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从《兰斋诗词存》续谈江孔殷

发布时间:2024-07-17 11:30

江孔殷自称“吾家三世寄籍上海”,生母南京人,曾入读上海圣约翰书院、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这是《兰斋诗词存》披露的、前所未知的信息。江孔殷祖父江纬基应为上海开埠后第一批外贸商人,“江裕昌”茶栈由其父江清泉继承,1880年破产。他本有志从政,只因屡屡站队错误,只好以美食醇酒终其一生。

江孔殷

“吾家三世寄籍上海”

拙文《“岭南美食家”江孔殷先人与上海之关系》见刊后,承胡文辉兄慨赠江孔殷《兰斋诗词存》照片,粗读一过,加深了对江孔殷的了解,仍有更多谜团待解。本文主要在揭示《兰斋诗词存》中披露的“新史料”,广为人知的史事从略。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兰斋诗词存》为一铅字打印稿本,似为经过编辑的未定稿,署名“南海江孔殷霞盦”,共五卷。在我看来,江孔殷诗词艺术成就并不高,价值在于通过自注构成一部“诗传”,呈现家史国史,揭示交游网络,增进人们对清末民初政治与社会的了解。受诗词形式的限制,描写美食的文字不多,内中有关养蜂的注释也许对研究农业史有些参考价值。

前述拙文谈到,1893年江孔殷参加广东乡试时,很可能因请“枪手”而报大了岁数,自称28岁,按其会试同年齿录“同治癸酉年”生,其生年应为1873年。《兰斋诗词存》自注称,出生时其父41岁,则江清泉1833年生。上海开埠的1843年,江清泉年仅10岁,自不能独立经商,他们家族到沪经商应从祖父江纬基开始。

1904年参加会试时,江孔殷与江苏太仓人陆增炜同一号房,吟成《入场与是科会元陆彤士同号喜赋》一首,首句即曰“旧籍春申接太仓”,自注“吾家三世寄籍上海”。从常理判断,祖父江纬基(号莘田)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即到沪从事外贸生意。上海开埠初期,“五方杂处,而闽粤人居多”,(1853年第10期《遐迩贯珍》)小刀会起义正是以闽、粤人为主体。

江孔殷《生朝七十自述》诗有句“海上春申旧作家”,意思是家在上海;“互市头网谷雨茶”,自注“余家业茶商”。从“互市”两字看,江纬基从事的是出口茶业,他所创办的“江裕昌”茶栈由江清泉继承。1940年,江孔殷在诗注中自称:“光绪庚辰,余年十六,上海茶庄倒闭,距今六十年矣。”光绪庚辰即1880年,可知1880年江裕昌已倒闭,《申报》报道的是1881年债主追债情形,笔者前文说1881年倒闭有小误。因乡试报大了岁数,“余年十六”是掩饰之词,实际1880年他仅有7岁,虚龄8岁。1881年丧父之后,江孔殷被生母带回上海入学。

《兰斋诗词存》首叶

从梵王渡学堂到水师学堂

江孔殷少时在上海接受过西式教育,先后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广东黄埔水师学堂,有较好西学功底,但迄今为止的江孔殷传记对此均无片言只字记述。

《兰斋诗词存》首篇《癸巳乡捷祭告生妣周太夫人书训述志哀七十九韵》,相当于以生母周氏为中心的一部“家传”。为掩饰年龄造假,江孔殷创作该诗时,可能有意搞乱时间顺序。全诗颇长,本文摘引时不按原诗顺序,需要该诗全文者,请参阅《民国稿抄本》影印本或原稿。

三龄在抱闻人言,问母母家在何处。

汝南有女出金陵,良家仪凤门籍称。

云骑世食天家粟,一朝竿木来广胜。

乱日山河举目非,阿爷战死娘出帏。

弟兄姊妹尽离散,流转春申无所归。

狮山南海汝乡迩,庐江大贾鬻为婢。

主人恩重哀伶仃,教书伴读字弗奴。

天幸蓬门嫔富家,今日相依母同子。

三岁时,江孔殷问生母家在何处,周氏答道,家在南京,住仪凤门内,父亲为“云骑尉”(因祖上军功而获赐的世职),太平军攻入南京时战死,兄弟姊妹离散,她流落到上海,被“庐江大贾”卖给江清泉当婢女。主人待她甚好,教她读书识字。“汝南”是周姓郡望,并非实指。

十八入门侍阿父,中年祷嗣峨嵋去。

钟楼佛顶归灵猿,缛坐母怀乳于菟。

上师屈指虎儿胎,宁馨生是由自来。

催得曇开倏惊谢,德门爱日春复回。

(先光禄公中年无子,求嗣峨嵋金顶寺,挈钟楼白猿归,逾年儿生。生朝开春三日,惊风殒卤门热,两夜甦)

江清泉中年无子,专程赴四川峨眉山金顶寺求嗣,把金顶钟楼的白猿带回家,次年,周氏诞下江孔殷,曾因惊风徘徊在死亡边上,两夜之后复苏。此事应是江孔殷“猿猴转世”传说的来源。江孔殷好动,坐无坐相,“猿猴转世”是当时能被广泛接受的解释。

八岁阿爷复邦族,娘儿随侍趁轮轴。

归未周年儿已孤,阿娘挈汝沪江读。

梵王渡口新学堂,天妃庙左旧家塾。

十年外傅张乌程,七字神童李白生。

(七岁时李白生夫子澍以七言联句属对,惊为神童)

岁试冠军黄歇去,秋风唱曲白门行。

水师新考获前列,国子虚行朝上京。

庄椿见背七阅岁,寡妇孤儿坐蒙蔽。

卅年白屋茶起家,万镒黄金石填海。

旧人念旧交未疏,南汇同攻衙内书。

(新兴顾竹城世伯宰南汇,延入署读。)

7岁时入读天后宫旁边一家私塾,江孔殷念念不忘塾师乌程张先生的训诲、李澍先生之赏识。苏州河北的天后宫一带属于华界,隔壁是出使大臣行辕。8岁时江清泉带母子回南海老家,与叔伯、族人见面,这一年应为1880年,同年“江裕昌”茶栈破产。“归未周年儿已孤”,1881年江清泉被追债而在籍去世,周氏把他带回上海读书。

“旧人念旧交未疏,南汇同攻衙内书”。江孔殷丧父之后,广东同乡、署南汇知县顾思贤曾照顾孤儿寡母。顾思贤,原名国藩,字希尧,号竹城,广东新兴人,举人,翁心存门生,与翁同龢关系密切,历宰江苏奉贤、长洲、昭文、新阳等县,1880-1883年任南汇知县,正是“江裕昌”茶栈破产之时。他把江孔殷接到南汇县衙门里面,与其子侄一起读书。

“梵王渡口新学堂”。读了多年私塾后,江孔殷考入梵王渡学堂(圣约翰书院),该校由美国教会设立,为圣约翰大学前身。

圣约翰书院

“水师新考获前列,国子虚行朝上京”。1890年,两江总督曾国荃奏办江南水师学堂,护理总督沈秉成筹建完成。江孔殷参加入学考试获前列,分在驾驶班。(《生朝七十自述》,卷四第十八叶)据当年10月18日《申报》报道:“江南水师学堂招考,必先试以英文、翻译、地理、算学皆有可观,方能中选。现在第一案及近日所取精通洋文者,皆出自中西书院、万航渡、虹口英文书院、麦家圈诸学堂。”水师学堂从该校招生,导致圣约翰书院出现太多空额,同月30日不得不紧急刊登启事招补:“南洋水师学堂招取学生,本书院之子弟取者甚多,今书院有空额十馀名,拟即添补,如有曾读过英文或年半或一年,年在十六岁内者,可觅妥保荐来补额附读。”《申报》报道与书院启事从侧面证实了江孔殷自述的可信度。

不久,他得到进入国子监读书的机会,遂放弃学籍入京,结果是铩羽而归。接着,他又考上广东黄埔水师学堂轮机班,(《生朝七十自述》)不久又再次放弃,回归举业。1893年,江孔殷中广东乡试第四十五名举人,据说是请了枪手。晚清广东科举考试“枪替”之风盛行,到了半公开状态。江孔殷请“枪手”,自己也给人当“枪手”,曾得到很高报酬。在祭告生母诗中,江孔殷自承:“从此文场崭头角,偶踞胡床亦刀捉。金钱到手挥霍随,家计万难懵无觉。”

连续站错队

同为南海人,江孔殷师事康有为,有着非一般交往,观念上倾向维新思想,却并非铁杆“康党”。《兰斋诗词存》一些篇什足补史阙。如《丁酉十月海上遇康南海师约西湖同读书开春同北上余旋返粤》:

海上相逢一旅居,来年有约计谐车。

殷勤湖上传薪火,悔不春秋早读书。

(卷一第七至八叶)

此诗可证,丁酉年(1897)农历十月,康有为原本与江孔殷在杭州西湖读书,计划第二年春入京。这年冬天康有为变计北上,是看到德国侵占胶州湾,是绝好机会,可以借此进言打动光绪帝。《康南海自编年谱》称:“适胶州案起,德人踞之,乃上书言事。”入京之前,文廷式交给康有为“密札数通,交通宫禁,约事成援之出山”。(钱仲联:《文芸阁先生年谱》)得文廷式介绍,康掌握了与太监、珍妃联系的秘密渠道,得以向光绪帝进言。戊戌变法由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直接推动,已故孔祥吉先生指出:“胶州湾危机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使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放弃在南方发展维新力量的努力,驱车北上,到达北京,直接领导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维新运动。”(孔祥吉《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茅海建说“康有为刚刚到达北京,恰遇胶州湾事件”,(《从甲午到戊戌》第214页)似乎对孔先生的判断不以为然。

1904年,江孔殷参加清王朝最后一科甲辰科会试,居然得中,据他女婿汪希文说,捉刀人是同为康门弟子的罗瘿公(罗惇曧),此事难证实也难证伪。这一科人才济济,政坛名人有徐世昌、谭延闿、汤化龙、蒲殿俊等,状元江春霖,榜眼、探花则由广东人朱汝珍、商衍鎏包揽。

江孔殷在政坛遇到第一个伯乐是张人骏,《诗存》中多次出现的“丰润”正是此人。张人骏(1846-1927),直隶丰润人,1903-1905年任广东巡抚,1907-1909年任两广总督,对江孔殷甚为赏识,受限于官员“避籍”制度,无法重用。1909张人骏调任两江总督,江孔殷报捐江苏候补道,想利用这层关系快速升迁,顺便解决他们家在上海的“历史遗留问题”。张人骏力加栽培,派他到南洋招商引资、劝捐,有大用之势,却被人告发他在南洋与革命党勾结。

两广总督张人骏

江孔殷在圣约翰书院、江南水师学堂受过西式教育,英语有底子,熟练掌握官话、吴语、粤语,擅长写作,科举同年有不少能人,本来在官场有很大发展余地,张人骏想提拔他当江苏劝业道,两广总督张鸣岐曾委以广东清乡总办。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武昌起义霹雳一声,断送了他的大好仕途。进入民国,江孔殷的政治投机不断失败,难得的是每次都站错队。

江孔殷思想上属于维新派,对革命党比较疏离。1911年“三二九起义”(俗称黄花岗起义),他向两广总督张鸣岐说情,协助潘达微收殓七十二烈士,此事做得十分漂亮,内心对党人的举动却不以为然,如《粤城三月廿九纪事》诗云:

五羊天半起朱鸢,黯黯危城夜气昏。

好贼无多同李勣,可儿错认是桓温。

未成黄祸先流血,谁使青年竟丧元。

从此神州正多故,不教鱼烂不鲸吞。

又一首:

居然三户欲图秦,霎地黄巾变白巾。(党人以白巾为臂章)

结党田横多死士,起家李特尽流人。

便容微服过尼父,谁信无心杀伯仁。

七十二坟他日草,可怜碧血送残春。

(卷一第四十三叶)

辛亥粤省光复,江孔殷本可凭借掩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义举结好革命党人,谁知他却通过梁士诒倒向老袁一边。民国二年(1913),他在袁世凯与陈炯明之间牵线,想说服陈氏脱离革命党阵营,向袁氏输诚。牵线行动没有成功,却从此让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对他心生芥蒂。1915年,江孔殷作为粤省“代表”领衔劝进,拥护袁世凯称帝。朱执信组织反袁军事,驱逐依附袁世凯的军阀龙济光,江孔殷教唆驻守河南(今海珠区)的李福林保存实力,不予回应。此步走错,此后很难翻身。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从1917年南下护法开始,大元帅府与“太史第”近在咫尺,孙中山却从未踏足“太史第”一步,胡汉民对他也甚为冷淡,可见江孔殷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以会试同年与美食家双重身份,频频造访“太史第”,不能改变江孔殷命运。陈济棠主粤时期,军师古应芬是朱执信死党,同样对江氏不理不睬。政治上既缺乏发展机会,江孔殷在经商之馀,把时光消磨于酒食之中,将天才贯注于对美食的追求之中。

思想落伍

20世纪中国天翻地覆,传统的政治思想已不能适应新时代需要。孙中山不断调整自己,适应潮流变化,开创了“大革命”时代。前清翰林如谭延闿也懂得调整适应,率领湘军投身国民革命。江孔殷固守清末新政时期的观念,对新生事物看不惯,《兰斋诗词存》多有反映。如《与陈竞存论罢工》:

三千年主公羊义,为国宣尼礼让存。

乱世尊周危累卵,先生逃墨甚追豚。

教揉每况升无木,拒虎明知后有门。

赤子养成神圣日,眼看多事在中原。

(卷三第二、三叶)

似感慨人心不古,反对“劳工神圣”的新口号,对工人运动持全盘否定态度。

又《二次罢工感赋》之二:

世界平流路太迂,共和专制两模糊。

均田制产头头是,食税衣租断断无。

奴视东人同傀儡,农团南亩辍耰锄。

眼前天地由翻覆,不死黄魂定不苏。

(卷三第十一叶)

《十一月十七夜之变纪事》:

新鬼谋成社欲倾,纷纷狐鼠穴三城。

苍头特起谁为俑,赤血狂流盗弄兵。

斩木釁方生比户,脱巾哗又起连营。

精禽妄拟填东海,衔石千年恨未平。

(卷三第三十九叶)

此诗当是诋毁1927年12月广州暴动之作,把汪精卫骂了一顿。当时政界、报界普遍认为,广州暴动的发生出自汪兆铭的“引狼入室”,起义主力第四军教导团乃是汪氏亲信张发奎率领回粤的部队。事定之后,粤省当局曾在永汉南、泰康路转弯处竖立“空前浩劫碑”,将汪氏列作罪人,1931年西南反蒋时为迎汪回粤而拆毁。

空前浩劫碑

做“爱国生意”

1939年,女婿汪希文追随乃叔汪精卫做了汉奸,其时江孔殷避地香港,高调撰文痛斥汪希文,在发布公开信之外,还将汪希文来信公之于众。重庆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获悉此事,特拍来电报大加赞赏。

霞公老伯道席:拜读老伯痛斥汪希文之公开信,钦仰无既。倭寇肆其毒焰,蹂躏中原,率土之人,咸感愤激。我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在委座领导之下,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为人类正义、世界和平而奋起神圣之抗战,不图汪逆党徒,腼颜事日,肆其簧舌,欺骗人民,其意盖欲分化阵容,断送国脉。老伯持操贞固,义正词严,足能振起颓风,轨嚣俗,除将原函原文交渝各报转载外,谨电奉候起居,并申仰企。陈诚世未印。(1939年香港《民锋》半月刊第1卷第4期)

前清翰林江孔殷反对投降,主张抗战,此举可提振士气,为重庆所欣赏,蒋介石由此批准每月致送大洋八千元。据汪希文回忆,这纯粹是江孔殷设局、翁婿唱双簧的鬼把戏,他事先与汪希文商量好做一票“爱国生意”,从老蒋那里捞取横财。江孔殷惯于挥霍,积蓄无多,居港十分窘迫,有了这笔津贴,可以继续其花天酒地的生活。(汪希文《我与江霞公太史父女》第183-185页)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江孔殷此种行为令人不齿。香港沦陷后,江孔殷出任“中日文化协会委员”伪职,追随他女婿后尘“落水”,回头看当年的义正词严,令人失笑。

大玩家

江氏一门三代都堪称“大玩家”。江清泉在上海设“百二兰谱室”玩赏兰花,江孔殷一生嗜好美食佳酿、收藏钱币(据说半数以上是赝品),“南海十三郎”酷爱看戏终成名编剧,祖孙三代习性如出一辙。省港地区有许多关于“江太史”的不经之谈,比如说慈禧太后赏赐102盆兰花给江孔殷,故斋名叫做“百二兰斋”。从《兰斋诗词存》可知,江清泉在上海已有“百二兰谱室”,江孔殷只不过是子继父道。

一地之人以本地物产、美食为骄傲,发展到“饮食地方主义”,本是人之常情。惟其有“饮食地方主义”,互争雄长,才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菜系,让老饕大饱口福。江孔殷旅居上海十多年,生母是南京人,其饮食始终推崇粤味,有时达到盲目地步。1897年跟康有为在杭州“读书”时,有诗云“莼鲈无福在湖山,风味藤鲮视等闲”,自注“吾乡藤菜类莼,鲮鱼鲜尤胜鲈”,这就有点过了头。“藤菜”今名“潺菜”,上海叫做“紫角叶”,有些地方叫“木耳菜”,可清炒也可烧汤,特点是一滑字,与江南莼菜有些相似,始终难登大雅。至于江孔殷认为家乡鲮鱼胜过鲈鱼,则近于盲目,或者说是小众口味。鲮鱼多刺,有土腥味,拿来与鲈鱼相提并论,恐怕多数食客无法认同。

江孔殷的美食家声誉,得益于他创制“太史蛇羹”为多。汪希文《我与江霞公父女》一书,以亲历者身份记录了“太史蛇羹”的炮制方法:“主要工作在拆蛇肉时,要特别小心将蛇骨除去,不使有一丝之骨留存。此外,则杀鸡二十头,和猪肉二十斤,煮成厚味的上汤,待至鸡、猪两味道出尽之后,原肉弃去不要,将此上汤煨蛇肉,再加‘上好’鲍鱼丝等配料。”(《我与江霞公太史父女》第37页)汪希文毕竟不是厨师,所记多有不尽。这种奢侈消费,适合“炫富”,并不适合平民。

江孔殷最喜欢的是价廉物美的荔浦芋头,自称“余食谱中荔浦香芋制法最多”。(卷四第十九叶)今时有些名厨喜欢复原“太史菜”,如能复原江孔殷荔浦芋头的烹调妙法,要比重制“太史蛇羹”更有功德。

记交游

江孔殷诗词集中应酬之作甚多,奉赠大吏的作品不少,如张人骏、袁树勋、张鸣岐、陈昭常、邓华熙等,清末民初来往最多的大概是邱菽园、梁鼎芬、樊增祥、黄节、汪兆铨、铁禅和尚,1930年代大力帮岭南女诗人冼玉清延誉,有提携同乡后辈之意。江孔殷交游广阔,维新党、革命党、遗老、佛道、美术、收藏、演剧人物兼容并包,诗词所含信息比较丰富,要系统整理方能见功,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容纳。有心人若能详加钩稽,或可为近代文学史、戏曲史、美术史、收藏史增添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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