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明星频频移居海外，美国为何留不住他们

发布时间：2026-02-26 21:33

“慢走不送。”

那句云淡风轻的回应，曾在特朗普连任时从白宫传出。彼时，它像个玩笑，回头看，却更像一场“大逃杀”的预告。

如今，这份名单又添新名字——“暮光女”克里斯汀·斯图尔特。她公开表示考虑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欧洲，原因很直接：在美国，艺术自由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想象。

斯图尔特绝非好莱坞边缘人物。《暮光之城》让她一夜成名，这些年她也不断在作者电影与独立制作领域探索。美国曾长期被视为全球文化工业的中心，但伴随越来越多明星选择离开，这种中心地位正在松动。

这一批离开的人还包括乔治·克鲁尼、艾伦·德杰尼勒斯、罗西·奥唐纳、罗宾·怀特，以及詹姆斯·卡梅隆。这些名字分散在欧洲、加拿大乃至更远的地方。有人逃离喧嚣，有人寻找新的安全感。卡梅隆更是直言，这不是旅游，而是为了“保持理智”。在他看来，美国正背离曾经承诺的价值，失去它就意味着这个国家逐渐变成一个空壳。

明星可以换国籍，可以跨洲迁移。但对多数普通人而言，国家不是说换就换的选项。他们只能在这里继续生活，承受环境的撕裂。如今，不仅“美国梦”的可信度动摇，美国用电影和舞台编织梦想的能力，也在出现裂缝。

好莱坞曾是世界公认的造梦工厂。它不仅能拍大片，还愿意为未经验证的个人表达提供机会，允许冒险、容忍失败，并用成熟的产业体系分摊风险。斯图尔特自编自导的《The Chronology of Water》正是这种“小而私”的项目——然而它在美国拍不出来，最终落地在拉脱维亚。在她看来，美国如今的环境已让这种作品生产几近不可能。

她将矛头指向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电影政策，其中一项是对境外拍摄的电影征收高额关税——从最初的设想到后来的100%税率，言辞强硬，却与事实背道而驰。美国本土影片长期在院线占据绝对优势，且出口和贸易顺差亮眼。政策虽未落实，却已制造出寒意：融资、保险、合同、排期都变得保守。独立制作更常被拖延，拖得久了自然消散。

即便作品拍出来，也还有意外风险。Apple TV+在查理·柯克遇刺后，宣布暂缓上线杰西卡·查斯坦主演的《The Savant》，查斯坦直言平台与自己立场不一致，并强调作品在当下更具紧迫性。此类张力正成为常态，政治情绪变成高风险地带，让影视回应现实的成本上升。

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一战再战》直面美国政治分裂并获好评，但主创团队在公开场合却异常谨慎。相比往昔颁奖季的“开麦自由”，今天的舞台开始避开政治。2026年的金球奖由喜剧演员妮姬·格雷泽主持，节目轻松暖场，却巧妙绕过敏感话题。她事后解释，“很难把握语气”。

特朗普的名字，成了好莱坞一个刻意躲避的词。最先承受代价的往往是必须谈政治的人，比如深夜脱口秀主持人。史蒂芬·科尔伯特质疑派拉蒙和特朗普相关诉讼的和解金，不久CBS宣布节目将停播，以“财务压力”作理由——但这档节目多年稳居同档期领先，这个解释显得苍白。吉米·坎摩尔在谈及柯克事件时引发右翼怒火，节目被短暂停播，期间他和团队甚至收到死亡威胁。坎摩尔也早早获得意大利公民身份，像是为自己留下后路。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好莱坞学会了何时闭嘴。与学术界或公共部门的直接冲击相比，好莱坞承受的压力更温和——没有大规模裁撤，更多是舆论威胁与不确定性。但明星和文化从业者的离开，却显得格外异常，因为过去的好莱坞最擅长硬碰硬。它拥有资源、平台、观众，也曾在公开对抗中巩固自身位置。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提出过一个简单的选择框架：在失望时，人们会在“发声”与“退出”之间权衡，忠诚决定他们是否先发声，以及能发声多久。美国自称的信念是“发声优先”，而好莱坞一直是这种机制的显性部分——允许失败、不合时宜、被讨厌。可如今，表达的风险开始被个人承担，缓冲变薄，后果不可预测。对仍想表达、仍想创造的人来说，“离开”成了不得不选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