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建议建立“污点艺人惩诫机制”，那些出事的明星还有机会翻身吗？

作者| 王珊珊

编辑 | 韩方航

5月20日，人大代表、《红高粱》《猎狐》编剧赵冬苓发布了一篇名为《关于建立污点艺人使用和惩诫机制的建议案》的长文，建议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责成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制定“污点艺人使用管理和惩诫制度”。

近年来，明星一旦被曝出重大负面新闻，不仅本人会被打入“污点艺人”冷宫，还会牵连其参与的影视作品、电视节目无法正常播出。女主角范冰冰深陷偷税漏税丑闻，男主角高云翔遭到性侵指控，投资5亿的电视剧《赢天下》黄了，制作方唐德影视严重亏损。罗志祥被前女友周扬青声讨“渣男”行径之后，综艺《极限挑战》和《创造营2020》都更换阵容，删掉了其已录制的画面。

广电总局对于“污点艺人”的严格监管，一直是娱乐业内和社会大众关注的热点，且一直存在争议。

电视剧《赢天下》海报，高云翔与范冰冰

被封杀的污点艺人

国家行政机关对“污点艺人”进行管理，始于2014年。

当年9月，广电总局发布《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有关广播电视节目、影视剧和网络视听节目制作传播管理的通知》，俗称“封杀令”。

“封杀令”明确规定“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广告节目、网络剧、微电影等，都列入暂停播出范围”。

黄海波因为嫖娼丑闻被封杀，他曾与高圆圆一起主演《咱们结婚吧》

香港知名电台主持人查小欣评论道，“封杀令”改变了娱乐圈生态，一直以来，艺人的号召力、受欢迎程度都由观众操生杀大权，粉丝不介意艺人犯事、接受艺人形象受损，艺人只需过冷河，努力修补形象，仍会有再生机会，甚至事业再上高峰，而“封杀令”则是用行政手法刹停劣迹艺人的演艺前途。

“封杀令”没有规定时限，也就相当于无限期永久封杀。直到2018年底，柯震东在社交媒体上发了组《灌篮高手》中“安西教练，我想打篮球”的经典情节图片，写道：“我好想拍戏。”

柯震东：我好想拍戏

2018年，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在宣传例会上提出“四个坚决不用”标准：第一，对党离心离德、品德不高尚的演员坚决不用；第二，低俗，恶俗、媚俗的演员坚决不用；第三，思想境界、格调不高的演员坚决不用；第四，有污点有绯闻、有道德问题的演员坚决不用。

“四个坚决不用”标准只是“会议精神”。但是不管是片方、电视台、广告商还是观众们，都将此默认为执行标准，不断扩充黑名单。

但由于“品德不高尚”“低俗媚俗”“格调不高”皆没有界定标准，这给了模糊处理的空间。娱乐营销机构君和传播副总李军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劣迹艺人分三六九等，吸毒、嫖娼属于A级别，酒驾、打架、赌博被抓的属于B级，出轨、第三者等各种作风问题的属于C级。B和C级别的还有可能翻身，A级的直接“判死刑”。

《财经》相关报道中写到，“污点”艺人能否回归，更多还是取决于他的“污点”是否能够为官方和大众所容忍。文章与陈思成，都因在婚内出轨而遭到大众舆论的谴责。他们的复出轨迹都是从演员转型到幕后，文章执导的《陆垚知马俐》与陈思成执导的《唐人街探案》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除了道德要求之外，“四个坚决不用”还明确禁止纹身艺人、嘻哈文化、亚文化（非主流文化）、丧文化（颓废文化）。但似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有嘻哈》改名《中国新说唱》就能继续存在。GAI虽然退出了《歌手》的录制，但也在 2020 年参加了《我是唱作人》第二季的录制。只是爆红的PG One还被打上了“婚外恋”、“吸毒”等丑闻标签，演艺事业戛然而止。

曾经爆火的嘻哈歌手PG One

惩诫机制如何执行

《新京报》在微博发起“应不应该建立污点艺人惩诫机制”投票，截至5月27日晚有1.1万人参与，其中有5758人投给“应该，可以规范行业艺人，规范行业规则”，只有1069人投给“不应该，没必要上升到惩戒机制”。

明星凭借名气得来巨大财富和“上流社会”的地位，一旦犯下和光鲜华丽人设不符的错误，会让大众产生强烈的愤怒情绪。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只要这些名人有错，公权力就可以惩罚他们。

然而这种惩治行为并非天然正当。很多法律学者都认为“封杀令”是不合法的行政行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褚宸舸在《“封杀”吸毒艺人的合宪性审查研究》一文中认为，对类似“封杀令”一类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之外的红头文件应当进行全面清理。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乍听起来，赵冬苓建议建立惩诫机制，“根据污点艺人不良行为的性质和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分级”，是比一律无限期封杀要宽容很多。赵冬苓本人的出发点，也并非对于“封杀令”推波助澜，而是想要维护艺人和影视公司的利益，想要跟公权力“讨价还价”。她提到这个机制是为了给“污点艺人”希望，经过努力可以再从事工作，“所以我觉得既是惩罚，也是保护”。在前述《新京报》的投票中，也有2558人同意这个机制“应该，能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但是这个惩诫机制届时究竟会如何执行，或许会引发更大的争议。

艺人有违法犯罪行为，自然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但艺术水平与私德是否应该分开对待，一直是个引发诸多争议的问题。在好莱坞，导演、演员等公众人物，一旦身陷负面丑闻往往会遭到业内同行、媒体和普通民众的“道德审判”，但通常不会因此彻底消失。美国导演伍迪·艾伦被指控性骚扰时年7岁的养女迪伦，跟亚马逊打解约官司，新片《纽约的一个雨天》在美国被抵制上映，新书《凭空而来》也引发出版公司员工罢工抗议。但《纽约的一个雨天》去年在欧洲上映仍然获得了很好反响。

伍迪·艾伦

今年2月，法国的“奥斯卡”恺撒奖把最佳导演颁给深陷性侵丑闻的罗曼·波兰斯基，引发《燃烧女子的肖像》的主创瑟琳·席安玛、阿黛拉·哈内尔等人退场抵制。而另一位电影人丽莎·尼尔森的看法却是：“《我控诉》的每一帧画面，都可以用完美无缺来形容，这样的电影如果不获得多项提名，那才会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罗曼·波兰斯基

能否促进影视行业健康发展

在《新京报》投票微博下，一条留言写道：“这要是真定下来，诬告陷害的人就多了啊。”这位网友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娱乐圈粉丝和同行之前的“举报文化”近年来正在愈演愈烈。

今年年初的“肖战227事件”，就引发了一波对于饭圈举报行为的声讨。喜欢肖战的人，将举报作为反黑工具，要铲除同人网站等一切不符合喜好的存在。而厌恶肖战的人，也同样利用举报的方式，阻止其担任《创造营2020》的导师。这场轰轰烈烈的讨伐风波至今仍未完全平息，肖战明星形象一落千丈，甚至成为很多旁观者眼中的“污点艺人”，但其实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做什么。

肖战

如果惩诫机制的条条框框真的建立起来，很可能就会继续助长粉丝不理智的举报行为，那么就更加难以达到赵冬苓所希望的“促进影视市场的健康发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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