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胡适

　　◆唐宝民

　　季羡林与胡适曾在北大共事几年，胡适是校长，季羡林是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因此交往甚多。1948年冬，胡适离开北平飞赴南京，季羡林则留在了北大，从此两人再无缘相见，但曾经的交往故事，却一直被季羡林珍藏在心中。

　　季羡林曾留德十年，二战结束后，陈寅恪向胡适推荐季羡林，那时的季羡林，在学术界还是个籍籍无名的毛头小伙子，但胡适并没有因此轻视他，而是爽快地接受了陈寅恪的推荐，让季羡林担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从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季羡林后来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那么大成就，与胡适的慧眼识才有很大关系，正是他的爱才惜才，才为季羡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治学环境。

　　作为系主任，季羡林经常向胡适汇报工作。一个是年轻教授，一个是名闻天下的大学者，但在与胡适的交往中，季羡林丝毫没有紧张、局促的感觉，因为胡适待人随和、亲切，使人感觉如沐春风。季羡林曾这样回忆胡适：“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

　　胡适虽然是治学严谨的大学问家，但他非常懂得幽默，季羡林曾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虽然胡适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在季羡林的心中，他的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一个书呆子”。季羡林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胡适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跑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胡适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

　　胡适对季羡林做学问的认真态度极为欣赏。在北大期间，季羡林曾将自己写的学术论文《列子与佛典》拿给胡适看，胡适连夜看完，第二天就写了封信给季羡林，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对季羡林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时，“院士”李亦园说，胡适晚年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时，曾经对年轻的研究人员说：“做学问应该像北大的季羡林那样。”

　　胡适去美国后，又转赴台湾，从此与季羡林再无联系。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季羡林很久以后才得知消息。1978年，季羡林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文中写道：“他晚年决心回国定居，说明他还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因此，说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解放后，我们有过一段极‘左’的历史，对胡适的批判不见得都正确。”这样公开为胡适说话，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足见季羡林对胡适的感情之深。

　　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以88岁高龄去胡适墓园扫墓，并写了《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字里行间，满溢着真挚情感，表达了对胡适先生的深切怀念，令人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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