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岁的蔡健雅不避讳自己的年龄。但很奇怪，来看她现场的都是年轻人。1月14日晚在上海Mao Livehouse，现场观众皆是通过网易云音乐的抽签免费获得入场券。一位有机会上台互动的男生激动到连说数遍“我很紧张，我很紧张”。他喜欢Carpenters，也喜欢蔡健雅，后来发现蔡健雅也曾痴迷Carpenters，更觉人生际遇充满巧合。
在Live House登台，蔡健雅不带乐队不弹吉他，唱歌都是放伴奏带。她唱歌的肢体语言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女歌手的作派，台上还有一位讲话职业的主持人带动流程。作为创作人，这样不太酷。
蔡健雅在上海演出现场。本文现场照片 沈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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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健雅年轻的时候，也曾花大力气来证明自己。担任女主唱时被讥讽“女生懂什么”，便买了把吉他开始学乐理。漫长的职业歌手生涯中她始终不是公司力捧的那一个，所以自己写歌曲线救国，直到确立“女创作人”的身份才站稳脚跟。直到三年前的上一张专辑《失语者》，她还是把自己绷到极限，与制作人安栋陷入对音色“复杂度与高级感”的狂热追求中，直到完成后很久她上电台节目，听到播放专辑里的歌曲，依然习惯性竖起耳朵“听细节，盘算着哪里哪里还做得不够好”。
电子化的《失语者》大约是她1997年出道至今最勇敢的突破。所谓的“最大突破”有前提：对唱了二十几年都市情歌的蔡健雅自己来说，以及对以音色为最大记忆点的华语女歌手来说。它其实没有走很远，编曲亦未全盘电子化，而是叠了一层更富人味的器乐。蔡健雅从来没想挑战听歌者的接受底线，她当时追求的高级与复杂亦是有限度的。
不论何时，蔡健雅对自己的定位都很清晰：一个流行音乐人。在崇尚个性的年代，音乐人不会像她一样承认“我之前的所有专辑都是写给别人的”。只是流行的概念也一直在演变中，在她做音乐的二十几年中，成人抒情、摇滚、R&B、电子、hip-hop轮番过境，就连“世界音乐”也有成为流行的趋势（比如去年很火的唱弗拉明戈的西班牙女音乐人Rosalia），蔡健雅固守的流行又是什么？
“我已经放弃分析什么是流行，一般百姓都喜欢的就是吧。大家都喜新厌旧，这一秒流行的下一秒可能就不见了。”
作为创作者的蔡健雅完全依赖直觉，她害怕理性分析会让属于自己的东西丧失。她不计算，不迎合，坐在钢琴前闭眼等灵感。“有就赶紧写下来，没有就离开”，好像上厕所一样听从本能召唤。
写歌是她在整个职业链条中最喜欢的一个环节。“人家会说你写的旋律怎么那么不好唱。我也不知道好听的旋律是什么，也不想去研究。”
还有几位女性流行音乐创作人与蔡健雅同属一个时代，亦活跃至今，陈珊妮、陈绮贞、戴佩妮、焦安溥等等。很多年过去了，“还是我们几个，年轻的女创作人在渠道更广的今天反而被埋没了，不容易出来。”蔡健雅不太叛逆，在早期完全被公司包装安排的时代也配合。“不管能不能创作，以前总是首先想要被签到唱片公司里去，这样才有机会被认识。”
只是她也困惑过“为什么男性创作人写出来的东西可以叫流行，女性写出来的总被认为是小众？”性别偏见，女性创作人的视角往往更内向和自我，不太擅长描摹他者，议题也较狭窄，这些都是原因。在这些女音乐人中，蔡健雅算不上最出挑，胜在非常了解自己且目标明确。
她写的旋律不好唱，但适合自己的声线，由她来唱兼有耳边诉说的亲密感又刚好不会过分口水化。从小听西洋歌曲的长大的蔡健雅，音乐的特质反而中庸保守。中庸意味着不会让人一下子记住，但能够提供恒定品质。年复一年，当同时代的很多女歌手只剩下记忆里的声音，蔡健雅却得以以一个完整音乐人的形象继续存在。
会写歌这个优点在唱片工业兴盛的时代可有可无，可工业一旦衰弱，创作力量急减，就成为得天独厚的优势。金曲奖为她三度封后虽有争议，却很好地表达了乐坛如今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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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蔡健雅是为她的新专辑《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湿吻》。这张专辑与《失语者》在两个极端，是在“几乎没费什么劲”的状况下完成的。十三首歌几乎都是蔡健雅晚上被灵感击中后的结果，制作时也没有任何野心，只是希望它听起来“愉悦而毫不费力”。
背后创作者的状态也变了。说起来像心灵鸡汤，过去的三年蔡健雅一直在玩。去巴黎学做甜点花了几个月，三年间只做最简单不用创意的演出工作，而且“一点都不担心”。怎么可以不焦虑，不害怕不进则退？“因为我发现，照顾好自己并没有错。人被照顾得好了，才能做出更发光更伟大的东西。”
这三年，她在工作室都很少放音乐，“反而会听一些频率，各种频率能对应不同的疗愈效果你相信吗？以后可能还会在音乐里放一点频率，让大家更心安。”
在这之前，创作人的中年危机袭击过她。荷尔蒙衰退，没有汹涌的情绪去写情歌，必须寻找新的创作路径。同样的危机，有人选择重新苦行，逼迫自己，或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蔡健雅只是问自己: 为什么始终不满足？为什么那么需要别人的肯定？
她从起床到睡觉一刻不停逼迫自己做出来的《失语者》并没有带给她满足，“没有人给我鼓掌叫好”。不是没有，《失语者》毕竟得到业内人的好口碑。“但我还是不满足，而且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了。”
“一直在玩的三年里，你会觉得像生活在空中楼阁吗？就像我们现在在上海闹市酒店的高空，底下是奔忙的人群。他们在现实里，而你在玩。”“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我控制不了别人的世界，与其在乎别人，不如过好自己的生活。在黑暗里待了很久，我也好奇阳光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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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湿吻》洒满了阳光。在2018年年底华语女歌手的发片潮中，这张专辑既保守又特别。依然是电子和器乐并用的编曲，整体清简，给足回声的空间，与“悠长”的概念契合。
这是一张充满善意的专辑，关于死亡的《遗书》也宁静平和，有咸湿海风穿堂而过。身边抑郁症的友人和蔡健雅自己的经历刺激她写这首歌，在深夜与魔鬼对话，问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离开？最最简单的钢琴加弦乐与欲离世者为伴，“把留下的泪水/藏不住的心碎/写成歌给人安慰”，叠上时间的重量就是一首好歌。
蔡健雅是一个例子，告诉其他中年音乐人守旧不是错，只有够自信，有定力，不要乱阵脚，一样能出不错的作品。
她也是真的守旧，说起小时候去唱片行左右满抱厚厚两打碟去试听，“完全靠自己发现音乐”的快乐远高于现在。讲喜欢巴黎的理由，是因为在那里人们还是很喜欢和陌生人聊天，没有人人低头沉迷在手机世界，“有旧世界的温度”。
蔡健雅是新加坡人。新加坡籍歌手一直是特别的存在。他们在中国台湾或香港地区发展，身上几乎没有出生地的痕迹——没有特别的口音，没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你们不会想听我们本来讲中文的口音的。”也没有本土文化的影子，即使是创作型音乐人，也只有纯正的都市感，仿佛是从钢筋水泥里诞生的孤独灵魂。
“我小时候在成长环境里听到的声音是完全不够后来做音乐的。我们新加坡人讲Singlish，推崇5C（Cash, Credit Card, Car, Condominium, Country Club），非常非常务实。”
或许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做歌手后她到处旅行，去印度学瑜伽，巴黎学烘焙。她最近开始爱听生活里的声音，“外面的脚步声，人声，这些声音现在都会很注意去听到”。
小时候“被保护得太好”的蔡健雅，能记得的叛逆事也只不过是“逃课去溜冰”。有点孤僻的小孩一度沉迷于关在房间里反复听Carpenters，“惊讶这些歌就像是对着我一个人唱的。”如今她也担纲这样的角色，非常安静地在别人耳旁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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