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骐聂海清：社交媒体账号分身下的青年自我呈现

发布时间：2024-12-12 05:50

作者：蔡骐（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海清（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6期

导读

社交媒体的发展将社会结构性力量重新施加于个体，而青年通过打造私密的分身账号来实现自身的结构性脱嵌。

一、引言

自我呈现是指社会个体为使他人按其意愿看待自己所进行的展示自我的方式。在早期面对面的交往研究中，欧文·戈夫曼提出“拟剧理论”来阐释人们向他人呈现自我的过程，将社会类比为舞台，个体会“按照一种完全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以一种既定的方式表现自己，其目的纯粹是给他人打造某种印象，使他们做出其预期获得的特定回应”[1]。由此，自我作为表演出来的角色，就成为一种“从被呈现的场景中渗透出来的”[2]戏剧性效果。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已经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人们开辟了全新的虚拟活动空间，人们自我呈现的场景和装置都随之发生了变化。不同于过去需要身体在场的现场接触，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以虚拟账号的方式存在，并利用图片、视频、文字等手段展示自身状态。人们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大号里发布节日庆祝的美图、精致的日常，与好友在评论区隔空互夸；同时也在微信小号疯狂吐槽自己的领导和同事、抱怨不顺心的生活，或者在微博小号转发喜欢的明星，吐露内心的各种细腻感受。可以发现，社交媒体中的个体一般不只有一个虚拟账号，他们往往借助账号分身完成自身多样的形象展示。

作为总人口中占比最高的群体，青年不仅是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主要承担者，也是异常活跃的触网群体，有着更强的学习能力和自我实现的渴望。这使得青年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也更加多样，其开通小号进行账号分身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2018年4月7日，日本广播协会（NHK）一项对即时通信应用的网络调查显示，在5000名问卷受访者中有超过1/3的年轻人（16-25岁）拥有一个以上备用账号，甚至有人有十几个推特小号[3]。2021年，根据日本朝日电视台的一项特别报道，日本年轻人拥有5个以上的“小号/分身账号”已经成为常态[4]。在我国，这种现象也并不鲜见。2022年4月18日，《南方日报》一则报道指出，市场上存在严重的社交媒体账号贩卖现象，“实名注册的大号不方便干的事，可以用小号偷偷干”成为购号者的重要动机。[5]豆瓣社区内也有类似“小号收容所”“小号们的乐园”等小组，专门聚集该平台用户的分身账号，为他们提供发言场所。总之，青年账号分身成为当下线上社交中一个广受关注的现象。

基于以上观察和思考，本研究将聚焦青年群体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结合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青年公开化的大号和私人化的小号使用情况的分析，深入挖掘青年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动机、策略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动因。具体包括以下问题：青年为什么要进行账号分身？青年如何创造性地使用大号和小号进行自我呈现？它们分别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最后，青年的这种策略性分身实践显示了社会与个体之间的何种互动关系？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账号分身是指人们在实名制的社交账号之外，又申请一个或多个未进行实名认证的账号的行为。前者称为社交大号，是人们在微信、QQ、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上与当前正在使用的手机号绑定甚至实名认证过的账号。后者与大号相对，被称为社交小号，是用户出于个人隐私保护、意见和情绪的真实表达等原因所申请的私密账号，意在打造私密的个人空间，杜绝自己被熟人发现的可能。

本研究聚焦青年在社交媒体中的账号分身传播现象，主要运用深度访谈法展开研究。根据中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青年的年龄范围在14-35周岁之间，然而现实中，中学生可能会被限制使用移动设备，不会经常活跃于社交媒体之中，故本研究将受访者年龄限定在18-35周岁之间。同时，鉴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分析青年个体的账号分身及使用情况，总结其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特点与动因，因此，访谈仅针对拥有网络小号的用户，并不涉及机构化的“自媒体”运营者。2022年7月至9月，笔者接触并选取拥有一个及以上小号并有三年以上小号使用经验，且处于不同年龄段的青年作为访谈对象，分别进行了60-120分钟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最终得到了35万余字的访谈记录。访谈对象通过滚雪球抽样法确定，具体方式为：（1）通过现实中的熟人征集和社交媒体平台招募（如豆瓣、小红书等）两种途径确定母体样本，其中前者样本为5，后者样本为6；（2）用滚雪球的方式扩大样本数量，通过母体样本介绍获取更多的样本，这部分样本数为13。笔者在选择时兼顾了样本的全面性和科学性，最终得到24份样本，并对受访者编号（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1）。鉴于疫情原因，部分访谈以线上方式进行。访谈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话题展开：青年账号分身的可能性、动机及运用不同账号进行自我呈现的情况。

表1 小号使用受访者基本信息

三、大号与小号并行：账号分身与青年自我呈现的重构

人类对自我的呈现完全不是新现象，早在16世纪的都铎宫廷中，人们就已经使用社交媒体来进行自我表现和自我推销了。[6]那时人们通过与他人交换诗文杂集和摘记簿来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某个特定形象。今天，互联网为社交媒体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并成为一种全新的载体，人们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轻而易举地发布有关自身形象的信息，甚至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建立多个账号分身，展示自我的不同侧面。那么，人们为什么热衷于对外呈现自身形象，又为何借助账号分身之便展示不同的自我？根据访谈所得材料，这是社交媒体和个体自身双重作用的结果。

就前者而言，社交媒体的发展更新了人们自我呈现的工具，为青年群体建立多个账号分身提供了条件。首先是分身账号申请的便捷性。各社交媒体平台的功能设计和账号互通有利于用户注册新账号，如微信分身功能早在2015年就已上线，微博和小红书则可以利用QQ、微信开通新账号等。但也有受访者采取了很多新的方式获取小号，如受访者7表示：“我所有的小号都是通过手机号申请的，就是我自己的、我爸爸的、我妈妈的，还有我女朋友的，还有就是我奶奶的。”受访者24说：“我有两个手机号，QQ注册的小号比较多，可以一个账号绑定一个手机号，注册了之后解除绑定，再用这个手机号重新注册一个，可以像套娃一样连续套很多QQ（账号）。”其次是账号认证的自由性。目前国内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一般只需要绑定手机号，未强制新账号进行实名认证，这也使得小号具有极高的私密性和隐蔽性。

就后者而言，虽然社交媒体的功能设计为青年开通小号提供了外部环境上的可能性，但青年最终选择申请小号完成账号分身主要还是个体因素的驱动。

第一，“众口难调”的角色切换。由于脱离了时空限制，线上社交所面对的人比线下更为复杂，不同圈子、年龄阶段等的朋友有可能被编织进同一个社交圈。在此情况下，青年往往一边面临着“众口难调”的社交困境，一边又要努力维护自身社交圈的和谐。社交媒体中的账号社交形式为青年提供了角色切换的可能，青年可以申请多个账号，以不同的性格角色游走于各色交往对象和社交圈子之间。在大号中青年会顾忌更多，一般以意见“最大公约数”的方式发布信息，内容积极向上、没有攻击性。但在少有熟人知晓的小号中，青年则依据其功能的不同而发布相应的内容。如在追星小号中青年经常以直接的“表白”“示爱”传达自身对偶像的痴迷和崇拜。“我的小号太多啦，每个都有自己的功能吧。有一个追星小号，会在半夜经常性发疯，就是发的东西比较情绪化，但是那个号的好友也追同一个明星，大家发的东西都差不多，还会讨论什么的，发疯也就没啥。”（受访者23）

第二，“有意为之”的观众隔离。如今，社交媒体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主要社交工具，也是其拓展社会关系、传递特定信息的重要通信渠道。对此，利用社交媒体展示自我，以积累更多的关系资源、赢得潜在的发展机会就成为大多数青年的选择。但是，由于在社交媒体上信息发布者无法与交流对象面交，如果对方不主动留言，信息发布者就无法知道信息是否对交流对象产生了作用。因此，青年在发布信息时往往会根据“内心对交流对象的概念化”[7]，即想象的受众来对发布内容进行考量，以让特定的文本呈现给对应的观众。很多访谈对象表示，自己会使用账号分身来进行观众隔离，大号将信息呈现到特定好友面前，小号则传递某些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和发展机会的内容。“每次大号加了新朋友的时候我发内容可能会想着刻意去迎合一下他们，比如实习期间加的领导和同事，我会想让他们更了解我，就发一些显示我工作能力和态度的内容。但如果在工作中遇到让我无语的事情，我立马就在小号吐槽。”（受访者8）

第三，算法凝视下的谨慎发布。比起线下交流，线上社交的特征之一就是无法回避技术作为中介因素对个体发布内容的影响。尤其是算法的出现，使得“新社会能见度”的控制过程变成了一个计算机程序运行的过程。[8]算法的分类、排序、精准推送等机制处处影响着个体自我展示的内容和形式。具体而言，为了提升自身账号的传播力，让自我展示的内容获得更多的流量加成，青年会在大号发布能提升账号曝光、权重等的内容。“微博的账号权重是和它的阳光信用分挂钩的，有时候我想让自己发的内容上广场，或者被更多人看见，所以我一直养着自己的大号，关注一些蓝V，和他们互动。”（受访者24）同时，将威胁账号生存的内容放在小号发布。

综上，社交媒体的发展为人们来了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为青年群体凭借账号分身完成自我多样性的呈现提供了新的可能。青年在此间的自我呈现动机也可大致归纳为三类：一是被动适应，面对无法预计的潜在观众，青年需要做好随时切换角色的准备，以维持社交圈的和谐；二是主动出击，利用大号和小号进行观众隔离，将特定信息传递给特定观众，以获得潜在的发展机会；三是对技术的规避和迎合，青年既可以用小号躲避算法的屏蔽或封禁，也可以顺应算法的运算机制，让算法成为提升自我曝光度的有力工具。

四、青年自我呈现的差异化策略：大号与小号的内容分野

表演是社交互动的本质之一。[9]在社交媒体的技术条件和个体动机的双重驱动下，青年在社交媒体中会尽力展示自己。我们可以借助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来理解这个自我呈现的过程。戈夫曼假定，当个体在与他人互动时，他们希望展示某种能被他人接受的自我，并运用类似“前台”这样的舞台语言来进行阐释。前台是个体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达性装备，是个体表演中以一般和固定的方式有规律地为观察者定义情境的那一部分。[10]在社交表演中，大号就相当于表演的前台，是青年的固定表演装置，稳定地传播能塑造其美好形象的有关信息。值得注意的是，戈夫曼也指出在个别例外的情况下，作为前台的表演装置也可以伴随着表演者而移动。[11]由于社交媒体提供了技术上的可分身性，青年可以在大号和小号间随意切换，小号也因此成为青年隔绝“熟人”且隐匿真实身份的另类表演前台。根据访谈材料可知，青年会依据不同的账号属性将自我拆分成不同的面向，策略性地进行内容呈现。这具体体现为青年在不同账号采取的不同行为：在大号中，青年往往通过“理想化”“表达控制”“间接暗示”和“保持神秘”几种技巧进行表演；在小号中，青年则不加修饰，随心所欲发布内容，更多表露自我的真实状态。

“理想化”的大号与“现实化”的小号。表演者通常会在观众面前展示自我的优良特质，并体现那些在社会中得到正式承认的价值和规范。同时也会尽力掩盖或部分掩盖与自己理想形象不一致的活动、事实和动机。[12]这就是一种理想化的呈现策略。而与此相对，私密小号中的内容发布往往更贴近青年的真实情况。很多受访者都有过在大号迎合主流价值观的情况，他们或是关注一些如人民日报这样的权威媒体或机构，或是对国家纪念日、专业媒体内容进行转发、评论等。“我在大号经常转发关于国家重要纪念日或者官媒的一些评论消息，并且有些会涉及一些工作内容，这是养号的一种，也可以表现出自己正能量的形象，你懂的。但如果我本身的观点和这些权威机构观点不一样的话，我会认为自己的可能不是主流的意见，可能引起大家不舒服，这时候我就感觉自己比较弱势吧，不希望自己的身份暴露在大家面前，以免受到攻击或者被人肉，就用小号发。”（受访者22）社交媒体在塑造理想形象上具有独特的优势。换言之，青年不一定真的在现实中做到理想的自己，只是在大号用“看得见”的内容发布强调自身与社会价值标准的吻合，同时用小号来发布与这些标准不一致的行为。

“表达控制”的大号与“畅所欲言”的小号。一般情况下，人们不允许自己的高级社会活动“像我们的知觉和机体意识那样紧随我们的机体状态而变化”[13]。表演者通常会在观众面前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表达加以控制，维持自己形象的一致，而在少有人关注的小号则显得比较随意。青年在大号发布内容时会对过往内容及风格进行回顾，谨慎加工后再发布，以保持自己前台“人设”的统一。而在小号则主要以自我为中心，经常在情绪驱动下表达自己“当下”的心理状态和想法。“我会在大号保持自己的内容风格一致，发布之前会考虑自己之前建立的‘人设’，比如我之前一直被朋友奉为‘才女’，发布的文案大家都会‘借用’，所以每次发布会更加认真斟酌。小号就比较随意，可能是可可爱爱的‘沙雕女孩’，也可能是记流水账的‘小学生日记’风格。”（受访者20）实际上，表演要求表达一致，这是我们的人性化自我与社会化自我之间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异。[14]青年也许会被自身反复无常的情绪所驱使，在冲动之下发布内容，但作为一个在观众面前的表演者，他们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间接暗示”的大号与“直接表露”的小号。当个体处于他人面前时，常常会在其行为中注入各种各样的符号，这些符号中就蕴含了表演者意图传递的内容。[15]除文字表露外，社交媒体用户还经常通过分享图片[16]和附加位置信息[17]等方式进行印象管理。使用一些符号和暗示技巧是表演者在大号传播中的常见自我呈现策略，但在小号中，这种隐晦性的表演很难看到。大多数受访者都谈到自己在大号中进行过间接暗示，有时候是情感性暗示，比如对喜欢的人暗示自己“单身可追”，在“不经意间”表露自己的恋爱状态，对已经分手的人暗示自己“仍在想念”等；有时候是彰显性的暗示，青年一般会利用发布地点定位、标志性的图片等，暗示自己到达了某地或拥有某种性格特质。而在小号中则会更加直接，一般是“想说什么说什么”。

“保持神秘”的大号与“日常公开”的小号。神秘化表演也是营造良好形象的一个重要技巧。过于频繁地发布内容，特别是关于世俗话题的内容，会影响网络自我呈现的效果。[18]而限制接触，即保持社会距离，能使观众产生并维持一种敬畏，并使观众处于一种对表演者深感神秘的状态之中。[19]访谈发现，在大号上，青年通常有一种保持神秘化的倾向，一般只会在“某个节点”阶段性地更新内容，“大号是阶段性记录，比如说毕业了、获得某个工作成就、和久别重逢的朋友相聚、终于有机会休假旅游了等等。”（受访者21）而在小号中，青年的内容发布会公开更多的生活细节，以日常的琐碎事件和情绪波动为主，更新频率也会更高。究其原因，在大号中保持神秘感既可以引起观众的好奇，又可以避免频繁发布琐碎且私人化的信息引起观众的反感；而青年具有的对日常生活的分享欲又需要盛放的空间，这导致青年在不同的前台制定了不一样的信息披露和自我呈现策略。

总之，表演者的自我呈现过程就是一个试图控制和管理他人对自己看法的过程。借助社交媒体的账号分身之便，青年能够充分利用不同的前台，更加灵活、有策略性地展示自我。一般来说，大号重点强调那些让人心生好感的理想特质，而尽可能抑制会损害个人形象的内容；小号则以自身真实感受和观点为中心，发布一些不想被熟人知晓的内容。大号和小号各司其职，共同构成了青年完整的自我。

五、账号分身下青年自我呈现的底层逻辑

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为人们在网络上的表演策略提供了一定的解释框架，但限于对个体及个体之间的互动行为的微观分析，难以观照青年行动的外部社会结构环境及其变迁。加之青年是网络技术的早期采用者，其自我呈现活动具有策略性、日常性、群体性等特点，因此，需要从个体与整个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出发，重新审视这种自我呈现。

（一）结构性制约下的个体脱嵌实践

账号分身是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青年摆脱社会结构制约的一场大规模的“脱嵌”实践。在前现代社会中，个体相对于集体而言普遍处于一种“社会性嵌入”的状态，即个体根植于宇宙、国家等给定秩序之中。[20]进入现代社会，连接一切的互联网再次将代表青年身份的大号置于类似前现代“社会性嵌入”的状态，在为青年提供各类资源时，也让青年的行动难以摆脱其中的约束和影响。

具体而言，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的双重性日益凸显。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为青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社交媒体让青年以虚拟账号的形式长久存在于虚拟空间中，不仅将现实中的关系网络复制到线上，而且为身处其中的用户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社交空间，这有利于青年利用社交大号积累社会关系、获取虚拟资源，如流量、知名度等，助力其实现阶层跃升。但另一方面，从现实情况来看，网络社会也并未摆脱原有的社会阶层框架[21]，个体借由“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习得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并据此行动”[22]。加之青年大号与其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地位等挂钩，成为青年资源累积的承载物，因此，青年在大号上的行动也就难以摆脱其所处现实网络的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现代社会中的青年较过去不同，具有比较强烈的自主意识，能够脱离既定秩序，尝试对自我的行动进行主动选择和重新规划。账号分身就是青年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社交媒体的账号功能为自己重新开辟一处私密空间，以便在不同的账号中自由摇摆的一种手段。新开通的小号可以让青年以匿名方式摆脱外部制约，在不为熟人所知的角落自由展示自我，甚至可以重建资源累积据点。借助账号分身，青年能以全新的身份在“别处”存在，脱离原有关系网络的注视和限制，尽可能实现自由表达，最终完成自身的结构性脱嵌。

（二）可供性形塑下个体的反身性重申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深度介入，技术因素对个体的影响逐渐加深，账号分身其实也可看作个体在社交媒体的可供性之下通过反身性来建构自我的产物。长久以来，技术一直被认为是中立的、无倾向性的，但实际上，技术并非在真空的环境中进步，它始终不能脱离其存在的社会氛围和文化环境。“道德物化”可以帮助我们对此进行理解，该理论指出，道德主体不单是人也不单是物，而是人和物的集合，物本身不是价值中立而是负载道德的。[23]这意味着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中，不再是主体随意使用工具这么简单，技术有意向性，它影响着人的行动，同时人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技术，使技术顺应人的主张。

从此角度观察账号分身，一方面，技术可供性极大地形塑着青年的内容表达。针对社交媒体在组织中的行动潜力，现有研究确定了4种媒介可供性——可见性、持久性、可编辑性和关联性（人与人之间及人与信息之间）。[24]这些可供性构建了用户在该环境中的互动方式，也在暗中显示出了其内在倾向，它们鼓励一些事情，也变相禁止或阻碍某些事情。例如，可见性使得用户在网络上的所有表达都面临着被搜索、被公开的命运，稍有不慎便会被算法定位、封禁；而持续的信息留存也在暗暗提醒着用户谨言慎行，若干年前发布的尤其是负面的信息都可能对现在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基于此，即便是在以自由、开放为特征的互联网中，青年也难以畅所欲言。但另一方面，青年是具有反身性的，可以能动地使用技术进行账号分身，为自我的建构和呈现赢得更多的主动权。反身性强调社会行动者对自身所处社会情境的持续反思。[25]这体现在青年按照自己对所使用媒体平台的主观感知和使用经验来进行信息发布的过程之中。举例而言，当青年认为自己发布的内容足以展现自己的某项美好品质，会获得关系网中他人的好感时，他们就会将此内容发布在自己的大号之中；但当青年感觉自己的观点并非社会主流意见，或者曾经因为类似言论被禁言过时，他们会倾向于申请一个分身账号，在不影响自我形象的前提下完成内容的表达。账号分身实际上就是个体与技术互动的产物。

（三）监视型社交下的个体风险规避

社交媒体改变了过去的面对面交流，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身体缺席的新互动环境，在个人的社交账号上进行广泛的身份表演和自我呈现成为每一个用户的必修课。但社交媒体上信息的持续公开和自由传播也使得社会个体的“私密性”持续扩张，这会引发新的“监视”命题。账号分身正是个体在新的“监视型社交”[26]背景下规避风险的应对之策。

首先，线上互动带来了持续的、扁平的数据监视。在线社交网络背景下，监视是一种潜在的赋权、主体性的构建甚至是游戏性的东西。[27]每一个用户都在社交媒体上浏览他人信息，“被我们自己的好奇心和愉悦感所激发，我们转发、加好友、分享和转帖”，从而将监视能力融入日常乐趣中。[28]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监视并不是毫无用处。持续的监视与可见度经济相关联，即便青年具有被他人监视的心理预期，但他们依然十分热衷于分享自己的信息，呈现特定的自我形象，并期待他人的回应。这是因为，青年希望代表自己身份的大号尽可能多地赢得他人的喜爱，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其次，监视型社交下，自我的暴露和他人的注视虽然可以带来资源的累积，但是青年也并不愿意将自我完全放置在大号中。一来，缺乏面对面的交流和更亲密的互动，青年在社交媒体中建构的虚拟社交网络其实十分脆弱，很有可能在某个不符合他人预期的观点发布后出现断裂或缩减；二来，社交媒体空间的隐私边界持续扩张，个体隐私面临泄露的危险，加之个体也具有真实表露自我内心和情绪的欲望，其个人信息安全进一步面临威胁。基于此，构造一个自己能够畅所欲言，随心发布信息的安全区域就十分必要。作为分身的小号，则以其隐蔽性和匿名性成为他们对外倾诉、分享乃至发泄的自我空间。账号分身就是个体平衡自我表达与他者监视的一种途径。

由此可知，青年的账号分身呈现并非个体的孤立行动，实则是个体、社会和技术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不仅将社会结构性力量重新施加于身处社会网络之上的个体，而且以其可供性引导着个体的行为选择。作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青年利用账号分身为自己在社交网络空间开辟了一片私人领地，努力从结构性制约下“脱嵌”，同时也能够通过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反思，与技术展开持续的互动，并以此来调整自身的发布活动，维护自身的信息安全。这体现了作为主体的青年与当下社会现实的互构，彰显了社会制约下青年的主体活力。

西方社会学家将“结构”认为是独立于具有主动性的个人并对个人有制约力的外部整体环境[29]，对个体有着不可忽视的约束力。但是社会结构并非坚不可摧，个体也能够发挥主体能动性。当个体行为发展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和心照不宣的群体行动，个体甚至可以对社会结构施加影响。所以，只谈结构与能动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两者既动态博弈，也持续互构。由此视角观察青年在社交媒体中的账号分身现象，可以发现，青年创建大号与小号并利用其进行策略性的自我呈现并非个体偶然、孤立的行为，而与更为宏观的结构因素有关。连接一切的互联网虽然为青年带来了线上交友、流量积累等机会，但复杂的社会网络和技术凝视也使得青年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播不能随心所欲，于是他们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出自己的账号分身。借助账号分身，青年将自我拆分成截然不同的两面，并致力于在大号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以拓展关系网络和积累各类资源；而小号则承担了青年压力疏解、情绪发泄、自由表达等功能。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青年在社交媒体中大号、小号并行的新传播格局。这种传播格局为身处社会结构制约下的青年提供了“脱嵌”的可能，为其在技术的潜在引导下争取到了更大的行动空间，也帮助青年在无处不在的他者监视中维护了自身的信息安全，由此社交媒体中的多重分身账号也成为青年争取行动自由的实践成果。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网络亚文化传播机制与引导研究”（批准号：18ZDA31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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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蔡骐,聂海清：社交媒体账号分身下的青年自我呈现[J].青年记者,2024(06):91-97.

网址：蔡骐聂海清：社交媒体账号分身下的青年自我呈现 https://mxgxt.com/news/view/17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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