓米具有主下气、除烦渴、调胃、止泄、暖五脏六腑之气、止渴除热等功效；甘蔗具有生津、润燥、清热、下气、解酒等功效；蟋蟀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可是，他们开药方时为什么要加那么多离奇的修饰语呢？什么经霜三年的，原配的之类的。甘蔗经霜三年的药效，与两年的或四年的有何差距？谁家的甘蔗没事放地里三年不收割？蟋蟀为什么非要原配的？正像鲁迅在文中所说的：难道“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他们二人原本可以实话实说：周先生，您这病在心里，郁积去不掉，单靠吃药是不管用的，然而他们偏偏故弄玄虚，让人对中医产生厌恶之情，也活该被鲁迅连讽刺带打击了。
　　中医，或者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中国传统医学，在人类文明未达到一定程度之前，确实起到过一定的作用，毕竟舍此无他法嘛，但是在医学发展到现代医学层次时，如果还固守传统医学而抵制现代医学，那就更是愚不可及了。因为中医无论被夸奖得如何，都不可避免自身的缺陷，大体说来包括诊断手段低端、剂量标准不明确、副作用难以衡量、外科创伤治疗受限、感染性疾病治疗无力，尤其是临床试错只能以人为对象等，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其实，中医面临的很多问题，直到今天，也仍然难以克服，或者有些问题根本就无法克服。如果不能客观、直面这些问题，甚至一叶障目、顽固守旧地力持中医优胜论，是不利于中国医学的发展和广泛传播的。尤其是对那种以中医为信仰的人来说，固执坚信可以，但在科学面前还是要保持敬畏之心，否则害人害己，现今已经通过科学严格测试发现，此前治疗感冒和小儿咳喘的马兜铃酸，可致肾癌、肝癌，而包括复方蛇胆川贝散、小儿咳喘颗粒在内的65种中药，都含有马兜铃酸，其中含有成分较高的关木通、青木香等中药在《本草纲目》中都是良药呢。
　　对于中医的诸多问题，清末时大儒俞樾在深入考据《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后于1879年撰成的《废医论》，后又写出《医药说》。俞樾认为，中医中所谓的脉象与脏腑的关系，在各种典籍里并无一致意见，而且连脏腑的具体名目都是各说各话，以脉象为诊病的依据，实在是一个荒唐的事情。为此，他提出“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的主张。之后，俞樾的弟子章太炎继续高举批判中医的大旗，他认为，《尚书》、《周礼》中拿五行来比五脏只是为了祭祀而用，不是为了治病，所以《皇帝内径》等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完全是谬论。为此他告诫弟子，可以学习中医的药方，但千万不要学什么骗人的中医医道。大概鲁迅在亲身体验了中医的虚悬和现代医学的学习后，再受业师的思想影响，就更加憎恶中医了。
　　不过很多力挺鲁迅的学者，为了摘掉鲁迅彻底反传统、反中医的帽子，以适应弘扬传统、昌明国粹的政治正确，所以努力挖掘他日记中的记载：1912年就有因胃痛、腹痛两次“饮姜汁”的记录，其中一次还写道“竟小愈”；1915年有连续购买《王叔和脉经》《巢氏诸病源候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中医药学书籍的记录；1927年有买和修补《六醴斋医书》（22本）的三次记录；1930年8月30日至9月6日，还四次写到为幼儿海婴往仁济堂购买中药。这种用心良苦的行径，实在是观念先行，纯属拿头找帽子的把戏，鲁迅反对和痛恨中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拒绝中药，或者说鲁迅继承了俞樾、章太炎的思想观念，在确诊病情的情况下，采用既成的中药药方，恰是一中区分医与药的科学态度。他的买医学书，也不能仅仅解读为相信中医，而是为了研究，是想从旧有的中医典籍中探索出符合现代医学的成分，剔除糟粕的东西而已。
　　阅读鲁迅痛批中医的文字，还要学会换位思考和同情之理解。
　　鲁迅表达痛恨中医之时，是1920年代的事情了，那时距离他父亲病故，已经快30年了，但是姚医生、何医生出诊单次大洋一元四角、隔日一诊的情形，鲁迅依然记忆犹新，甚至连医生的胖瘦高矮都记得，足见这事对鲁迅的伤害有多深。
　　可以试想，鲁迅的爷爷正在牢房服刑，鲁迅的父亲又病重不见好转，周家已经从绍兴富庶的大户沦为贫民，小鲁迅已经由众星捧月、出门不带钱的少爷，变成经常跑当铺遭白眼的贫困子弟。而且，两年半下来，单是诊断费用就是500大洋，这还不算药费。通常所说的屋漏偏逢连阴雨，也不过如此呗。要知道，穷人家支出这样一大笔钱，病人非但没有痊愈，反而撒手人寰，让少年鲁迅怎么想呀？换做咱，咱会怎么样呢？鲁迅当年没有组织族人抬棺大闹医院，没有抡刀砍医生，也没有当时就拿起笔控诉虚伪万恶的庸医，只是默默接受那样的残酷现实，已经够冷静的。
　　但是，鲁迅心里苦呀，憋屈了几十年没说什么话，等到有机会抒发情感时，趁机宣泄几句，奚落一下老中医，也捎带批评批评整个中医行当，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根本不必大惊小怪。

　　作者系文学博士，文史学者。
　　来源：《同舟共进》2018年第4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徐南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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