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与俄罗斯的大战略

发布时间：2024-12-17 06:52

（原文刊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2期；作者：梁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200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引发激烈争议。从大战略角度看，这次行动是国际格局加速变革下大国权势争夺的必然结果。基于统领性、持久性、全面性三个基本特征的判定，可以确认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确有一项大战略。这一战略侧重行为而非计划或原则，是典型的行动战略。大战略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由俄罗斯根本的战略关切、经久的战略文化和基本的战略取向共同塑造而成，是一项贯穿古今的“俄罗斯共识”。俄罗斯大战略的根本目标是推动世界多极化，与其他强国划分势力范围并维持大国协调，同时保持独特的政治文明，最终使俄罗斯回归世界一流强国地位；其实现方式是通过主动的进攻性战略削弱美国霸权，最重要的手段是运用军事力量。抗击北约东扩是俄罗斯大战略当下任务的集中体现，其武力使用更多体现出一种“不对称战略”。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从“混合战”变为常规战后，“不对称战略”迫近极限。基于“目标与手段的平衡”这一实施大战略的基本原则，对俄罗斯来说，政治而非军事上的胜利是俄乌军事冲突最具现实合理性的结局，也是抗击北约东扩大战略意义上的最优解。面对美国霸权，俄罗斯使用武力打破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冷战后塑造的国际政治叙事，其实施过程及成败对学术界重新讨论国际政治中的武力使用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俄乌冲突俄罗斯大战略北约东扩进攻性战略不对称战略

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这一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冲突爆发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此评价各异。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俄罗斯为何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这一决策出于何种考虑，进展及结果如何?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此尚未展开充分讨论，国外的分析多将价值判断与政策分析相混淆，对事件本身缺乏客观、准确判断。本文从大战略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解读，希望有助于揭示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的根本逻辑、动因、效果及前景。

引言俄罗斯有大战略吗?

以2008年俄格“五日战争”为标志，俄罗斯对外持续主动使用武力，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发出明确挑战。这一日益凸显的国际政治现实，加速了西方理论界提出的“历史终结”“霸权稳定”“自由主义风行全球”等宏大设想的破灭。俄罗斯对外政策竞争行为的背后是何动机，普京是否已制定以此为核心的国家大战略?这一重大的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问题已引发政界、学术界、智库机构和媒体的激烈讨论。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独立后的俄罗斯对外行为受机会主义动机驱使，不存在总体战略。前美国驻俄大使麦克福尔最早提出，国内问题是普京所有议程的核心，目标在于建立一个“既不对人民负责，也不受其他独立政治行为体约束”的政权。沃兰德延续了这一解释，认为普京的战略只是维持权力的一种方式，“既不宏大，也不具有战略意义，不可持续”。其他研究者也认为俄罗斯在对外政策上总是“采取行动以应对短期机会，没有战略眼光”；普京“更像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战略大师。用逃亡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的话说：“普京善于利用局势，但不善于创造局势。”这也符合俄罗斯历史的一个普遍特征，即总是以反应性而非先验性的方式回应外部世界。

新的观点认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正在形成一个大战略，但其具体目标尚不明晰。俄国历史上的领导人都有深思熟虑的、有针对性的全面战略计划，这些计划决定了长期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建设。普京同样积极尝试为俄罗斯的发展制定长期战略，这些尝试固然是其希望保持权力的现实政治考虑的结果，但也反映出形成某种战略愿景的意图。持此观点的学者驳斥了普京在对外政策上“不理性或心理不稳定”的猜测，认为在克格勃任职的经历锻造了普京的个性，他是能够执行宏伟设计的领导人。蒙纳罕在仔细评估普京上任２０多年特别是２０１２年第三任期开始后发布的指示、国家计划和战略规划后指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可能已经重新设计了内外政策”“俄罗斯有一个大战略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他也认为，俄罗斯领导层虽然形成了广阔的视野，并在实现其设定的目标方面取得成功，“但说到一项大战略，它仍在制定当中”。

第三种观点将俄罗斯的大战略基本等同于俄官方提出的各种学说、构想和战略，并据此确定其具体目标和关键原则。比如，重建以“欧亚共同体”为基础的地缘政治统一体，努力削弱或消除欧洲的竞争性权力中心(例如北约和欧盟)，“重新激活对原苏联在重要枢纽地区盟友的支持，如叙利亚和古巴”；“通过建立灵活的国际联盟，成为一个独立的权力和影响中心”；推动世界多极化；以欧亚主义为原则处理对外事务，等等。珀森在整合上述不同目标和原则后，将俄罗斯的大战略命名为“雅尔塔２.０”,这一战略包括三个支柱：在后苏联地区维持无可争议的势力范围，构建全球话语权和影响力，约束和制衡美国霸权。马什则认为俄罗斯的大战略是“双管齐下”：一是确保对原苏联邻国影响力，二是与其他追求世界多极化的国家建立战略联盟。赫德提出，俄罗斯大战略的叙事主线显然是成为一个军事上有能力、战略上有意义、确保独立思考和行动完全自由的特殊大国，捍卫和推进其作为欧亚霸主的核心利益，并行使全球影响力。

以上观点抓住了研判俄罗斯大战略必不可少的要点，如大战略的根本政治属性、大战略的对外政策实践、官方文件、领导人个性特征等。但这些分析更多具有表象性，无法相互映照，如同“盲人摸象”，站在各自视角上看，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受各自视野的限制，观点又都是对立的，很难说服或否认对方。要全面、深入、科学地回答俄罗斯是否有大战略的问题，并明确其目标和内容，需要从学理上对大战略的基本概念及其内在机理作出界定和阐明。

一 “行动战略”与大战略的缔造

“大战略”(Grand Strategy）概念提出已久，但学界对此尚无广泛认可的标准定义。综合诸多大战略研究者对其原则和规律的认识，对大战略的基本定义存在如下共识：大战略是描述一个国家最重要和最持久的利益，以及如何基于国内和国际条件利用其资源捍卫或促进这些利益的理论。

大战略服务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或根本目标，因而高度强调政治对目标的统领性。生存层面的安全是国家大战略的第一类根本目标，包括但不限于领土安全、政治安全等。经济强盛、民众富足，也就是发展层面的繁荣，是国家大战略的第二类根本目标，也是维护第一类目标必需的力量基础。大多数国家追求这两大目标时就耗尽了全部精力。但另一些国家，特别是在某些方面或领域具有优势的国家，还追求利用此优势影响其他国家，同时力避本国受其他国家的影响。这样的权势斗争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参与。它们共同组成了国际体系中的“强国俱乐部”，制定规则。建立秩序，约束彼此间的斗争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这是国家的第三类根本目标，也就是谋求或保持强国地位。俄罗斯是有悠久大战略传统的国家，追求不逊于任何大国的强国地位是其核心目标。苏联解体后，安全和繁荣无疑是俄罗斯要追求的大战略的根本目标，但其大战略的根本目标不止于此。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地位，与美国“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均势，跨欧亚大陆的洲际大国资源禀赋，这些都决定了俄罗斯将追求权势政治层面的“强大自主”。

大战略在足够深远、广阔的时空跨度下制定和实施，这要求国家有坚定的信心。明知是在遥远的将来甚至是不确定的时限才能实现的任务，依然全力投入，并为之付出持续的、坚韧不拔的努力。这就是战略的持久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对内，不受政权更替和人事更迭的影响；对外，不被对手和其他行为体不可避免的摩擦困扰所止步。瑞典、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一样都角逐过强国地位，但其他国家陆续退出，只有俄罗斯历经起伏，始终处于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位置。这样的经历证明了俄罗斯绝对实力的厚度，也体现出其在追求强国道路上锲而不舍的民族韧性。普京执政已逾２０年，形成了一套有关国家性质和发展方向的相当稳定的看法，保证了俄罗斯大战略目标的巩固和持久执行。

大战略为国家在许多领域的政策提供蓝图或指导，涉及治国理政所有领域、所有资源的综合开发、运用、分配和整合，也就是力量或手段的全面性。普京接任总统后，扭转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内外颓势，建立了相对集中、高效的权力体系，保证了国家资源的充分合理使用。综上，基于统领性、持久性、全面性三个基本特征的判定，可以确认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确有一项大战略。

与大战略定义同等重要并且更具实践意义的是大战略的缔造。“大计划”(grand plans)学派认为，大战略缔造是一套能够用于实际操作的科学方法，政策制定者以此为指导，精心设计蓝图、制定详细规划和文件并加以执行。比如冷战初期美国针对苏联的NSC-68计划以及各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书面文件的确是了解国家大战略的有用起点，但这些正式文件可能并不包含大战略的所有方面；大战略也不一定通过官方正式程序产生并对外公布；在实际缔造中，大战略也不可能做到像“大计划”设想的那样按部就班，条分缕析。“大原则”（grand principles）学派相信，指导大战略缔造的是普遍的价值观和理论，需要通过对广泛的声明和对国家行为模式的整体分析来推断其基本逻辑。换言之，大战略是国家实现其目标的“思维方式”，而非书面的、详细的、可长期坚持的计划。比如战时美国的遏制战略以及合作安全、孤立主义等现代战略。“大行为”(grand behavior)学派的理解更加抽象，他们认为大战略的缔造甚至不需要意向性，“通常以试探性、反应性和零碎的步骤展开”，“一个国家行为模式的总和———开发资源、开展外交、发动军事行动本身———就构成了已实现的战略”。

俄罗斯的大战略注重通过实践缔造战略，更符合第三种方法。普京执政后以各种看似短期但却持之以恒的行动，不断测试对手的反应，塑造更加合适的战略方式和手段，最终完成大战略的缔造。机会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并不作为战略的对立面或矛盾存在，相反，它体现了战略缔造中的灵活性或更紧急的策略。弗兰科认为，普京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战略机会主义者（strategic opportunism），努力为即将到来的竞争作准备，同时充分利用与西方冲突或紧张的每一个机会。在“大行为”学派看来，大战略的缔造如果必须有一种思想指导的话，那也是由“政治、意识形态和地理状况塑造特殊的国家战略文化，这些文化反过来可以使得一国逐渐形成明智和讲究实际的方法来对付它所面对的战略问题”。苏联官方否认大战略及其学术体系，俄罗斯战略界对大战略的概念也不置可否，但对“战略文化”高度认可，将其概括为各种观点、信念和精英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立场之总和，并提出俄“战略文化”的基本要素：文明认同、历史遗产、国民认同、战略忍耐思想。沙俄、苏联、俄罗斯联邦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态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是相互对立的，决策者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截然不同。但他们在作出关键决策时，却有一种贯穿古今的“俄罗斯共识”，或者可以称之为是与大战略相适应的“俄罗斯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将俄罗斯的大战略定义为一种“行动战略”可谓恰如其分。

二俄罗斯大战略的目标、方式和优势力量

大战略至少涉及以下三类问题：大战略目标的塑造，也就是对国际体系是什么、国际体系如何运作以及本国在其中地位的基本认知和信念；实现大战略目标需要遵循的方式，也就是对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与机遇的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辨清敌友并确定应对方式；大战略优势力量的选择，也就是依照本国战略传统，选择最具优势性的力量并大力发展之，使之成为实现大战略目标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

(一)俄罗斯大战略的目标

普京在其执政后的首篇政纲性文章中明确指出：“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仍然是一个世界强国，这是由其独有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可分割的存在所决定的。”围绕这一核心追求，俄罗斯在普京执政后的第二个十年发展出一系列重要理念，构建出大战略的关键原则。

其一是多极化。从２０１９年起，普京多次提到“新兴的多极化”。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在几个世纪前开始，在２０世纪后期的短时间内几乎是绝对的，但现在它正在让位于一个更加多样化的体系。”俄罗斯支持多极化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美国领导的西方基本主导了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塑造。这样的准单极霸权并未给国际关系带来稳定，相反，以科索沃战争、“颜色革命”、军事干预伊拉克和利比亚为标志，美国领导的不受制衡的几乎是为所欲为的霸权已成为国际局势不稳定和冲突频发的重要根源。随着非西方力量中心的崛起，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多中心化成为公认的趋势。俄罗斯认为，只有建立多中心的新格局，才能保证更稳定、更繁荣的秩序。二是多极化意味着一场先验冲突，各极之间不可避免会相互竞争。考虑到俄强大的军事和工业能力、稳定的帝国传统以及在欧亚大陆中心的独特地缘政治地位，俄战略界相信，在这场全球权势竞争中，俄罗斯比其他国家更易获得最强大国家之一的地位。

其二是势力范围。势力范围是大国在更大地缘空间内的排他性主导权，如对地区国家的国家安全、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的责任，对主要国家基本战略方向的影响，对第三方在本地区活动特别是军事活动的抑制。这些国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该大国与其他大国的直接边界接触，发挥了缓冲区作用。势力范围内是一种需要双重认可的领导地位，一方面是本地区国家的承认，另一方面是地区外大国的尊重。势力范围被视为陈旧的１９世纪的国际秩序观，但在当今世界仍然得到充分实践。比如美国在美洲的“门罗主义”，印度在南亚的“自然权利”，俄罗斯则明确原苏联所在的欧亚地区是其天然势力范围。该地区的国家通过无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纽带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代表了俄国家利益最重要的自然延伸。俄罗斯精英相信，如果不保持在这些国家的主导性影响，不打破这些国家内外政策中的反俄倾向，不限制西方对其认定为“俄罗斯利益的历史区域”的干预，俄作为一个大国的复兴是不可能的。普京明确指出，由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空间将在新兴多极化中“充当欧洲与充满活力的亚太地区之间的有效‘桥梁’”，“而不是欧洲或亚洲的外围”。对欧亚一体化的支持就是对俄大战略的尊重，对此的任何抵制都是俄大战略的对立面。

其三是大国协调。在欧亚地区之外，俄罗斯的目标是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大国协调。这是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协调”的升级版，只不过主角换成了新兴多极化下各力量中心的领导者。它们提供稳定的全球均势，在解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危机和恐怖主义等世界安全问题上有决定性发言权，根据各自的兴趣参与全球治理，是国际秩序的主要保障。赫德认为，没有任何国家集团，如Ｇ３、Ｇ７、Ｇ１１或Ｇ２０的Ｇ－Ｚｅｒｏ秩序，最符合俄罗斯的大战略目标，是俄官方首选的世界秩序。普京也公开谈到，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霸权体系，是不受制衡的，也是动荡不安的。一个由势力范围和大国协调规定的国际体系要更加稳定、平衡和可预测，比如维也纳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它们都为世界政治带来过长久和平。

其四是独特政治文明。俄罗斯选择了基于西方现代政治准则的国家制度，但很快就发展出以“可控民主”“主权民主”等为特征的新型权力集中的国家治理模式，体现出其转型进程的独特性。在１９９９年科索沃危机中，俄罗斯公开指责西方强调人权而不是主权，不承认转型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进入２１世纪后，俄罗斯更坚信西方正在以“民主扩展”为掩护，通过推广西方规范、采用西方规则破坏俄政治稳定，“颜色革命”就是让敌对政权包围俄罗斯并最终歼灭其独特政治文明的战略体现。俄罗斯官方开始有意识地强化本国独特的政治叙事，坚定捍卫保守价值观和权力集中的国家治理模式，大力宣扬千年俄罗斯的历史传承、精神价值观和多民族国家文化，推动东正教成为事实上的国教，树立“俄罗斯世界”的新意识形态概念，并采取多种举措向国内和全球输出。

(二)大战略实施方式

大战略仅有目标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行之有效的方式去实现这一目标。作为制胜之道，大战略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取决于国际形势和领导人偏好。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苏联在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强权，杜鲁门政府就抛弃了罗斯福的对苏“大国合作战略”，采取了新的“遏制”战略。

新独立的俄罗斯联邦内外交困，首要目标是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维护国家统一，在是否以及如何重建国家大战略上心有余而力不足。叶利钦选择了“融入西方”战略，在身份认同上将俄视为和北美、欧洲一样的“民主共同体”，在国际地位上重新定位为在独联体独占鳌头的区域性大国，在外交上选择对西方的“一边倒”。但美国和西方一再鼓吹自己是冷战的胜利者，俄罗斯是冷战的输家，这让后者一开始就埋下了复仇的种子。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要求其他参与者遵从他们制定的规则，出于政治目的引入惩罚性制裁，严重破坏了俄罗斯这样的非西方权力中心在公平竞争环境中融入该体系的努力。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不仅破坏了俄美的核武平衡，也使俄因为失去可靠的核威慑变得更加脆弱。美国支持欧盟与北约向东欧甚至原苏联国家“双东扩”，更是直接侵犯了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俄认为在这些地区拥有合法影响力的是他们而不是美国。综上，俄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共识:美国正在利用苏联解体后俄的软弱，压制俄并剥夺其在国际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叶利钦时代“融入西方”的大战略行不通；俄罗斯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和理解与西方也有本质区别，后者无意视俄为共同塑造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平等伙伴。双方大战略的竞争注定不可避免。

大战略追求的不只是本国实力的最大化，也包括与主要对手相比实力上的此长彼消，即世界范围内的权势转移。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赢得与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全面对抗。当下俄罗斯大战略的核心问题，则是如何削弱美国霸权以维护自己的强国地位。这可以是热战，比如彼得大帝的模式，以武力强行敲开欧洲的大门，迫使列强承认俄国的利益；也可以是冷战，比如战后苏联的模式，集中国内所有力量与西方对抗并赢得世界强国的地位；还可以是经济战、政治信息战或者其他代理人战争。无论何种方式，俄都坚信对付强大对手时，进攻要比妥协或让步的方法更适合。这也是面对头号竞争对手时俄一直采取的大战略方式。进攻性战略表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相信它要么处于强势地位；要么预计对手的力量正在减弱，能够以有利的方式在未来改变力量对比。俄罗斯大战略具体目标和关键原则的缔造表明，克里姆林宫的判断是后者。莫斯科相信并欢迎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下降，并谋求进一步加速这种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试图削弱美国，但并没有想取代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或者争夺和美国一样的世界大国地位。俄罗斯大战略设想的多中心秩序是削弱而非摧毁西方，美国和欧盟仍将是多中心秩序的主要参与者。俄军事战略也不要求争夺世界军事霸权，在全球建立军事存在、海外基地或远征部队。普京明确表示，“我们不渴望统治全球，也不渴望扩张”。俄官方从未表达过重建苏联的企图，没有提到帝国主义的野心或使用军事力量来控制邻国，或将该国的模式输出到其他国家。用普京的话说，“谁不为苏联解体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按原来的方式重建苏联，谁就没有头脑”，总之，与美国的大战略竞争中，俄罗斯选择了传统的进攻性战略，但并未采取直接的军事较量或全方位的战略对抗，而是根据不同领域和不同议题采取不同方式。在对手越过俄罗斯红线时强力反击，在其他问题上加以约束，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则善加利用。这是双方大战略竞争持久激烈，但不会重演冷战那样“你死我活”的根本原因。

(三)实现大战略的优势力量

大战略是大国的制胜之道，军事自然是其关注的重要手段。在西方海权国家看来，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制度、价值观等手段一样，只是大战略的必备工具之一。但在俄罗斯看来，武力及其使用始终都是大战略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优势力量。作为依靠领土扩张崛起的大国，能否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领土的安全，直接决定了俄国际地位的高下。历代俄国领导人都因此对使用武力有非凡嗜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此有过生动的表述:“俄罗斯只有两个忠实的盟友，陆军和它的海军。”

１９９９年科索沃危机中，俄罗斯军队闪电空降普里什蒂纳。此次行动实际军事价值不高，但象征意义巨大，宣告了俄听命于西方的国际形象的终结。一个独立行事的大国重新回归国际政治舞台，其典型标志就是敢于在国际关系中主动使用武力。２０００年普京执政后，更是将武力作为内外政策中惯用和善用的工具。在他的坚决推进下，第二次车臣战争没有像叶利钦时代那样虎头蛇尾，付出巨大牺牲后最终取得成功。对寡头的打击也显示出普京的武力思维:在预定成果未达成之前，付出再大代价也在所不惜，妥协和宽容更是绝不可能。企图干政的寡头，要么是政治生命被彻底摧毁，要么就是政治上的缴械投降。

２００８年俄格“五日战争”暴露了俄常规武装力量的弱点，但战略目标还是实现了，北约不再认真考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的可能性。２０１４年乌克兰“广场革命”后，俄迅速发起军事干预并取得重大战略胜利:夺取克里米亚，控制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基地，激发乌东部的分离主义运动。２０１５年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军事行动，２０２２年出兵哈萨克斯坦帮助哈当局平定骚乱，２０２２年的特别军事行动，也都是为实现政治目标娴熟使用武力的例证，即通过军事上的胜利确保军事行动结束时，在政治上获得主导性乃至决定性的发言权。同一时期，美国也在中东、阿富汗频繁使用武力。相比之下，普京对武力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更加透彻的理解，绝非为了虚名和所谓的国家荣誉滥用武力；在地域上则优先关注其势力范围的欧亚地区，绝少在欧亚大陆之外使用武力。这两个特点确保了军事力量的迅速、集中施展，成本相对较低，收益相对最大。

三抗击北约东扩:当前俄罗斯大战略的首要任务

大战略包含诸多目标，它们同等重要，又相互联系。这就涉及大战略的实施，也就是如何有效运用优势力量和资源实现目标，如对不同目标轻重缓急的先后排序，对实施结果及成本收益的科学动态评估，基于目标与手段的平衡对两者的适时调整。对不同领域及不同阶段的关键、重要和次要目标作出科学区分，是大战略实施成功与否的要义和精髓。战略缔造者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不同目标的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确定对应的战略重心和战略方向，决定将财力、兵力等重要战略资源分配在陆地或是海洋，边疆或是中央。

普京执政的２０多年里，俄罗斯对外政策和战略领域的重大议题有很多。全球战略稳定领域有反导、核不扩散问题；国际安全领域有反恐、调解地区冲突、维护地区稳定问题；国际经济融合领域有制裁与反制裁、贸易战、争夺油价控制权问题；政权稳定领域有应对西方“民主渗透”、反击“颜色革命”、驳斥对俄历史地位的抹黑问题等。抗击北约东扩在诸多目标和任务中脱颖而出，成为俄罗斯大战略当下任务的集中体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抗击北约东扩的地缘政治本质

１９１８年苏俄政权为了生存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条约»，丢失了沙俄１/４的领土和１/３的人口，这被认为是俄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德国战败后，苏俄立刻宣布«布列斯特条约»无效，«凡尔赛条约»也宣布废除«布列斯特条约»，但俄国的所失已无法更改。１９３３年苏联与多个西方国家建交，重新回归国际社会，成为国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国。但这并不代表其对凡尔赛体系的认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地理边界非常接近«布列斯特条约»后的边界。莫斯科失去了对抗欧洲强国的地理深度，无法深入参与欧洲安全框架的构建，更不用说将自己的利益楔入其中。俄不甘接受这一现实，普京明确表示，苏联的解体是“２０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俄罗斯的战略边界大幅后退的同时，北约开始持续扩张，西方对俄的战略前线大幅向东推进。表面上，北约东扩没有侵犯俄一草一木、一兵一卒，但西方力图像一战后那样，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损失制度化、固定化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俄无法接受北约东扩的根本原因。武力抗击北约东扩，本质上是俄对冷战后地缘政治失败的全面战略报复。

俄要修改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地理边界，就不得不重拾历史传统，建立和巩固对抗北约的缓冲区。缓冲区理论上是中立的，但实践中往往是零和选择。缓冲区的国家要么是俄罗斯对北约的缓冲，要么是北约对俄罗斯的缓冲，很难做到同时对双方的缓冲。用国际关系中的经典表述就是:“地缘政治厌恶权力真空”。争夺对这些国家相对影响力的同时，俄罗斯和北约还努力影响它们的国家发展方向，防止其走上对方的发展轨道。北约多数成员也是欧盟国家，与之相比，俄罗斯的发展模式并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俄非常担心，欧亚地区可能出现竞争性或替代性的发展模式。俄使用经济制裁、能源威胁、政治施压等多种方式，阻挠各国与欧盟签署“深入全面的自由贸易区”(ＤＣＦＴＡ)协定。但除亚美尼亚外都不成功，莫斯科不得不接受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与欧盟日益加深的经济联系。与加入欧盟只是与俄在发展路径和方向上的“异质化”不同，加入北约是对俄彻头彻尾的地缘政治背叛——已经与其离心离德的邻国最终选择站在对立的大国一边，并且愿意充当后者对付俄罗斯的工具。为此，俄强化了对三国的军事压力，支持三国分离政权，并作好了必要时动用武力的准备。

国际秩序的演进中，一些特殊形势下的政治安排，并非大国真实力量博弈的结果。一旦时势有变，这样的安排必然引发不满，有不满就有反抗。英美历史上面对类似挑战时，也作出了同样的反击。二战结束前，基于战争中的贡献和实际战况，英美与苏联以秘密协定的方式划分了东欧势力范围。因为这一体系太过有利于苏联，英美并不真正认同。战争结束后，东欧亲苏政治体系全面建立，英美极度担心这会威胁西欧的“政治自由”，迅速采取了冷战和遏制的反击举措。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反击北约东扩?都是缓冲区国家加入另一方阵营，都宣称这样的举措不会威胁到对方，但都因为引发对方的战略担忧而采取了坚定的反制举措。现在的俄罗斯与二战后的英美在大战略的思维和反应上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各自关注、集中的焦点和采取的方式不一样。

(二)抗击北约东扩的安全必需

不安全感是俄罗斯在长历史背景下的本能反应。北约第一、二轮东扩时，俄并未强烈反对，甚至是默认，普京在２０００年还提出加入北约的建议。俄罗斯的忍让和«布列斯特条约»一样，是基于实力地位不得不作出的现实主义抉择，而非对北约的性质有何误解，或对北约扩大漠不关心。作为冷战时两大阵营对抗的产物，无论北约的“概念”和“战略”如何变化，其作为美国在欧洲的权力代理人和美国军事力量跳板的本质都不会改变。西方一再承诺，北约东扩不会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但俄战略界坚信，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东扩就是一种缓慢的军国主义扩张———如同１９４１年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包围一样———企图占领通往莫斯科道路上的所有领土。

一些学者认为，北约的扩大对俄并非令人担忧的问题。“军事规划者知道，北约的扩大不会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威胁”，新加入的北约成员反而会削弱联盟的军事连贯性和实力。麦克福尔称，梅德韦杰夫总统愿意让这个问题从讨论中淡出，以推进与美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这种观点还在以冷战胜利者的思维看待俄罗斯，而不理解后者真正的关切是什么。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一个多月，俄向西方提交的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建议中明确要求，北约应将东扩后部署在俄周围的军事基础设施撤回到１９９７年前。可见，不管北约作何承诺，莫斯科只相信他们实际看到的和他们依据历史经验作出的判断。法德都是陆权国家，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属性上更为接近。两国领导人很早就预见到，普京会将乌克兰加入北约解读为对俄宣战，北约东扩将以灾难告终。米尔斯海默等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学者也明确指出，俄对北约东扩的强硬反击绝非挑衅和试探西方，而是重新获得部分权力的大国的本能行动，是对现实安全威胁可以理解的并将持久存在的回应。

(三)抗击北约东扩的政治价值

普京２０１２年第三次当选总统时，支持率为６３.６％，比上次竞选时低了近８％。这在西方是一个极高的比例，但在支持率动辄８０％~９０％的欧亚国家就有些难堪。获悉胜选的一刻，普京眼含热泪，让人印象深刻。普京与其执政团队期冀的显然不只是国家元首职务的权力和影响，而是国家领袖当之无愧的威望和号召力。普京执政十五年后，俄罗斯国家治理体制基本定型，以能源为基础的经济结构转型艰难，国内事务中普京很难再有显著的加分项。２０１４年克里米亚入俄是普京治国理政道路上一次分水岭式的转变。在“让俄罗斯再次伟大”的口号下，支持克里米亚回归的俄罗斯“大多数人”相信，“只有普京可以为俄罗斯带来改变”。民众对普京政策的支持率从６５％跃升至８０％以上，认为俄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比例从４０％增加到６４％。２０１８年年中俄罗斯政府提出提高退休年龄后，普京和现政权的支持率大幅下降，２０１９年３月，前述比例下降到４４％。２０２２年对乌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对外政策的“克里米亚效应”重现，对普京政策的支持率达到８３％，创２０１７年以来的新高。长期研究俄罗斯政治的学者得出结论:克里姆林宫维持政权稳定的机制已从之前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绩效合法性，转变为对国家和民族对外政策成就、俄罗斯传统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以及普京作为击败西方的杰出领袖形象的依赖。

俄罗斯大战略的缔造一开始可能并未作此设计，但抗击北约东扩的成功实施确实有助于国内主流政治思潮转向爱国主义。对外政策中激进策略的成功也让执政精英获得巨大心理优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决策在民众中的强大共鸣，更加坚信其代表的国家主张正是民众身份和情感诉求的反映。当局开始有意识地将外交政策目标推销给民众，利用其成功或宣示的成功激发国内人气和对政权的支持，通过举办冬奥会和世界杯等标志性事件宣扬其大国地位。俄罗斯官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叙述前所未有地重视，对“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伟大卫国战争”精神富于时代意义的解读，也是对新时期国家战略目标显而易见的政治迎合。

俄罗斯的外交和内政自此呈现从未有过的紧密绑定。一方面，武力抗击北约东扩的成功实施，无论是对格鲁吉亚还是对乌克兰，都受到国内广泛欢迎，成为领导人显示政绩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此举招致西方严厉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越疲软，当局就越倾向于助长民族主义的引擎，实施更加强硬的反西方尤其是反北约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分散民众在民生问题上的注意力。抗击北约东扩获得广泛的国内共识，上升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最优先事项，牢牢占据俄政治和战略议程的中心乃至经常性的首要地位。西方战略界作出了正确推断:在内外条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不应期望俄罗斯内部的战略共识在短期内会出现新的变化；普京的接班人只能是比他更真诚的民族主义者；无论谁成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都会希望将乌克兰留在俄的影响范围内。俄罗斯抗击北约东扩不再是追求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双方的对抗不仅在乌克兰，在其他北约潜在候选国也将持续。

(四)抗击北约东扩对实施大战略的意义

抗击北约东扩对俄美大战略的重要程度不同。以乌克兰问题为例。美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其大战略的根本目标是确保竞争始终在美国具有明显优势的领域进行，如经济、信息、法治、全球银行体系和先进的技术；在乌加入北约一事上可进可退，更不会为了乌的领土完整与俄直接交战。俄罗斯则不同，若抗击北约东扩在乌克兰这个关键点失败，则意味着基辅永远脱离俄的势力范围。这是俄大战略的重大挫败，其连锁反应无法想象。为了获取这场抗争的真正胜利，俄愿意也必须付出重大代价和牺牲。

对基辅的胜利也能够为俄提供获得巨大地缘政治收益的机会。国内舆论的聚焦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使乌克兰问题成为俄与西方关系的政策试金石。除非分出胜负或是达成谅解，否则双方很难再在其他领域开展正常交往。莫斯科决心要在此与西方一决高下，不仅彻底阻止美国主导下北约向俄势力范围内国家的扩张，而且要将此前一直握有主动权的西方逼退到俄的外围，保持自己在近邻地带的行动自由，这本身就是俄大战略追求的最重要目标之一。

抗击北约东扩如取得胜利，意味着俄成功挑战了冷战后主要基于西方规则建立的国际秩序，美国一超独大和西方式全球主义兴盛的趋势被逆转，这是任何其他成就都无法比拟的。莫斯科可能还希望这样的胜利给正在从单极霸权滑落的美国以重要一击，为俄罗斯大战略寄予厚望的新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观带来更加广阔的前景，加速新兴多极化的实现。以武力抗击北约东扩如果成功，也将证明地缘政治和军事“硬实力”仍然是现代世界中表达本国政治主张的最佳“论据”，俄会更有信心将军事力量这一传统优势作为大战略的主要工具使用。

四“不对称战略”:抗击北约东扩中的武力使用及其前景

大战略有多种方式，每一种形式在实践中又会呈现出更多复杂的变化。以进攻性战略为例，“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对称战略”常见于实力大致相当的对手之间；实力差距较大但在某方面有突出优势的国家会选择“扬己之长、克敌之短”的“不对称战略”。二战后，苏联面对北约和马歇尔计划，采取了“对称战略”，组建了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军事和经济上比对手弱很多，只能高度依赖军队这一相对优势力量，采取“不对称战略”。

２００７年３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普京公开批评“北约的扩张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是美国扩大自己的军事政治影响区，损害俄罗斯利益的战略的一部分”。这次发言成为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进攻性外交政策的起点。回国后普京任命其密友谢尔久科夫为国防部长，由他发起俄军现代化的结构性变革，武力对抗北约东扩的方针就此确定。２０１８年，普京宣布俄军拥有的现代化武器是重新武装进程开始时的３７倍，俄将启动以高精尖装备为重点的新一轮国家军备计划。俄军的组织结构也彻底重组，快速动员的营战术群为基本作战单位，战区层面则以旅为重要作战单元；更高水平的持续战备取代了大规模动员；每年一次的司令部军演大幅扩大，涉及几乎所有军区。此轮军改摧毁了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数量庞大但装备落后、效率低下的旧军队，建立了一支现代化、可随时投入战斗、资金充足的新军队，莫斯科有了武力抗击北约东扩的最大底气。

北约东扩在国际法上是一种外交政治行为，形式上未直接侵犯俄领土主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俄军理论界作出大胆创新，提出并实施一种西方称之为“混合战”（hybrid warfare）或“灰色地带冲突”(gray zone conflicts)的新战法。克里姆林宫相信，俄与西方的大战略竞争在多个层面同时进行，没有划定的禁区，也没有不可接受的威慑或胁迫形式。只要竞争需要，战争与和平之间就不再有明确界限，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可以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包括政治干预、信息战、使用代理人和各种类型的准军事秘密行动。一旦目标地区出现安全崩溃、国际反应陷入争论、人道主义危机接踵而至，以空降兵和特种兵为核心的快反部队能够迅速、果断地干预该地区的局势，完成从小型特种作战到常规军事行动的所有任务，建立俄罗斯控制下的和平和稳定。“混合战”的精髓在于:以秘密方式完成备战，以对手未曾预料到的方式介入，在第三方作出决定性反应前造成既成事实。俄格战争、克里米亚入俄、俄对乌东武装冲突的军事干预表明，这种新战法比传统军事力量的使用更有效率。

“不对称战略”的本质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运用足够合理的武力，追求相对有限的战略收益，并且在资源的损耗上低于对手，也就是最经济有效地实现预期目标。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一开始也是一次精心准备的“混合战”，其核心是突袭基辅更换泽连斯基政权。但克里米亚入俄后，乌克兰和西方对此早有准备，俄军预定四天内完成的奇袭不得不转变为整个接触面的常规战。随着双方军事投入的不断加码，这场冲突日益向持久战、消耗战演变，这不符合“经济有效地实现有限预期目标”的“不对称战略”的本质。依据“目标与手段的平衡”这一实施大战略的基本原则，对俄乌军事冲突前景可以作出以下判断。

从军力对比看，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占有优势，不会从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４日军事行动开始前的分界线后退。俄罗斯战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北约派兵介入，俄乌冲突演变成双方的全面持久大战，这样的战争中北约毫无疑问将获得最终胜利。这样的情形基本上不会发生。双方都对此高度警惕，俄更是一再发出有限核战争的新型核威慑，以彻底打消西方冒险主义者的想法。二是北约提供足量持久军事援助，俄罗斯陷入越战、阿富汗那样的战争泥潭。这种结局下乌克兰固然不能加入北约，俄也无法从此脱身，持续消耗人力、财力、精力和战略重心。如此旷日持久且代价高昂的冲突，会将俄的军事成本提高到无法接受的水平，战略资源消耗水平远超战略资源汲取能力，最终伤害国内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导致无法恢复的战略透支。

对俄罗斯来说，关键在于在这场冲突中赢多少，如何赢，以及为之付出何种代价。军事上的胜利意味着俄至少要实现两项任务:占领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四个已获准加入的行政区；更换基辅极端反俄的中央政权。上述领土加上克里米亚，相当于乌克兰领土面积的２３％。从双方军力对比来看，保持已征服领土甚至征服更多领土，对俄军来说并非不可能。但从目前军事进程来看，坚持这一目标很可能会突破“不对称战略”的极限，最终结果是１９４０年苏芬战争那样的“惨胜”。这自然引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战略问题，这样的胜利究竟值不值得?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惨胜”是可以承受的。但在现在的俄罗斯，战场损失、物资消耗、民意疲惫、恐怖袭击、前线兵变等战争中必然出现的负面因素和连带后果，不断挑战着特别军事行动的国内基石，“惨胜”引发的连带效应很可能直接冲击普京政权的稳固。在不影响国家基本经济运行和重大政治议程，如２０２４年普京竞选连任的前提下，俄将继续采取“不对称战略”，以有限力量和可承担的代价，寻求在乌克兰的新目标。

结论

从大战略角度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国际格局加速变革下大国权势争夺的必然结果，是武力抗击北约东扩的俄罗斯大战略首要任务的又一次重要实践。基于这一核心结论，可以对这次行动作出更加细致的解读。综合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基于统领性、持久性、全面性三个基本特征的判定，可以确认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确有一项大战略。俄大战略的根本目标是推动世界多极化，与其他强国划分势力范围并维持大国协调，同时保持独特的政治文明，最终使俄罗斯回归世界一流强国地位；这一战略的实现方式是通过主动的进攻性战略削弱美国霸权，其最重要的手段是运用军事力量。

第二，抗击北约东扩因其地缘政治本质、在国家安全中的绝对必需、国内政治中无可替代的显著价值、对大战略总体实现的重大意义，以及对军队这一优势力量的高度依赖，在诸多目标和任务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前俄罗斯大战略的首要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抗击北约东扩就是俄大战略的唯一任务，它只是具体情势下的一种排序和取舍。随着方向的重新选择或赛道的变换，大战略自然会有新的首要任务。就像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首要任务，如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太空竞赛等。

第三，俄罗斯大战略的根本乃至致命缺陷在于与西方世界的全面敌对甚至冲突风险。为了尽可能减少这样的风险，抗击北约东扩中的武力使用采取了“不对称战略”。自２００８年开始，俄成功实施了一系列对外军事行动，这在政治上有很大激励效果。但单纯的军事胜利，在战略上很可能意味着手段决定了目的，甚至毁掉了目的和战略本身。大战略的实现是一环扣一环的。每一个目标的达成都意味着离大战略最终目标的达成更进一步，反之亦然。如果只是一个维度、一个议题上的胜利，无法全面、正向地增进大战略根本目标的实现，甚至拖累大战略的实施，则胜等于败，胜利越大，离大战略的最终失败反而越近。特别军事行动从“混合战”变为常规战后，“不对称战略”正在迫近极限。从“目标与手段的平衡”这一实施大战略的基本原则出发，政治而非军事上的胜利是俄乌冲突最具现实合理性的结局，这为俄罗斯抗击北约东扩的继续实施留下了空间，是大战略意义上的相对最优解。

综上所述，普京时代俄罗斯大战略的缔造和实施，是２１世纪国际关系中鲜见的有持久历史性影响的重大事件。面对美国霸权，俄罗斯使用武力打破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冷战后塑造的国际政治叙事，对推动国际格局加速向多极化时代转换有重要意义，其实施过程及成败，对学术界重新讨论国际政治中的武力使用有较大研究价值，需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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