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共同体：明星“人设”现象背后青年重建社群的尝试

      一、问题的提出

      人设，即人物设定，起初来自日本动漫界，指对其中的人物进行设计，包括外貌设计、性格设计、生活背景等。后来使用范围得到发展，从影视剧中虚拟的角色人物扩展至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形象设定。2015年明星“人设”开始广泛在网络流行，陆续出现了如“老干部”“禁欲系”“总攻”“女汉子”“好男人”“猫控”“精英”等。对明星偶像的崇拜始于20世纪90年代港台剧的影响，此时的“人设”并不同于过去的“明星”或“偶像”之内涵，具体来说有五个不同的特点：需求侧、平视化、同一性、互动性和精细化。其一，造星思维从供给侧向需求侧的转变，偶像时代是“我提供一个偶像，你崇拜我提供的偶像”，而人设时代是“你需要一个什么人设，我就提供一个什么人设”，从受众需求和偏好来设计明星的人物形象；其二，人物设定开始走向“与民众拉近距离”的趋势，强调“粉丝与明星共同成长”，平视化、生活化、情感化，如“吃货”“国民闺女”等人设；其三，呈现“人戏不分”的趋势，明星在戏剧里的角色形象会被要求延续至私人生活，即私人生活公共化，譬如明星在前台呈现的是“好男人”的形象，其后台形象亦延续如此；其四，明星与粉丝互动性增强，新媒体的出现提供给粉丝实时关注明星动态和互动交流的机会，特别是具有实时性和便捷性特征的全民直播时代的到来；最后，明星“人设”在类型化的基础上不断精细化，譬如同样强调女星豪爽性格特征的“女汉子”和“吃货”人设。另一方面，粉丝群体也在不断分化，具有情感性和亲密性特征，如把明星当成自己孩子的妈妈粉、想象明星是自己男朋友的女友粉等。

      在此过程中，伴随着个体化时代的到来、传统共同体的式微，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传统共同体不再是束缚个体的结构性力量，成为个体可利用的资源依然发生效力，但其黏合度降低。相反，年轻个体的聚合方式发生变化，以共同的兴趣和情感体验形成的青年趣缘群体，在长期互动的文化实践中形成一定的秩序和规范不断增强其群体归属感以及为自己的生活赋义。本文将从个体化和共同体视角对以下问题进行分析：明星“人设”和粉丝的互动有何新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究，互动背后的社会根源，以及青年个体以何种方式实现重建社群的可能？

      二、文献综述

      1.个体化视角下的“人设”生成

      梳理已有文献，对明星“人设”现象学界关注较少，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视角：一是从规训的视角，研究对象是“人设”的符号和话语，认为明星主动构建“人设”的背后，实则遵循着资本权力话语规训主体的路径设计，服从于资本话语所要求的提升个人空间的可见性的欲望，以及建立社会关系、获取社会资源的规训机制[1]；二是从性别权力的视角，研究对象是明星“人设”的性别话语，揭示出“人设”形象的美学意义是由形象工业所控制，个体显现出伪个性化与虚假意识，个体只有对以共通感为基础的审美实践追求与自我觉察，才能自主掌握审美判断，消弭性别和阶层区隔[2]；三是从社会互动的视角，研究对象是粉丝和明星的互动行为，揭示明星“人设”背后是粉丝参与式造星的结果[3]；四是从消费主义批判视角，研究对象是作为商品的明星“人设”，认为构建“人设”的本质是符号消费，是资本、媒介、明星多方建构的结果，目的是获利[4]。另有一些传播学相关研究，在此不做赘述。但现有的研究对明星“人设”产生的时代背景关注不足，没有从个体与社会的视角分析个体如何与粉丝群体互动，进而与社会产生互动等问题。因此，本文运用个体化视角分析明星“人设”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及从个体与社会的视角阐述青年个体重建社群何以可能？

      集体化时代，决定个体身份和地位的主要有四大要素：户籍、职称、编制和干部身份，这不仅限制个体社会流动的自主性，还影响个体在社会上的人际交往与角色定位。198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给所有中国城乡居民发放“居民身份证”，这一举措实际上将个体从集体的捆绑中解放出来，个体获得重新塑造自我，选择自己生活轨迹的机会，“这个社会开始允许个体拥有做出与他人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包括个人、性、家庭内部关系等，这是和社会进入现代性后期的转变紧密相关的，因为现代性后期强调把‘自我是过程的核心’(the self as a project)放到了优先的地位”[5]。特别是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信息社会个体分化是一种命运而非选择”[6]。个体化理论强调“过自己的生活”和“对自己负责”，选择、自我实现、身份认同被放置在重要位置。因此，个体化时代下的青年个体有更大的自主性按需选择自我的形象和定位，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全民创作”和“跨平台传播”为其提供展演的平台，“现代技术的发展使青年人之主体地位提升，使感性欲望无限膨胀”[7]。“通过网络，自我与他人移向一个舞台，在那里，分享社会性优点只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自我”[8]，“只有充分的匿名，才可以更顺畅地展示自我，从而让网络人际关系建立起熟识感和亲密感”[9]。“全民直播时代的到来，昭示着‘颜值经济’到‘荷尔蒙经济’的转变”[10]，更关注网络互动中的“感觉”“对话”“氛围”“共鸣”，追求日常真实性，“移动互联网技术构建起的感性图像式立体化虚实交流场域，加速了感性意识形态的兴起”[11]。因此，在个体化时代自愿或被迫“过自己的生活”为“人设”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特别是以智能和信息为特征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无论是明星还是粉丝个人，对自我形象的全方位设定不仅被允许，而且打破虚拟与现实的界线，在虚拟与现实中穿梭流动。

      2.个体化社会下的社群消解与重建

      伴随社会转型，不可阻挡的个体化浪潮将个体从血缘、地缘等传统共同体中脱嵌出来，“自由度的提高和归属感的匮乏是现代青年人面临的双重生存境遇”[12]。一方面，个体在摆脱传统结构束缚中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另一方面，个体在货币支配下都市的冰冷人际关系、陌生人的聚集地、纷乱生活的连续感丧失中体验到共同体意识弱化[13]、个体意识增强、社会关系松散以及道德失序频现。鲍曼提出“液态现代性”用以说明现代人自由与安全感的矛盾，马克思谈到劳动者在生产领域的“异化”，哈贝马斯则强调消费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韦伯指出现代人陷入“理性的牢笼”，贝克一言蔽之我们正面临“风险社会”。“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生长于斯的血缘与地缘共同体是个体的‘根’之所在，‘根’是确定、具体、不言自明的”[14]，“这种传统共同体是一种紧密的社会联系、守望相助的支持，使人们精神具有依托”[15]，“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公社制这样国家主导型的集体消失，不再承担凝聚个人形成共同体的功能，而民间主导型的共同体尚未兴起，未能填补这一空缺”[16]。因此，“现代青年人迫切需要解决如何在个体化的逻辑下继续保持人们生活的价值感与确定性，获得稳固的归属感”[17]。“实体性的‘我们’碎片化为个体性的‘我’，世界分崩离析了，但‘我们’又必须在一起，‘我们’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我们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决定了‘我们’只能在一起。”[18]因此，在个体化社会到来、传统共同体式微的背景下个体与社会之间如何更好地实现整合成为近年来社会学界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滕尼斯将“社会”与“共同体”进行比较，认为后者是永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安德森认为分布在不同空间的个体借由印刷媒体技术产生了时间的共时性，在想象的层次上发生了互动，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包括民族在内的社区都是想象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集体想象(collective imagination)，从不认识或未曾谋面的人能借由他们都了解与支持的想象联结在一起，对一个共同理想产生归属感。”[19]共同体的成员有着共通的情感、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目标，共同体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整体之间的命运休戚相关。马费索利从后现代角度提出“情感部落”的概念，试图通过情感联结实现都市部落化的过程。互联网的出现具有两重性，“在加剧现代共同体危机的同时，也潜隐着重建、创建共同体的积极可能性，即基于对话和承认原则构建合作共同体”[20]。因此，以互联网为平台、以兴趣和集体情感为纽带建立的情感部落是青年个体应对个体化社会到来的一种共同体应对方式，是青年重嵌共同体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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