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体下的粉丝群体，应该如何塑造良好的粉丝形象？

大众传播媒体对粉丝现象的再现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再现，并且倾向于在“放大”偏常特质的基础上塑造粉丝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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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的形象也正是从种种可能的真相中选择一部分组成的，再通过集中的报道放大这部分行为，将公众视野引向极端粉丝，从而被当作粉丝的完整肖像进行认知。

标签化：凸显刻板印象

标签化是指将某人或者某物划归为某一类型，而非将其视作一个独特的个体。

大众媒体再现粉丝群体的过程中,剔除了粉丝身份背后的其他社会身份,忽略不同性别、种族、职业要素所可能造成的先在影响,将复杂的粉丝群体简单化约成了一个固定的团体。

这种忽略个体身份进行归类的行为是一种对粉丝的标签化，让公众在认知少数甚至单个粉丝的基础上建立起对于粉丝群体的想象。

研究人员将对典型的个人的追星经历和行为表现当成整个粉丝群体的共有表可见，刻板印象存在一定的社会真实，但对粉丝群体高度概括的方式往往会阻碍人们看到新的现实，也使得大众对粉丝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晕轮效应。

在社会心理学上，晕轮效应也称为光圈效应，指的是人们“对一个人形成了某种特定印象后会影响对他的其他方面特质的判断。”

当某人或事物被标明为“坏”的，那么他会就被“坏”的光圈所笼罩，粉丝群体被标签化为“疯狂”“无脑”，在学习生活方面也被冠上了“不务正业”的负面评价。

粉丝的刻板印象会对粉丝个人在扮演其他社会角色时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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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化：存在疾病隐喻

戈夫曼认为污名是“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并提出对身体残疾的痛恨、个人性格缺陷和与种族、民族相关的集团污名。

将具有偏常行为的人划分为社会越轨者。 媒体对粉丝偏常行为的集中报道将粉丝划入了污名群体的范畴。

学者朱莉·詹森 在《作为病态的粉都》一文中认为，“粉丝经常被大众和学者概括为两种病态的类型，即着魔的独狼和歇斯底里的群众。”

前者往往是幻想自己与明星有强烈关系的个体，后者是见到明星就尖叫流泪的青少年或者躁动、咆哮的狂热球迷。

其中，在新闻媒体报道了为追星家破人亡的一名女粉丝，和不顾学业、机场蹲点明星，疯狂合影集邮的“守星人”等不被理解的显著粉丝个体。

在偶像选秀节目现场和各种应援活动中，粉丝通常以面目模糊的集体形象出现，以此相对应的多是疯狂的、狂热的、躁动的，他们在现场或哭或笑。如熙熙攘攘的吵闹声，粉丝们或哭或笑的脸，被人群拥挤着难以前进的明星。

此种现象描述了粉丝应援大闹机场导致航班延误，是潜在的狂热分子。

媒体和大众有关粉丝的想象也被定格于疾病，通过为其确定病症给为偶像全情投入的粉丝们贴上“脑残”“疯狂”等病理化标签。

对非粉丝的访谈中也有两人提到对粉丝印象是“邪教、疯狂、低龄、低智”,以疾病的隐喻进而对粉丝产生公众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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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他者”视域下粉丝形象的三种力量

一定的社会语境是理解传播现象的出发点，在消费社会和新媒体语境下粉丝形象的呈现除了与大众媒体的建构逻辑有关。

也与其他相关的参与主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人员将粉丝形象置于更为宏观的视野之下探讨其存在“污名化”“病理化”的影响因素。

粉丝：“零和思维”下的攻击与对立

中国内地的娱乐产业总体资源有限，娱乐工业意图通过选秀和影视剧输送出大批的偶像明星，而通过统一造星“流水线”生产出偶像明星面临严重的同质化。

与此同时，在大数据时代的洪流中，偶像的价值正在全方位地被数据指标所量化。

粉丝为了给偶像争取更多的商业资源，容易陷入“零和竞争”的思维模式之中，零和竞争即代表“在竞争的关系中，一方的收益必然带来另一方的损失。”

在粉丝眼中存在“自家”和“对家”之分。“对家”即指与“自家”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偶像及其所形成的粉丝群体。

通过与其他群体的对抗性情感可以巩固 “自家”粉丝群体内部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连接，这种“敌我划分”的攻击和对立已体现在粉丝社群的日常互动之中。

粉丝在“零和竞争”的思维模式影响之下，投入到有目的性的媒介使用和消费行为之中，不遗余力地制造能被网络社交媒体平台捕捉和量化的数据。

从而展示偶像强大的号召力和商业价值，为“自家”偶像带来商业资源的倾斜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

同时粉丝也会对一些固粉和虐粉策略产生路径依赖，如散布阴谋论式的虐粉信息挑起不同粉丝群体之间的网络骂战。

并且粉丝通过反黑举报机制去压制或者消灭与偶像相关的负面信息，加剧群体之间的对立与攻击，让网络空间中弥漫着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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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粉丝形象的负面偏向与粉丝自身的非理性行为存在密切的关联。不可否认，资本在粉丝现有行为逻辑背后的推动作用。

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身体是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商品。”

娱乐造星工业以偶像身体作为媒介，再由经纪公司通过一系列包装不断强化偶像在镁光灯下的商品化属性。

当偶像明星成为一种可供观赏的符号和可供消费的商品时，粉丝便能通过购买偶像代言的产品、反复观看偶像出演的影视剧、花钱打榜和投票等方式参与偶像的生活和事业，创造出一系列不被外界所理解的媒介景观。

正如前文所述，在大众媒体的报道中粉丝斥巨资应援、控评刷榜、粉丝群体之间互相对立和攻击，沉迷于集体式的非理性狂欢行为。

根据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在追逐偶像的过程中，粉丝们参与一场场狂欢仪式中，从现实世界中抽离，摆脱束缚、打破常规，从而做出“出格”的行为。

借此，粉丝似乎处于话语权日益高涨的环境中，而现实却是在粉丝、偶像、资本的三方博弈中，粉丝在景观的遮蔽下不自觉或无可奈何地成为被资本推着向前的免费义工。

资本方创造出“以流量数据为一般等价物去兑换文化产业中的影视资源、综艺资源和品牌资源”的商业规则，在此种不断扩张的商业逻辑之下，粉丝以及其强大的自驱动力完成与偶像相关的消费和数据指标。

这不仅与粉丝的自发性相关，其背后更重要的是娱乐产业对粉丝的规训，和造星团队的引导。

其中不可忽视的是“职业粉丝”和“职业黑粉”作为一种生意行当兴起，他们由娱乐公司所雇佣混迹在粉丝圈中激发和引导粉丝的非理智行为。

再次，娱乐明星的相关争议天然靠近粉丝付费意愿，以及相关影视、综艺作品的营销预算。因此作为平台的资本方为了对粉丝的商业价值进行开发。

将能引起粉丝争论的话题置于公共讨论的空间之中，从而获得用户的注意力进而实现流量变现，其后果是导致粉丝规模化的控评和反黑行为。

在非粉丝用户看来粉丝此种狂欢行为破坏了公共空间的自由表达，认定粉丝是不理智且疯狂的，使得粉丝形象被再次嗤之以鼻。

大众：受众偏好下的选择性解读

克拉伯提出“受众的选择性心理”，具体包括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方面。

面对媒介所传递的与粉丝相关的信息，大众也并不是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而是只注意那些与自身观念相一致的信息，对于粉丝相关信息的接触更像是一种“自助餐式”选择。

作为非粉丝的普通大众与粉丝内部之间存在信息的壁垒。大众遵从自身信息接收的偏好，挑选那些能引起他们兴趣或者与他们认知一致的信息。

而过滤掉不符合自身认知偏向的信息，以此来维护和加强他们原有的认知结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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