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追星：在偶像崇拜中寻找自己

高强度学业压力下，“偶像崇拜”成了低龄青少年的一个出口，他们在其中寻找自己在同龄人社交圈中的位置、理想中的自我以及生活中的自主权。而新型偶像生产机制建立在流量经济基础之上，粉丝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这群爆发力最强的青少年也成了偶像产业试图牢牢捆绑住的一群人。 我们采访到的小学生代表了这样一类样本：他们能把握好追星的边界，区分自我与偶像。但在庞大的青少年粉丝群体中，也有重度沉迷、对追星上瘾的人亟须走出来。

小学生追星：在偶像崇拜中寻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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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老牛）

年轻的粉丝

“我们三人各自买一张海报，如果谁的海报里抽到‘我担’的小卡就给我，以后我还你别的；如果都不是想要的，就让我妈帮忙挂到网上卖掉‘回血’，或者开学后找人互换。”8月暑假的周末，北京西单附近一个商场的扶梯上，霖霖正在熟练地给另外两个同伴做购物部署，其中夹杂着许多追星族才能听懂的词汇。霖霖今年12岁，小学刚刚毕业，披着长发，无袖上衣和宽松短裤的穿搭看起来略显成熟，但面孔和声音仍然稚嫩。

她们的目的地是商场三层，那里有几家专营明星“周边”的店铺。店里摆放着不同明星的实体专辑、海报、影集等产品，大多数顾客是小学生和初中生模样，也有带着家长一起来的。霖霖和两个同伴喜欢的是“时代少年团”（英文简称“TNT”）中的不同成员，一进店，三人就熟练地拐进“TNT专区”。她通常在周末来购物，一口气花掉每周五晚上妈妈给的50元零花钱；如果遇到价格更贵的周边，就只能“攒两周再出手”。

霖霖和她的同学不是少数人。36岁的曾秋林在北京一所小学当了10年班主任，带的是四年级到六年级。她发现，课间休息时，女生们总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讨论自己的偶像——谁上了节目、谁发了专辑、谁要开演唱会了，有些看起来文静内向的女生，或者成绩很好的“学霸”也都参与其中。曾秋林从不制止学生，“课间10分钟除了上厕所，学生也不能出去跑闹，聊追星成了难得热闹的时候”。

曾秋林感受到的一个变化是，小学生不再是大人想象中幼稚无知的模样。他们早早地通过网络接收信息，看到的世界和大人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理解能力没有成年人强，也会有自己的主见。有一次，一个学生向曾秋林介绍自己喜欢的男明星，描述了一个细节：上综艺时，根据节目安排，男明星要和另一位女嘉宾拥抱，男明星把手握拳放在了对方背上，减少接触，非常绅士。“你看，他们的心很细，也能看得懂尊重女性、成年人的社交礼仪。”

低龄青少年正在成为追星族中的主力军。霖霖喜欢的时代少年团在2019年出道，是如今最火的偶像团体之一，出道时成员的平均年龄是16岁，统计数据显示，他们的粉丝群体中16岁以下的人数大约占三分之一。粉丝年龄虽小，消费力却不容小觑，2021年时代少年团首张实体专辑预售6天，销售量破亿；2023年发售的第二张专辑销售量破亿，仅用了不到10分钟。

售卖明星周边及粉丝应援商品的店铺吸引了不少追星少女前来打卡（视觉中国 供图）

年轻的粉丝”是如今偶像产业中最被看重的一批人。“粉丝的爆发点一般在13岁到18岁，这是最有传播力和消费力的一个阶段。他们可以一天到晚津津乐道地给自己的偶像刷屏投票。而且，13岁到18岁的粉丝也是最有‘守护力’的，曾经两位明星的粉丝为了维护偶像的对峙，整个网络无处不在。”司捷是北京缔壹娱乐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前任天娱传媒艺人经纪总监，进入娱乐行业超过20年。他还记得，大概七八年前，国内偶像产业尚未火热，娱乐圈的大部分公司还不关注“低龄文化”，传统歌手占据主流。但现在，重视低龄粉丝已经成了无需讨论的共识。“这群青少年有时间，整体消费力也不低，有多少零花钱就能花多少。你工作后花钱追星，是不是得克制点，考虑生活成本？其实一些周边产品也是很普通的照片，几十元一套，贵一些的专辑上百元，十几岁的小孩也能买得起。但粉丝数量庞大，整体下来利润很可观。演唱会门票比较贵，也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观看。”

虽然课业繁重，霖霖还是对“有钱、有时间”的说法很是同意。“因为我们会‘all in’（指全力以赴、投入一切）。上补习班和做作业时，那些数字、英语都是从脑子里一下子流过去了，但追星时我好兴奋，恨不得每段字幕都仔细看两遍。”上学时，霖霖每天大概能有两小时使用手机和电脑的时间，她全都用来搜索偶像的信息、看综艺、刷社交平台，甚至自学视频剪辑。时间用完了，霖霖就躲在房间里，反复翻看收集的小卡、影集，“脑子里回味一下”。至于钱，她每个月的零花钱一般是200元，这是身边大多数同学的水平，“确实有点紧巴巴，有时都舍不得买奶茶”。

小学生为什么“追”偶像？

霖霖是班里追星小圈子的核心人物。她有些自豪地说，自己是“追星第一人”，还带动了班里十几个女生，每天课间时，她要和同学分享偶像的“通告”（工作安排）、娱乐圈八卦、新出现的字母缩写。为了维持这个核心地位，霖霖暗暗花了不少时间整理信息，甚至在自学视频剪辑，想当视频博主。不过，这个中心地位不是绝对稳固的，今年五一期间，班里一个“家里很有钱”的女孩成功去到了时代少年团的重庆演唱会现场，从此成为新的焦点人物，女生们总是围着她询问现场情况，放学后争抢着看她手机里的照片和视频。

为了不被排除在社交圈外，有时候，他们不得不给自己选择一位偶像。和霖霖一起逛商场的女生张琪阳话不多，她说自己是班上最晚有偶像的人。这个明星是她精挑细选出来的，“不能没有。同学问‘你的偶像是谁’，说‘没有’，别人会觉得你很土，你也没法加入他们的聊天；也不能选一个大家都追的人，不然就显得没有自己的审美”。

心理咨询师张萌的专业是儿童心理学，她告诉我，进入青春期后，青少年会通过建立“群体亚文化”，将自己和幼童、成人区别开来；一部分青少年为了融入同伴群体，就会采取与所属群体一致的偶像崇拜行为。低龄青少年通过“偶像崇拜”寻找社交位置的方式，本质上正契合了偶像崇拜背后的慕强心理，“偶像是一个更遥远的、光鲜亮丽的人，是一个圈子里毋庸置疑的中心；而每个人都在现实里努力营造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最独特的那个人看起来也最强大，可以成为社交圈的中心”。

韩国女团BLACKPINK成员LISA和粉丝自拍合影，这是目前火遍全球的女团组合（视觉中国 供图）

偶像崇拜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文明时期人们对于图腾、圣物的信仰。伏尔泰在《奇迹和偶像崇拜》一书中认为，偶像崇拜是人类普遍会历经的生命体验，因为在技术革命发展和“人定胜天”的主体意识觉醒之前，人类时时处于自然环境的优胜劣汰之中，因此，人类向往强大神灵的存在，用以安抚自己惶恐不安的内心。随着社会与人类认知的推进，偶像崇拜的对象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图腾、神灵渐渐过渡到英雄人物、科学家、明星，但始终都是人类内心理想的传达。

不过，年轻粉丝们在对待偶像时，不再将他们当作神灵一般高高在上的被仰视者。采访中，大多数学生能细数偶像的成长背景、家庭、学业和训练过程，语气亲昵，像在聊坐在自己隔壁桌的同学。霖霖觉得，虽然这群年轻的男孩子舞台上光彩夺目，但他们的训练日程同样密密麻麻，大夏天也要在舞蹈室里挥汗如雨，“和我上完跳绳课后的样子简直一模一样！”内向的张琪阳有些害羞地说起，那位阳光帅气、对队友倾力相助的男明星就是自己的“理想男友”。还有一位15岁的女孩提到，她喜欢过的每个偶像几乎都是聪明、有个性、高情商的人，“都是我想成为那种样子”。

朋友、恋人、理想的我……无论对偶像抱着什么样的情感，张萌觉得都是孩子们的正常心理投射。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将正常人的一生从婴儿期到成人晚期分为8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个人都会面临并克服新的挑战，其中12～18岁的青年期要解决的是“自我同一性”问题。这个时期的青少年会反复思考“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正是他们的一种向内探索。张萌说，在现代社会所有经济发展情况较好的国家，青少年的偶像的职业身份出奇一致，都是影视、体育明星，“美好事物是他们共同的追求”；而在情感上，逐渐迈向独立的青少年也会逐步摆脱对父母的依恋，不自觉地寻觅现实社会关系比较遥远、心理上比较亲密的对象。

对偶像的亲切感或许与偶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有关。更早之前，粉丝与偶像保持着距离，小虎队、“四大天王”、周杰伦、孙燕姿等偶像出现时，已经是才艺突出、耀眼夺目的完美形象。司捷回忆，早期打造偶像时，一切都只需要围绕“偶像”本人，公司会根据艺人的形象和特点制作适合的歌曲、MV，再在媒体上投放宣传。“那时候的传播渠道少，给粉丝投放什么物料，他们就看什么，气氛相对和谐，艺人的舞台形象和私生活分界也很明显。”

但社交平台兴起后，“自上而下”的生产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司捷说，到了2018年前后，尤其是国内选秀节目兴起后，他们面临的情况是“偶像太多，粉丝不够用”。打造偶像的思路必须变化，不能指望一首好歌就能推出一个明星，要先把“人”推到粉丝视野中。长相和作品成了基本条件，偶像也不能一味保持着神秘感，他们要尽可能多地在粉丝面前曝光，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和魅力。于是，公司需要配套的宣传物料也更多了：团综、长短视频、单人片段、图文。

追星的“自由”

张琪阳能逛商场、买周边的时间不多。即使是暑期，她的生活依然像严丝合缝的齿轮，被各种辅导班占据着；周日是唯一的户外日，半天被安排了家庭活动，半天是自由时间——这也是为什么她是班里“最晚有偶像的人”。上学时，她甚至很难挤出时间漫无目的地刷手机，“拿手机不是在查作业答案，就是打卡英语”。

只有追星的时候，张琪阳感觉到自己是真正自由的。追星是父母完全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的领域，“他们不认识时代少年团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是超话、控评、周边，我可以自己决定喜欢谁、要做点什么”。和同学比起来，张琪阳选择追星作为争夺生活主动权的方式已经温和了许多。她打开QQ给我看提优班群里的聊天记录，同学们在相互吐槽自己每天都被父母支配着，而他们的反抗方法看起来有些骇人，“告诉你们个秘诀可改变父母：把自己逼疯，疯给他们看”“当着他们的面威胁要跳楼”“不然只能忍着，忍到有一天自己可以独立”。

独立和自由，是这个年纪的孩子最稀缺又最看重的东西。埃里克森提到，12～18岁的青少年正在经历生理和心理的剧烈变动，他们急于摆脱“父权”的管束，追求自我认同和精神上的独立，但又无法在生活里真正实现，于是通过偶像崇拜的方式来“代偿”。

决定为偶像“做点什么”时，他们拥有的选择空间更大了。“丰俭由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13岁的王鸽喜欢的是一位女演员，她算了一笔账：自己每个月有固定零花钱，如果考试成绩达到班级、年级前十，父母会有不同程度的奖励，“零花钱多，我会买正版的小卡和专辑；钱不够，可能会买‘野周’（非正版）或者买她代言的东西，还有希望抽奖拿签名照；实在没钱，就在微博超话多多发帖”。

看起来，粉丝在追星中拥有无限的自主权，而商家已经量身定制好唱片、演唱会门票、周边、广告代言产品等不同价位、不同形式的商品，只等他们“自由选购”。

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北京动漫展上，一位小学生在选购心仪的“谷子”（黄宇 摄）

某种程度上，偶像和粉丝是“双向奔赴”的。当偶像与粉丝的关系从“仰视”变为“平视”之后，粉丝的消费力也成为偶像产业里的核心环节。田淼从2016年开始在娱乐公司为艺人做经纪人、策划人，她解释，国内的偶像行业虽然大多学习的是日本杰尼斯模式（养成系）或韩国练习生模式，但这套体系并不成熟，艺人出道后的收入并不像日韩那样直接依靠粉丝消费。“人们常说粉丝经济，不是说粉丝消费了多少钱，就会直接体现在艺人的收入上。国内艺人的收入来源主要还是B端，也就是代言、综艺、影视等，粉丝消费水平其实是在向B端商家展示偶像的商业价值。”

兰州大学教授陈新民这样总结新型偶像生产模式：偶像工业通过选秀等形式选拔和培养一批偶像，同时培育庞大的粉丝群体；粉丝以购物、应援、做数据等方式向资本展示偶像的人气和商业价值，促成偶像和资本之间的双重吸引；最后，偶像和资本“合谋”让粉丝的追星过程商业气息更为浓厚，充斥着对消费和变现的追求，如此往复循环。

现代商业社会中，人们早就认同“爱TA就为TA花钱”的观念。年轻的粉丝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他们自愿付出金钱和时间，为偶像的身价“加码”，也成了偶像产业苦心经营、想牢牢绑住的一群人。田淼说，偶像产业发展至今，资方已经十分清楚如何挖掘粉丝身上的消费能力。她觉得最疯狂的一件事是2021年一档选秀节目，几位选手的粉丝开展“集资比拼”，参加的人数越多越能证明选手人气，集资款会用来购买冠名节目的牛奶产品，以拿到牛奶瓶盖上的投票二维码帮助选手出道。这导致许多粉丝为了拿到瓶盖而倒掉牛奶。其中一个“还不出名”的选手的集资金额将近500万元，让田淼和许多同行都震惊了，毕竟这位选手的粉丝里有一小半还是未成年人，“节目的宣传铺天盖地，排名每天都在浮动。面对自己那么着迷的人，谁甘心看TA输，谁都停不下来。”

这档节目最终被责令停播，也成了选秀节目最后的余晖，但粉丝和资方对这套以流量经济为基础的偶像产业模式心照不宣。当我表示自己对王鸽喜欢的女明星并不清楚时，她急忙给我发来一串数据，力图说服我，“她是个很有影响力的明星”：目前手握三个奢侈品代言；在为一个韩国运动品牌代言的第一天，销售额达到158万元；最近20条微博的平均转发量是70万。这其中有王鸽做的一点贡献，“我攒了一个月的零花钱买了那个运动品牌的帽子”。

边界

家长们担心的事情是相似的：偶像的吸引力如此大，我的孩子会不会追星到“走火入魔”了？

我们采访到的小学生代表了这样一类样本：他们能把握好追星的边界，区分自我与偶像。但现实中还存在着另一部分深度沉迷于追星、为此上瘾，乃至失去正常生活的粉丝。心理咨询师程菲是香港城市大学心理学博士，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青少年偶像崇拜，在论文中，程菲对比了“病理性崇拜”粉丝和健康粉丝的区别。心理学中关于偶像崇拜成瘾性的模型被称为“吸收-成瘾”(absorption–addiction model)，这个理论将偶像崇拜的心理现象分为三个维度：社会娱乐（觉得追星很有趣）、强烈个人（将偶像作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边缘-病理（甘愿为偶像做一切事情甚至违法行为）。程菲印象深刻的案例是20年前某位男港星的粉丝杨丽娟，一个为了和偶像见面逼得家里卖房甚至父亲自杀的女孩；而最近几年的媒体报道中，低龄青少年里也不乏为了追星辍学、借大额网贷、售卖私房照片的案例。

霖霖有自己追星的两条红线：不混“饭圈”、不和父母争吵。她曾经加入过给偶像控评的粉丝群，群里等级森严，每天群主会一层一层地往下布置任务，霖霖是“最底层”的人，第一天进群没有完成任务，被要求在群里做检讨。她马上就退群了，“这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父母老师都没这样提过要求，我为什么要给一个陌生人做检讨？”至于不和父母争吵，霖霖哈哈大笑说，“他们是我的‘金主爸爸’呀，闹掰了以后我还怎么追星？”

霖霖的父母或许是难得开明的家长。霖霖妈妈今年38岁，她对霖霖只有两个具体的要求：不把明星的东西带到学校、不在一切书面作业里用饭圈“黑话”。至于钱，她只控制总额，具体如何分配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想简单地要求她‘不能影响学习’，这像一个随时能拿来教育惩罚孩子的借口，当父母觉得孩子的表现不好了，就可以推给追星。”让霖霖妈妈感到开心的是，女儿经常愿意和她聊起偶像，“说明她把我当朋友了，愿意把自己喜欢的人介绍给我。”

但许多父母无法做到松弛。张萌接待过几个来看心理咨询的家庭，因为十一二岁的孩子追星，家长如临大敌。“他们会说：‘我家孩子以前很乖的，学习很认真，和父母关系也亲热，怎么现在变了个人？整天看明星的照片，念叨着要去演唱会。我一说这个明星不好，就跟我急。’”张萌反复和家长解释，这是进入青春期后的孩子会出现的正常情况，儿童最早的偶像是家庭成员，这时，面对跟在身后、时刻黏着的孩子，父母觉得很正常，不会觉得孩子是在追星；儿童成长为青少年后，他们的视野更宽广，对父母的养育式依恋也会转移到外部。但有些家长第二次来时会直接问张萌：“我的孩子是不是有心理疾病？要不要去医院开药？”

大部分情况下，青少年追星的高度热情并不会持续太久。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曾经在2011年和2023年都做过关于少年儿童偶像崇拜的调查，调研了几千名青少年后的结果显示，孩子们的追星行为会在初中时达到顶峰，而高中之后，明星的光鲜亮丽在他们眼中逐渐褪色，他们会转而投向更具有人格魅力的偶像。

在和学生的接触中，孙宏艳发现，青春期的孩子确实不够成熟，在各种诱惑下很容易陷入盲目追星，沉迷于“打榜”“做数据”“反黑控评”或是无止境消费中。而很多家长采用的是对抗的方式，比如没收孩子的手机、不允许看偶像的新闻、不听孩子谈论这些话题、不许他们买周边等。“这很可能引起孩子的强烈反抗。孩子当然需要引导，家长不如去了解，他们是为了缓解压力，还是需要朋友的认可，或是简单随大流？或许能有针对性地改善。”

程菲做过一个对休学初中生进行干预的政府项目，发现休学中学生里有这样一类人，“他们不符合任何疾病和诊断，还特别热爱学习。但有一天，他脑海里的一根弦好像一下子断了，再也学不动，只好休学待在家里”。程菲说，这是当代青少年共同面临的困境：麻木前进，找不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相比于上一代人面临的物质匮乏，青少年的心理难题其实更难解决，人要有很强大的自主性和创造力，才能决定自己的生活。一个孩子有自己非常喜欢的人、有热情去钻研和探索，对于自我的发展来说，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事。”

（文中霖霖、张琪阳、王鸽、曾秋林为化名，实习记者孙晓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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