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对新时代“饭圈文化”有什么积极作用？

自2005年“超级女声”选秀节目开始, 粉丝作为一群特殊群体闯入了大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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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期间，媒体上充斥着各式各样有关粉丝的新闻报道,且热衷于报道各种追星过程的极端事件，形成批判的舆论环境。

人们在接收这些新闻信息的同时，负面的粉丝形象在其脑海中逐渐成型。例如一起原本单纯的粉丝追星事件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大众媒体对粉丝群体的“污名化运动”。

社会学家戈夫曼曾提出过“污名”概念，并认为它是社会歧视的起点。在戈夫曼看来，污名就是社会对某些有着社会不期望或不名誉的特征的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

大众媒体通过挖掘背后猛料以此进行报道议程设置，让公众对整个粉丝群体的印象发生改变，形成“粉丝是疯狂、盲目且丧失理性的一个群体”的刻板印象。

由于受到当时媒介技术的限制以及粉丝活动的个体自发性，粉丝面对媒体的负面报道容易丧失话语权。

因此粉丝与大众之间的价值观念上的隔阂导致粉丝文化具有圈层化和封闭化滕征，粉丝也仅仅局限在相对边缘的娱乐领域中“自娱自乐”。

随着互联网技术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饭圈粉丝行为往集体自觉化发展，自我管理与自我约束意识逐渐增强，饭圈粉丝主动往“中心舞台”靠近，试图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

在活动方面，一些文化的出圈使得粉丝冲破边缘领域界限，往“中心舞台”迈进， 改变了饭圈文化与主流文化传统的对抗关系。

同时也一改饭圈粉丝在大众心目中 负面的刻板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主流媒体的认可和鼓励。

例如相关传媒部门曾专门发文章夸赞了一些粉丝群体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还指出“中国新一代90后的青少年们已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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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益活动方面，饭圈组织也常以偶像名义积极参与扶贫、捐助等社会公益活动中，例如由知名歌手的粉丝团设立的玉米爱心基金是我国第一个由歌迷捐设和命名的专项基金。

截止19年已累计捐助善款逾2000万余元，资助项目受益人口逾十万名。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来自内地、港台以及海外的27家粉丝组织临时集结的“666 联盟”当湖北各大医院相继发出物资救助公告时，完成例如一次防护面罩的应援活动。

在疫情发展相对平稳后，仍有17家粉丝团决定继续以“666 联盟”的名义继续做公益。

这些都显示出饭圈正在逐步突破边缘领域的边界，通过借助网络媒介平台和公益活动进行社会参与，表达对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视，从各方面积极探寻更多的存在感和话语权，往“中央舞台”靠近。

“饭圈”的组织特征

一开始国内对粉丝文化的研究是将粉丝作为一个网络社群进行研究。网络社群是指“以互联网为媒介而进行网络互动形成的具有共同目标和网络群体意识的相对稳定的人群。”

有研究者认为，在网络虚拟社区中，粉丝是借助新媒介技术经由共同崇拜的偶像而形成的趣缘社群。

另有研究者将网络社群定位为由社会成员资源集结而成的，独立于政府和其他主体的社会自组织形态。

社会组织是指为了满足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实现互益或公益目的，由社会成员自愿组成，独立于政府或社会其他主体而自治的非营利性组织；具有自治性、非营利性、自愿性、合法性和公开性、多元性和代表性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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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定义出发可以表明，若是将饭圈作为一个“组织”来看，在运作方式及交往结构上将有更高的要求。

不仅如此，一些组织理论研究者也将组织与其他集合体类型相区别开来，组织有别于其他集合体类型的两个结构特征：

（1）组织是有意图地寻求达成相对具体目标的集合体。

（2）组织是形式化程度较高的集合体。

戴维·波普诺对组织的特征总结为以下三点：劳动分工； 权力集中；成员资格经常变化。

并且这三点特征在许多群体中都无法体现，例如家庭、民族群体、一个朋友群体等。观照当下情况来看，饭圈组织行为更多的是从组织内部的群体互动及集体行动的层面体现出来。

如今的饭圈粉丝组织意识、协同行动力越来越强。“饭圈”发展逐渐成熟，从自发形成的粉丝活动发展成了有组织的粉丝活动，“饭圈”已经逐渐组织化、规则化、程序化、纪律化。

组织内部分工明确

一个完整的粉丝社群往往是以站子为基础、以贴吧为中心、粉丝广泛参与的多层次社群结构。

粉丝社群中的所有部门都是相互独立且平行，并都是以为明星着想为出发点，研究人员根据管理学中的组织结构划分方式，这十分符合职能型的组织结构模式。

有调查显示，一个成熟的明星粉丝组织，其内部组织架构分工十分明确，通常包括数据组、控评组、反黑组、文案组、美工组、应援组及前线以及核心管理层及财务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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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有偶像官方后援会管理组分为宣传部、执行部、服务部、财务部，每一个部门至少会有两个负责人负责不同的任务。

在饭圈组织中，每个部分不仅在对偶像的支持活动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也完成了不同资源的提供和生产。

例如数据组的任务是帮助偶像号召粉丝打榜、投票和签到，并在偶像发微博后带动多级转发提升转发量。

反黑组负责维护偶像在网络中的良好形象，当遇到辱骂和诽谤时，则号召粉丝进行投诉，并不断在网上搜索积极的词汇来进行置顶。

前线组则主要负责偶像活动的活动现场拍照和修图，再将照片反馈给其他无法到达现场的粉丝，前线组基本上会跟随偶像的每一次行程，无论该次活动是否直播，其他粉丝都可以通过前线组发来的进展追踪更完整的活动过程。

应援组主要负责对偶像的各类活动进行场内和场外的应援，他们通常要在活动开始的前几天到达现场，在场外搭设应援帐篷，布置影院点，准备应援物资等等。

除此之外，一些体系更完善的饭圈组织将存在一些功能专业性较高的部门，如关注偶像法律纠纷的法律援助组、关注医疗援助的医援组、关注舆论监督的媒体公关组等等。

运作模式的程序化和权力等级化

权力是组织运行的基础，为了确保权力的合理性，则要实行明确的等级制度。在饭圈组织的内部，根据粉丝投入程度划分为核心粉、普通粉及路人粉，不同类型的粉丝承担着不同的职责。

饭圈组织实质上是由核心粉丝发起，普通粉丝参与，以影响路人粉的一种粉丝组织。

一个偶像是否受欢迎，不仅取决于他名义上的粉丝数量，更依赖于愿意花费时间进行应援活动的粉丝数量、愿意参与金钱消费的粉丝数量及这些粉丝所消费的金钱数量。

因此，饭圈组织必须要不停地引导普通粉丝和路人粉对应援活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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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应援过程的规范性，饭圈组织在严密的分工合作基础上，也形成了相应的等级制度。

粉丝组织的管理组一般由会长、副会长以及3-4个管理员组成，管理员分别管理组织内的各个小组，会长则是明星团队与粉丝之间的沟通桥梁。

据相关调查显示，“饭圈组织内等级森严，饭圈高层，通常是指明星后援站站长、贴吧吧主、粉丝团粉头等。

她们拥有粉丝组织一定的决策权、经济权，通过各类应援活动稳固散粉、制造热点，维系粉丝团队高效有序运营。

明星团队也经常和饭圈高层建立联系，使其为己所用。而“应援会”这一机制正好推动了饭圈组织结构清晰、等级化鲜明的粉丝阶层的形成。

韦伯的官僚体制中的权威原则中表示，在组织中的首脑应具有整体性的、终极性的权威，所以应当按照个人的资质来任命管理者。这一点在饭圈组织中会长的竞选也可以充分体现。

总体来看，饭圈组织等级化的形成，与成员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所掌握的与偶像相关的信息或资源、内容生产或传播的技能、在某些事件上的表现、在集体行动中的付出以及加入饭圈时间等诸多因素相关。

饭圈组织中的会长大多都已入饭圈多年，能够调动较多的粉丝力量。

同时也因为入饭圈多年，也掌握了较多的网络资源以及参与了较深的组织管理，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因此，通过个人资质的展现，成功当选成为饭圈组织顶层管理员。

除此之外，他们同时也是明星及经纪公司市场营销的合作者，能够通过网络粉丝社群的宣传、管理和运营获取经济资本，从而实现粉丝的职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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