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中国摇滚之父”为什么不摇滚了？
“等老崔的一首新歌，真不容易。”这是乐评人们翘首以盼崔健新作品时的心里话。
8月27日，《飞狗》上线，这是崔健继2015年12月发行的《光冻》后时隔6年再度发出的全新专辑。
用自己惯有的音乐态度在庞杂的信息世界中摒弃思想惰性，冲破无效信息的束缚，感受在这个时代下自我的认知。
中国摇滚已经诞生35年，但只有崔健，是中国不可撼动的“摇滚教父”。
崔健出生在文艺世家，父亲是军队文工团的小号演奏家，母亲是朝鲜族舞蹈团的成员，在成为“摇滚教父”之前，崔健“子随父业”，做过多年小号手。
父亲曾担心从小体弱多病的崔健吹不响小号，但崔健偏偏看不起父亲拿来的手风琴、单簧管，反而觉得小号吹起来带劲。
20岁那年，吹小号的崔健如愿考进了北京歌舞团。
那个时候，港台音乐和欧美音乐逐渐兴起，从小耳濡目染主旋律音乐的崔健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多风格强烈的新鲜音乐。
于是崔健白天在文工团里吹小号，晚上就自己呆在宿舍自学吉他、练歌，不同的音乐风格，形成了巨大反差。
这段日子里，他一直尝试创作，和另外六位音乐人成立了七合板乐队，在北京的小餐馆和小旅馆里演奏着西方流行音乐。
期间，他们发行了两张专辑和几首原创的作品，其余的歌则都是翻唱台湾和欧美的作品，然而不到一年，乐队解散了。
1985年底，崔健写下了《不是我不明白》。
1986年年仅25岁的崔健站上北工体演唱会，身着不合身的长褂身背一把破吉他，腿上的裤脚一高一低。
这一幕，摇滚迷们早已倒背如流。
《一无所有》在“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公开亮相，中国摇滚乐随之到来。
他们不知道的是，早在“中国摇滚教父”诞生的前一年，1985年底，北京电影学院食堂办了一场音乐演出，主要嘉宾是有外国留学生成员加入的摇滚乐队——ADO乐队。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崔健在台上唱。
演出进行没多久，场子里来了几个CBS的记者，他们想要拍“中国的摇滚乐”。
杨乐强冲上舞台，把崔健扛到肩膀上，让他更高一点儿；后来的“魔岩三杰”之一——何勇则和大学生们在台下喊：“他叫崔健！His name is CuiJian！”
1989年，崔健与ADO乐队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发行时，专辑名改为《一无所有》，并拿下“白金唱片奖”。
乐评人马世芳评价说：
“这张专辑是一把刀子，把中国的音乐史切割成崔健前与崔健后。”
后来，丹麦乐队Michael Learn to Rock（迈克学摇滚）还把《一无所有》翻唱成英文版，名叫《I Walk This Road Alone》。
在中国摇滚的历史上，有一位值得被铭记的摇滚战士，他用一块红布蒙着双眼，
在《红旗下的蛋》专辑尘埃落定之后，摇滚乐已经不再是中国唯一的主流，但崔健创新的脚步却从未停歇。
《红旗下的蛋》之后，崔健又接连出了几张专辑，如《光冻》《给你一点颜色》等。很多崔健的老歌迷都听不懂了，骂他江郎才尽。
但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如果永远局限在一种类型和元素的音乐里，那绝对称不上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
所以崔健宁可舍弃市场，也要寻求改变。
崔健的作品中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摇滚，他在摇滚中融入各种音乐风格：Funk、Hiphop、爵士、电音甚至秦腔和陕北民歌。
直到今天，崔健的乐队里一个喜欢摇滚的乐手都没有，以刘元为首，全都是爵士痴，崔健在一次采访里说：“我们乐队的人都瞧不起摇滚乐。”
崔健，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中国摇滚的教父。
在采访中，崔健还提到了美国的音乐形式，Blues抱怨社会，嘻哈反抗社会，他们无不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着这个世界。
2002年，崔健在CD酒吧发起真唱运动，他号召两百多位歌手在一块红布上签名，宣誓自己永远不会假唱，以尊重观众和舞台。
罗大佑甚至从台湾地区千里迢迢的赶来支持崔健，向他举手敬礼。
在崔健的观念里，一个艺术家应当担起社会的责任：中国现在是最需要艺术家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了，你们不思考社会的问题，你还当什么艺术家，你还写什么作品，你还写什么书？
而当崔健开始参加一些电视综艺节目，质疑声也蜂拥而至。有人说，崔健向电视妥协，被主旋律文化给污染了。
在长时间的批判言论下，他被认为是那个站在主流文化的对立面的人，而崔健自己认为：并不能因为我唱摇滚你就对我存在这样的偏见，摇滚乐在西方还曾经是主流音乐呢。
崔健有一次去做讲座，有个女孩上来就说：
“你怎么现在是小白脸啊，细皮嫩肉，油头粉面的，我不喜欢你了。”
“我一直就这样。”
“你现在话这么多。”
“我是被你们学校请来的呀，我是来交流的。”
“你就应该多唱歌、少说话。”
“这是你想象的。”
还有人批评他的新作品不够“愤怒”了，有人看他上综艺，就说他向商业化低头了。可这些标签都是看客给他贴上的，是谁非得做一张网，把崔健放到网中呢？
到底什么才是摇滚精神，到底崔健该做什么？他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是崔健自己决定的事情。
崔健，就是崔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