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明星们拥有“隐私权”吗

发布时间：2024-12-08 14:22

刚刚热炒了一把谢津的媒体，近日又把王菲、窦唯的婚变炒得热得烫手。人们对此津津乐道，而最热衷的则莫过于“娱记”，香港称之为“狗仔队”，西方则称之为“ 帕帕拉奇”（意大利语臭虫之意）。尽管许多人认为公众多有“窥私癖”，喜欢读明星的私生活，但如果没有“娱记”的推波助澜，没有媒体的报道，明星不可能对公众有持久的影响力。记者当然有在法律范围内尽力挖掘任何一种新闻资源的权利，然而，明星的个人生活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媒体与公众读者之间的交易，的确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游戏要有规则，这种游戏规则是什么？又如何建立？祁建的文章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编者奔波于紧张的生活漩涡，现代人渴求拥有一个不被打扰的个人空间。但如果你是明星就很难抵挡那一双双偷窥的眼睛。明星的隐私成为“抢手的新闻” 最近，一条香港歌星黎明“为情自杀”的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各种媒体。从一些娱乐报纸到歌迷都在为“ 黎明自杀”的消息津津乐道。尽管黎明在事后不得不为此进行澄清，但歌迷和娱乐记者们仍然乐此不疲地追踪着黎明。事情也凑巧，前不久天津女歌手谢津在家突然坠楼身亡，面对社会的种种压力，谢津选择了告别父母和朋友，选择了告别深爱她的亿万歌迷，用生命表达了自己无声的抗争。面对谣言的围攻，一个女孩子显然是无力还击的，也许从生命中爆发的愤慨最具有震撼力。谢津远去了，面对无数褒贬不一的言论和疯狂炒作，谢津的父母不得不在一些报刊发布声明，来表达父母对女儿尊严的捍卫，愤怒指责：“如果我们不站出来揭露、指出你们，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好人受到伤害。” 从这些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背后所隐藏的一个现象—— —各种社会压力残酷地包围着这些夺目的明星。难怪连黎明本人也多次说过：“我的每一天都生活在睡梦之中，即使在睡梦的时候也是如此。”并无奈地补充“，好像我们在这个圈子里工作很难有隐私权，希望传媒方面不要逼得太紧”。听后不禁让每一个善良的人都感到胆颤，如果你成为无数人追击和拍摄的对象，你会怎样想？黎明“自杀” 的谣言和谢津的“坠楼”也许会再次触动我们，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这件事所揭示的社会问题，明星如何面对社会压力？如何维护自己的隐私权？明星的隐私权如何保护？随着法律意识的普及，人们提到隐私权的频率也逐渐多起来，然而明星的隐私权却好像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还得说到两位在文艺界比较有名气的人物，他们是王刚和成方圆夫妇，他们悄悄在北京结婚时，本来并没有“兴师动众”，但北京的一家娱乐报纸却以“奔走相告”为大标题，说他们“相恋已有十年，今日终于成了正果……”消息一出，石破天惊，成方圆当即表示：“我与王刚虽相识 10年，但当初各有家庭，根本就是一般朋友的关系，媒介这样不负责任地炒作我们的新闻让我们觉得挺别扭的。” 王刚也说：“我理解报纸需要卖点，但我们属于那种特别不愿将私人生活当作他人谈资的人……我们两个人实在想保留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空间，我恳求大家理解我们，我们太想把自己当普通人了，只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自然地结合，哪个普通人结婚还要登报昭之天下呢？”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两位明星的遭遇确实令人同情。这种事情数不胜数：张曼玉的恋情一向是传媒追踪的对象，当年她与男友为了逃避记者，在机场使出百米短跑的绝招；张国荣与一个朋友去看新居，记者闻讯而来，他发现后开车撞向采访车，把胶卷抢回；香港歌星王菲回到北京生孩子，“狗仔队”在她的住所附近“安营扎寨”，连上完厕所的照片都登上报纸，一经爆光立即引起公众的愤慨；谭咏麟发起了“封口72小时”运动，使许多演艺人员拒绝回答媒体的任何问题；史泰龙就曾经称一些娱乐记者的追踪像“坟墓上的小鸟一样讨厌”。在香港，据我所知，由于各种压力而走上绝路的明星不能说少见。1985年5月14日，当时正在走红的女演员翁美龄因为感情问题而被迫走上用煤气了断自己一生的地步，当时年仅27岁，其死讯令世人惊诧不已； 1992年5月，歌星陈百强在家中服下大量安眠药昏迷不醒，送往玛丽医院急救，成为植物人，一年后终于不治，告别我们匆匆而去； 1996年4月，女演员乐慧也没有逃出“虎牢关”，跳楼身亡；女演员陈保莲去年6月17日，出席台北一新片首映式时，突然割断动脉自杀，令世人震惊……这些案例说明，被高压氛围包围着的明星们几乎到了无力自拔的地步，当然也有的采取皈依佛门的方法来缓解自己紧张的神经。19 89年，曾经因为扮演霍元甲而红遍大江南北的黄元申出家走进佛门，法号“衔申”；1991年女演员庄文清也在大屿山宝林寺出家为尼……这些今天我们还能够清晰回忆起来的事件揭示的共同特点就是———明星面对社会所带来的重重压力而显得那样手足无措，甚至选择用死亡和出家来躲避。而我们的媒体和歌迷是不是在充当“刽子手”的角色呢？明星们的隐私权究竟应不应该保护呢？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有时却很难说。因为报纸和电视台都以满足公众的愿望为最高宗旨，否则它就无法生存，而窥探明星的隐私正是公众的愿望之一，这是这种不幸产生的最大根源。在当今的报纸上，你只要去看，就会发现所有报道明星的文字，无非是饮食起居，爱恋情仇，意外事故，打官司告状，行踪动向……全是这种花边新闻。 “孤独地站在这舞台” 我们还记得，无论是邓丽君去世后的全方位爆光，还是唐朝乐队主唱张炬遇到车祸，笑星洛桑撞车身亡、陶金的病逝……以及像蔡国庆、罗中旭和王志文等明星的撞车，一些报纸都“不厌其烦”地详尽报道，有的报纸甚至在新闻界就以报道“死亡明星”而“路人皆知”。这种为赢得一己私利而将明星的痛苦或者个人隐私转化成扩大报纸发行量的卑鄙手段，是商业化的进程还是人性的堕落呢？明星作为一个人，在爱情和生死等问题上，也需要保留自己的隐私，也需要在自己的世界里有一分自由，这点要求恐怕并不过分。女明星怀孕和做人流的个人隐私也难以逃脱某些投资方和媒体的追踪。女演员史可“再次罢演《漂亮女人》” 官司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明星隐私权受到侵害的案例。投资方披露了史可怀孕以及做人工流产的隐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史可虽然是已婚妇女，但此事仍然属于公民的个人隐私，诺贝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做法伤害了史可的人格尊严，应该对侵害史可名誉权的行为进行负责。”法院宣判诺贝公司北京分公司向史可书面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且一次性赔偿史可精神损失3500 元。一场利用她人隐私炒作闹剧的硝烟在法律利剑的宣判下尴尬地烟消云散。明星们幕前潇洒风光，鲜花簇拥，使许多少男少女羡慕不已，趋之若鹜，但对于他们胆战心惊的生活却很少有人能够体会，他们的内心世界在现实生活压迫下已经变形，不用说他们在成名前所付出的努力，即便是成名后他们也在不断挣扎，失去的许多平常人所拥有的自由远远大于他们的风光，而这种失落也只有明星自己才最清楚。这样的明星生涯是不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呢？恋爱和生死，吃饭和旅游等等都有人盯梢……记得30年代女影星阮玲玉临终前有一句话，说的是“人言可畏”，阮玲玉已经远去半个世纪了，这句话听起来依然让我们“心惊”。19 97年英国王妃戴安娜遭遇车祸身亡的时候，西方传媒曾经研讨过“帕帕拉奇”现象，当时西方传媒也因为戴安娜的香消玉殒而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当时正在鹿特丹拍摄电影的成龙听说戴安娜身亡的消息就说了一段很经典的话： “每个人都有隐私权，跟踪明星的狗仔队应当检讨，那些专门揭露艺人隐私的八卦小报不应该过分。” 法律是保护和约束每一个公民的，隐私权同样也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任何商业行为如果建立在他人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之上，必然会被人类所鄙视和唾弃，因为人类所追求的永远是美好和光明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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