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千年的知己：文天祥与杜甫的“重逢”

发布时间：2026-01-12 18:40

不必见面，亦能同心。在那段孤寂的岁月里，文天祥遇见了最懂他的“知己”——数百年前的杜甫。没有高谈阔论，唯有逐句诵读、重组诗篇，让杜甫的悲悯与自己的气节相融，在字里行间找到心灵的栖居地。那些藏在《集杜诗》里的共鸣，是绝境中的微光，更是英雄风骨的注脚。翻开《留取丹心：文天祥的孤旅人生》，读懂文天祥和与杜甫两个灵魂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

本文摘选自《留取丹心：文天祥的孤旅人生》，远人著，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跨越千年的知己：文天祥与杜甫的“重逢”

文天祥入牢狱两个多月后，即到了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正月。从该月开始到二月止，文天祥即撰完一部完整作品，即前文多次提到的《集杜诗》。顾名思义，“集杜诗”就是将杜甫的诗歌拆散，重新组合为一首完全不同的新诗。由此可见，文天祥与数百年前的杜甫产生了心灵至深的交融。

无人不知的是，杜甫颠沛流离的一生全部抵押给了一首比一首悲悯的诗歌。当文天祥入狱后，一生坎坷的杜甫再次进入他的视野。从身份上看，杜甫、文天祥二人自有天渊之别，杜甫一生郁郁不得志，到四十五岁才得了个左拾遗的八品官职，若非一些当官的朋友接济，早在乱世中饿死；文天祥先是少年得志的状元，后是千军万马的统帅和群臣之上的宰相。但从人格上看，杜甫对苍生的悲悯之情丝毫不低于文天祥为国尽忠的慷慨情怀，所以文天祥才在狱中以杜甫为唯一的精神伴侣。

与杜甫产生交集，文天祥将原因说得轻描淡写：“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在文天祥眼里，从来没什么轻描淡写，即便他在狱中真的感到“无所为”，也可诵读其他人的诗，但他选择“诵杜诗”，当是杜甫的忧患意识与对乱世苍生的悲悯之情唤起了他内心的共鸣，结果使他发现“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一个人想说的话被别人率先说出，就表明了两者之间气息相通、立场相通、精神相通。文天祥这句话已说明他对杜甫的崇敬，还表明他已完全融入杜甫胸忧天下的痛苦之情，乃至他惊异而坦诚地说道：“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

文天祥越读越觉得杜甫的诗就是自己的诗，表明他已将杜甫等同于自己。今人读过该言后当也会觉得，杜甫是什么样的人，文天祥就是什么样的人：杜甫对苍生怀抱怎样的悲悯，文天祥就怀抱怎样的悲悯；杜甫对社稷有怎样的忧患，文天祥也就有怎样的忧患。对杜甫、文天祥而言，虽然他们身处的时代不同、个人经历不同、身份不同，甚至结局不同，但不论哪朝哪代，人世坎坷的性质一样，人所产生的悲悯质地一样，对人事所抱的态度一样。因此，这就决定了文天祥在生命的最后三年视杜甫为唯一的精神伴侣，他也才会由衷地写道：“子美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

但无论怎样追慕先贤，两个“情性同哉”的人也不可能在现实中对话。好在现实从来不止一种，从文天祥着手这件前无古人之事到完成，只耗时短短一个来月。文天祥将杜甫的五言诗“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这固然需要文天祥的才情，更需要对原诗有旁人未曾抵达的理解。杜甫在唐朝无一知己可言，在宋朝却出现了“千家注杜”的盛况，可见杜诗在两宋时已产生巨大影响。文天祥编撰《集杜诗》与“注”无关，它更像两个赤子在时空跨越后的紧密融合。在文天祥的重新组合下，杜甫的一行行诗歌既焕发出了另一番魅力，也彰显了另一番独属于文天祥的心头块垒。

从整部《集杜诗》来看，文天祥不仅在集诗时匠心独运，还在编排上花费了不少精力。从《指南录》和《指南后录》已见，文天祥时时不忘以诗的形式写下个人经历；在编撰《集杜诗》时，他同样以杜甫的重组诗句来表达对亡国的种种悲愤。这部诗集的第一首诗题为《社稷第一》，从诗名可见文天祥心中所重。兹录如下：

南纪连铜柱（《送李晋肃入蜀》），

煌煌太宗业（《北征》）。

始谋谁其间（《苦热呈阳中丞》），

风雨秋一叶（《故李光弼司徒》）。

这首诗全部出自杜甫的诗句，只怕杜甫也想不到它们能组合成一首全新的诗。在文天祥的组合下，其四行诗句虽旧，但不论其意其境还是其思其想，都已成为文天祥的衷肠倾吐，其效果还真如他在诗集《集杜诗》自序中说过的那样，“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也就是说，它们的确是来自杜甫的诗，又是一首完全属于文天祥的诗。

在第一首诗之后，接下来的是《理宗度宗第二》《误国权臣第三》《泸州大将第四》《襄阳第五》《荆湖诸戍第六》《黄州第七》等，一直延伸到《思故乡第一百五十六》，再后面的除了个别诗外都只余序号，直至《第二百》结束。文天祥的思想历程在这两百首集杜诗内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丝丝入扣地吻合了明成祖时期翰林学士刘定之给出的总结——“首述其国，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终以写本心、叹世道者，莫如何于人胜天、夷猾夏；而有待于天胜人、夏变夷之必有日也”，尤其指出文天祥“先公而后私，尽己以听天，于此亦可以略见矣”。

就此可见，《集杜诗》的编撰，绝非文天祥“无所为”的结果，而是在一种求死不得的煎熬中靠近一颗伟大的心灵来“写本心”。与杜甫原诗相比，文天祥的集诗显得更为悲壮，毕竟杜甫经历的是山河破碎，文天祥经历的则是比山河破碎更惨烈的亡国之痛，杜甫不具有的“杀身成仁”在文天祥这里是强烈的渴望，所以文天祥才从杜甫的诗歌中提炼出更强烈的生死之感，使自己终于达到了孟子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境地。从诗集的完成效果来看，文天祥不仅达到了杜甫之境，还体现出了“吾何患焉”的凛然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