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的“饭圈”——具有参与性文化、社会联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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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迷群”，詹金斯提出了“参与性文化”的概念，用来描述社交媒体时代粉丝身份与媒介活动的转变，他认为“生产者、媒介、消费者及创造性的思想汇集在一起，使得文化工业呈现出一种双向的通路。”

在其中，传统内容生产者所带来的创新和消费者所带来的创新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并梳理出参与性文化的五个特点：

“对于艺术表达和民主参与有相当低的门槛；对于创作和对创作的分享有强力的支持，并乐于分享自己的创作成果；存在类似师友的关系，拥有诸多非正式的富有网络经验的网络老手，一些最有经验的人会把己知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新手。

成员们相信他们自己的贡献有所价值和意义，成员们建立起了一种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会比较在乎其他成员对自己创作内容的评价。

也就是说，社交媒体时代粉丝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相比前数字时代得到极大的凸显，分散的粉丝通过某种方式聚集起来。

他们不再是被动的“读者”，而是能高度参与到媒介文化内容的生产与流通的过程中，并开始具有直接影响商业资本和文化生产的能力。

同时，集体形式出现的粉丝社群也在自我发展与演进的过程中磨合出一套适应群体组织的“自我守则”，将群体的动员能力与动员目标相结合，促进群体集体行动的产生。

因此，社交媒体时代的“饭圈”具有崭新的特点，作为一种全新的社群文化，“饭圈”的运行机制、生成周期以及动力都在参与性文化的作用下有了全新的变化。

其群体的行为、心理、结构与运行机制也呈现出社交媒体时代的色彩。

与此同时，选秀节目的出现也为新型粉丝生态系统的形成源源不断的输送“养分”，偶像逐渐成为工业流水线的商品，粉丝也变成商业资本眼中的“韭菜”。

而快节奏的生活模式又将偶像明星的保鲜期缩短，使其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也就是说，偶像可能因为一部剧火遍全网，但是等到热播剧结束，热度也会随之慢慢消退。

其粉丝群也会被其他层出不穷的偶像所吸引，这正是“流水的偶像， 铁打的粉丝”，“饭圈”群体对偶像的态度已转变为季抛或是年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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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偶像和粉丝之间的关系也再次发生变化，尤其是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开始置换，聚集成群的粉丝群体拥有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能力，“造神”与“毁神”仿佛只在一线之间。

于是，权力膨胀的“饭圈”群体自以为拥有指点江山并踏平山河的能力，肆无忌惮的从私域闯进公共空间，但其实这只是商业资本塑造的假象。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力量被放大，而这也是社交媒体时代的“饭圈”群体与前数字时代粉丝的区别所在。

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粉丝与明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粉丝群体与商业资本的关系也在发生改变。

以广告代言人为例，在前数字时代，选择某个明星为其产品代言的核心要素是该明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当前资本则更看重的是粉丝所创造的数据流量。

也就是说，之前商业资本是借助明星的知名度为其产品背书并扩大其品牌的知名度，其目标受众并不一定是明星的粉丝。

现在商业资本考量的更多是数据流量和经济价值的转换率，因此他们的目标受众是代言人的粉丝群体。

由此可以看出，靠知名度和影响力来获取商业价值的明星是活跃在公共空间的，而主要依靠粉丝们的购买力和忠诚度，将流量转化为商业价值的偶像是属于私域范围内的。

事实上，这种吊诡的改变不仅影响了粉丝参与媒介活动以及媒介消费的方式，同时也在不断塑造着社交媒体时代的“饭圈”文化。

综上所述，前数字时代的追星行动呈现出个体化、原子化的特点，而随着技术、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交媒体时代的粉丝文化具有了更多参与的特质，粉丝不仅能直接产出与明星相关的文化产品。

而且随着不断聚集的“饭圈”群体的出现，粉丝群体的权力也随之扩大，其参与的程度也不断加深。

在此过程中，商业资本作为偶像这个文化符号的建构者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它的参与也使得“饭圈”群体被视为一群乌合之众的狂欢自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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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各种污名化的声音是人们对“饭圈”的刻板印象，这一亚文化群体其实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无论是圈地自萌还是乌合之众，都是“饭圈”群体某一方面的呈现。

粉丝文化在社交媒体时代不断进化，身处其中的我们对于“饭圈”这个现象，要看到其消极失控的一面，更要看到有序积极的一面。

网络空间里的“游牧民”

随着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的不断拓展，阿尔文·托夫勒预言的“产销者”早已成真，草根贫民也逐渐参与到媒介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中来，一种全新的参与性数字文化正在成为势不可挡的趋势。

与此同时，用户思维的变革与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也为“饭圈”群体提供了更多更广更快的了解、分享明星讯息、展现自我才能与个性的“表演”平台与机会。

詹金斯曾借用德赛都“游牧者”的概念来解释粉丝的行动，他认为并非所有的粉丝都会对同一文本做出所有相应的联系解读，但是大多数的粉丝都能在多语境的背景下进行阐释。

詹金斯是从解读文本的角度来描述粉丝的行为，而“饭圈”群体的“游牧行为”不仅仅包含媒介文本间的阐释，在社交媒体时代还具有了自由流动的内涵。

由于“连接一切”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得传播活动的主体多元化，个体角色逐渐转变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传播基站”。

信息的交换与传播脱离了单向传播模式，具有了多级传播乃至再生产的条件。

同时，基站与基站之间的互动交流也随着信息的共享与重组变得更加紧密，这不仅使得信息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同时也保证了群体组织的开放性与有序性。

在此背景之下，媒介使用者在网络空间内变得具有流动性，其踪迹难以捕捉，身份也难以辨别。

在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基础上，对媒介的使用也越来越熟练，并可以披着马甲任意穿梭在各个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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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身份流动在信息流动的基础上也成为可能。相较于传统媒介时代仅在现实生活中活动的亚文化群体，社交媒体时代网络空间内亚文化群体开始呈现出气态特征。

也就是说，亚文化群体被网络技术和社交媒体从特定的聚集场所带到扑朔迷离的虚拟空间，并借助社交媒介的优势展示出群体与个体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

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饭圈”群体是典型的气态亚文化迷群之一。

他们能够迅速聚集，通过有组织的运作机制进行集体行动，并不断游离在各个不同的网络平台，可以说，“饭圈”群体就像非洲动物大迁徙一样，游牧式的穿梭于不同平台。

追随着他们的偶像，哪里有他们迷恋的偶像，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如今“饭圈”群体的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自我宣泄、自我表达、自我满足的仪式和庆典。

米歇尔·马费索利提出“新部落”的概念，来描述后现代的集群方式与群属认同。

“新部落”将社会组织分化成众多暂时、不稳定且以情感维系的部落，所建构的社群认同多为一种小规模的以“共同兴趣”和“气氛”为评判标准而凝聚的漂浮不定的认同形式。

也就是说，传统的亚文化群体以身体在场为交往基础，并与现实空间中真实存在的群体组织相连，而在社交媒体时代的社会结构中，“游牧式”的网络环境让人们有了更好的聚合。

群体流动性增强的同时，新的群体风格和交流方式也已经出现。

“因相同的情感，我们与他者相遇、相聚，形成部落；又因情感的转移，我们从一个部落走向另一个部落”，情感成为影响群体聚合与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

在他看来，现代个体不仅需要自身主体性的认同，也需要来自外部群体的支持和认同，并期望与社会建立联系以此来寻找同类。

社交媒体时代的群体识别不再依靠阶层、性别等结构性的因素，虚拟社区、网络组织逐渐开始承担群体识别和群属认同的功能。

“部落” 变成了“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各种组织形式的硬性规定，它更强调一种气氛、一种精神状态，而且更适于通过那些偏爱外表和形式的生活方式来呈现”。

以“饭圈”群体为例，他们以共同喜爱的偶像为纽带，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内分享、互动与交流，群体之间彼此分离又彼此靠近。

来去皆自由的弱联系也使得“饭圈”的集体行动不用过多考量现实身份的束缚，同时虚拟的社会关系也能让他们在仪式化的群体行动中更加自如的共享情感体验并感受群体所给予的归属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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