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门罗和她的中国情

　　本报特约研究专家最新翻译门罗上世纪80年代关于中国游的文章，由于此文写作年代较早，文章提到的部分情形早已无法反映今日巨变的中国。这点相信读者自能明鉴。

　　透过玉帘

　　◎文/爱丽丝·门罗译/赵庆庆

　　回加拿大看到田里只有一台机器，感觉很奇怪

　　去中国前，我脑子里有一幅灰图。心里想，这个国家是灰色的，像哔叽布那种灰蒙蒙的灰色，地表空荡荡的，建筑物是泥巴和砖头砌的，也是灰沙一样的颜色。当然，我看过一些主要地方的照片，自然期待的就是那样。

　　事实上，我害怕去中国。通常，我是乐于旅游的，到哪儿都很兴奋——甚至还旅行去了布法罗。可是，我一开始对去中国提不起兴致。你又不好回绝，一想到置于完全陌生的环境，没有东西能让我动心，我就感觉压力很大。

　　人，我回加拿大最大的感受就是，那么多人。我一直在想，在中国，有那么多人一生中从来没独在一室，在中国没有“单独”一词。嗯，街上到处是人，白天黑夜。人流进出房子，人流淌满街道。我从来，从来没有体验过那种人群涌涌，尤其是在田里，那么多人在干活。我回安大略的头一周，往田野望去，只看见一台巨大的机器，而没有一百号人，仿佛奇怪极了。街道似乎空荡荡得可怕。

　　幽默，尚在中国幸存不灭，我感到欣慰

　　中国主人想让我们从一个大地方到下一个大地方，我最想体会的是两地之间的点滴小事。我想看看院子里。我体会到了“室内”和小地方的拥挤，但我看到的实在太不足了。我不太记得有窗户。因为我在加拿大住在农村，所以想看中国的农村，想看真正的中国农村生活。

　　我回家早了，错过了看公共农场。但我记得中国人对土地的使用有些奇特，玉米长在苹果园里，也许是桃园。总之，玉米长在树下和树间——和我们的不同。我想，玉米需要更多的阳光，可显然不是这么回事。

　　我记得，沿着往长城上去的蜿蜒公路，有一层层斜坡，立着镜子。那些镜子，像巨大的手持镜子，女士用的手持镜子，竖在弯道处。非常奇怪。

　　官员们做套路发言时，你可以东张西望，看看墙上写了什么，各种各样的都有。这个，最有意思了。我也经常留意人们的穿着。有一次，我们穿过博物馆，陪伴我的是一个姑娘，我对她说：“你的裙子很漂亮。”她十分兴奋，裙子漂亮是漂亮，不过照我们的标准，式样相当简单。她开始告诉我，她怎样找布料、布样，做那条裙子，因为根本买不到这么时髦的裙子。于是，我们开始聊衣服，聊得开心极了。她说：“你知道，没法给身材……人买衣服。”然后，她说“高”，可是，我以为她想说的是身材好。她说不出来，就用手比划了一下腰部，很可爱。

　　当然，还有王先生，他特别棒。我常常念起他，想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他有幽默感，会讽刺，能分好几层分析事儿。了解他如此幽默，尚在中国幸存不灭，我感到欣慰。

　　我只想看寻常的东西，它们能伴随我

　　嗯，我更记得我们去过地方的那些细节，而不是参观的那些明信片上的景点。我记得，在明朝的陵墓里不舒服，很难受。那里让人恐怖。我记得，爬得老高去看佛像，可佛像并不在那儿。我尤其记得扶手椅，在同行的一位加拿大女作家举办派对的漂亮房间里，有一些红色的扶手椅。还有我卧室的窗帘，所有那些细节，历历在目，那些我能看到的日常家庭生活细节——尽管那不过是一个漂亮的旅馆房间。其他的事情，就有点遥远了。我能看到，进行描述，但不怎么回忆起它们。它们有一种人为的美，总让人赞叹，但我个人对它们的感受很快就化为乌有了。我只想看寻常的东西，它们能伴随我。

　　作家们比我预期的还要谨慎些，我事先预料他们会谨慎的。据我所记得的，他们和我们根本没有多少交流。他们都大谈为国家而写作，国家怎样照顾好它的忠实仆人。很有可能，他们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对我们写作的方式没有流露出感兴趣的迹象。当时，我有点失望，不，是大失所望。我本以为，开放了，可以以其他方式谈论文学了。这让我经常想起，我们休伦县的人怎么谈话。我们那儿出现有关脏书的争执了，就会有些人站起来说，脏书也有可取之处，因为它们揭示了生活的可怕，给你上了一课。大家都以为文学就是为了教人道理。所以，我觉得他们非常像我童年时候遇到的某派教徒。至少，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不知道他们的作品真正如何，是否有其他方式不寓教，也能把事情说清楚。

　　他们都很和善，令人愉快。我能想象，这种环境下的审查大概也就是温和地劝说。多数人多少自然而然地相信，写作是有目的的。我能看出，他们能轻而易举地接受这点。我自己就成长在这样的某派教会氛围，他们对文学有非常明确的看法。这些看法并非强加于人，但却存在。每当有人问，“书里非要有这么多性吗？”我就仍然有那种感觉。我确切地知道，没有人敲断你的关节，也可以施行审查。

　　在广州，为我举办了一个盛宴

　　我讲完文学中的女性后，有两名妇女走到我面前，告诉我她们的丈夫从不帮忙做家务。我们热烈地交谈起来，说让丈夫做家务是多么不容易。她们大多数以为体制会最终消除这样保守的想法和行为。在中国，让女性做太多工作肯定有实际的困难，但另一方面，不要有太多家庭人口，永远也不期待有，或许可以让女性工作变得容易的多。不过，这对于那些想要更多孩子的妇女，或许会带来巨大的悲痛。

　　在我眼里，中国女性的生活和中国男性的生活无甚差异。大家都有优势，也有劣势。

　　在中国过50岁生日，我觉得妙，我觉得简直太妙了！因为，50岁生日是有点让你害怕的事情。50，在我听上去总有点灰不溜秋的——有点衰落了。在广州，为我举办了一个盛宴。到香港，我的生日还在继续，穿越了太平洋，最后在我们接近温哥华时还未过完。我觉得，我们入加拿大国境了，还在过我的生日。生日持续了好几天。如此过50岁，实在美妙。这是我生命中最精彩的生日。

　　——选自《加华大：七人帮中国游记》（Chinada: Memoirs of the Gang of Seven，1982）

　　■爱丽丝·门罗在中国

　　1981年6月-7月，门罗随首批加拿大作家代表团共七人，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来华访问，其他六位为杰里·葛德士、罗伯特·克劳耶奇、艾黛尔·怀斯曼、帕特里克·莱恩、苏珊娜·帕拉第斯和杰奥弗里·汉考克。他们和当时中国作协副主席丁玲见面，参观北京、西安、广州等地并和当地作家交流。回国后，他们合写的《加华大：七人帮中国游记》一时洛阳纸贵，轰动加、美。

　　门罗向中国作家介绍自己笔下的女性、和中国女孩闲聊后者自做的裙子、在广州度过中方为她举办的50岁惊喜生日晚会。她将此次中国之行写成一组题为《透过玉帘》的散文，收录在《加华大：七人帮中国游记》一书中。

　　首个加拿大作家访华团及其畅销游记《加华大：七人帮中国游记》（从左向右：艾黛尔·怀斯曼、爱丽丝·门罗、帕特里克·莱恩、苏珊娜·帕拉第斯、杰奥弗里·汉考克、罗伯特·克劳耶奇和团长杰里·葛德士）

　　供图/赵庆庆

　　（原标题：爱丽丝·门罗和她的中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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