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最初士人是社会阶层的概念，文人和它之间有何差别？

嵇书绝交：文人与士人的分化。士人，最初是社会阶层的概念，开始用以指代贵族的最低层次，后来下移为四民之首。汉代以来，随着王朝大一统的开始，士人由先秦的游士转型为儒士，而东汉又演变为党人。

无论他们是游士还是儒士，无论他们属于贵族阶层还是平民阶层，都是受过教育的，都是有或曾经有过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

这与他们的身份和受过的教育息息相关：在身份上，他们是连接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纽带，生活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衣食无忧又受过教育的他们如果想提高社会地位，最便捷的途径就是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在教育上，汉武帝以来，士人受到的正统教育就是儒家教育。

儒家思想对“礼”的重视，就是对社会秩序的重视；而对“仁”的重视，就是对社会群体的重视；君子“终日乾乾”，提倡的是刚健有为；儒家的义利之辨，指明的是道德准则。在这样一套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下，士人自然会拥有社会理想，怀抱用世之志，将之视作人生的首要目标。

文人同样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并不会将参与社会政治始终放在第一位。在出仕与归隐之间，他们的选择会相对更加自由。马良怀先生对文人与士人之异同有如下论述：

文人和士人有联系，因为他们同属于知识阶层；但是文人不是去讲安邦治国的那些大道理，不是讲经世致用这些东西，而主要是言志抒情这一类，抒发自己的情感。

文人和士人确如马良怀先生所说，同属于知识阶层，但是文人本身就是士人的一部分，他们心中不可能没有士人的志向，只是在科技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任何人的选择空间都是很小的，文人由于相对衣食无忧，可以有是否为官两种选择。

因此，文人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因主观或客观原因不能在功业上有所作为的士人。一言以蔽之，文人之所以从士人中分化出来，还是因为在可以选择不做官的情况下，做出了不走仕途的选择。在司马昭执政时期，竹林七贤是文士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缩影。在他们身上，就完整体现了隐与仕两种选择。

嵇康是主动选择不走仕途的标志性人物。他与魏宗室长乐亭主通婚，曾“拜中散大夫”，似乎是个闲职。他不同于出仕为官的哥哥嵇喜，为人恬静寡欲，志不在此，后来司马氏掌权，他更加没有做官的欲望，也懒与人共，交游甚少。

即使在“竹林七贤”中，嵇康真正的神交之人也只有阮籍和山涛，其余四人不过是豫附者。就是这样的交情，也不能左右嵇康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当山涛推举嵇康为官时，他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来申明自己的思想与抉择。

然而空言不了解难以让人信服，嵇康紧接着就用“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两句相反的描述来概括山涛与自己的性格：您是个通达的人，经常是肯定而很少猜忌责备；而我性情耿直，心胸狭隘，很多事情难以容忍，这样就把自己和山涛拉到了对立面上。

可是山涛与自己毕竟是知交好友，非同一般，自己又不是容人的人，那要如何解释这个矛盾呢？其实嵇康写到这里似乎也无可奈何，只好以“偶与足下相知”一笔带过来搪塞。

随即马上摆明立场：“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一个“惕”字，既有“敬”又有“怕”的意思，嵇康用在此处，可有两种解释，避免了小人借此生事，又能让山涛明白他对官场的印象。仕途升迁在旁人眼中都是可喜可贺的好事，但我嵇康就是不喜欢这个，非但不喜欢，反而惧怕，又怎能因为你的升迁而高兴呢？

那我惧怕的又是什么呢？嵇康反其道而用“越俎代庖”之典，这里没有说祝者去代厨师割肉，而是厨师拉祝者操刀，一个“羞”字虽不着痕迹，但已然说明了山涛此举并非好事：庖厨之人因为割肉腥膻而以为羞耻，就拉祝者与他一起，山涛荐他做司马氏的官，其行为无异于拉人割肉。

割肉一事极易令人联想到司马氏对天下名士的血腥屠戮和弑君之行，山涛为司马氏服务，在嵇康眼里看来与割肉的厨子没什么两样。此话一出，既讥刺了司马氏的行为，又讽刺了山涛所为，字字诛心，有一石二鸟之效。以上是这封信的首段，嵇康通过对比与反向用典来与山涛划清了界线。

历来分析嵇康此文者，多以其“不堪”“不可”为重，然《晋书》于此信之首段便做了极大的删节，仅存如下两句，我们不可不察：

闻足下欲以吾自代，虽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故为足下陈其可否。

两相对照之下，其巨大差异显而易见：若仅观这两句，我们不仅绝难看清嵇康此前与山涛的知交情谊，更难体会他划清界线的鲜明与表明立场的急切。而且单就反向用典而言，“手荐鸾刀，漫之膻腥”不仅活灵活现，而且语意峻切，删去以后，整个语气就和缓了许多。

且末句一个“具”字饱含决绝陈词之意，删之则此意全无。史家于此显然不是无心所为，这就更加反映出嵇康此书首段在全文中的位置之重，亦可知嵇康之文的巨大影响。

嵇康在反向用典辛辣讽刺过后，没有接着疾言厉色，而是先夸了山涛一句，说自己曾在书上见过既能兼济天下又能耿介自守的人，有人说这种人不存在，他现在才相信这种人真实存在，意指山涛即是这种人。

然后又开始表明立场——虽然你是这种难得的人，但我不是：我就是这个性，对某些人和事就是不能忍，实在不能勉强。随即话锋一转：现在大家空言有一种通达的人，他们没有不能包容的，外在跟世俗的人没有差别，而内心却仍坚持正道，能够与世随波逐流而不觉得忧虑。

这里嵇康虽未刻意强调“空语”二字，但也不难看出，他对这种人的描述是开头对山涛描述的具体化。也就是说，他不着痕迹地否定了自己“信其真有”的话——能在官场中随波逐流且坚持本心，是空谈！

紧接着嵇康便一连列举了11位历史人物以表明自己的态度：老子和庄周，是他要引以为师的；柳下惠和东方朔都是通达的人，是他不敢小看的；孔子兼爱，执鞭赶车也不会羞愧，子文没有当卿相的愿望，而三次登上令尹的高位，这就是君子用世济民的心意，也就是所谓显达时能够兼济天下而不改己志，困窘时能够安然自若。

这样看来，许由在尧舜的治世隐居山林，张良辅佐汉朝，接舆凤歌笑孔，他们都一样能够实现自己的志向。所以君子的各种行为是殊途同归的，都是顺着本性行事，各得心安之所。

嵇康的这些列举，虽在表面上说没有区别，但是他明确对老子、庄周表明了推崇，对柳下惠、东方朔进行了肯定，而对孔子和子文，他未置可否，只是看似客观地说这是“君子思济物之意”。细细究之，我们便知：孔子不以执鞭为耻，是在“富而可求”的情况下，对子文的行为，孔子的评价是“忠”。

那么嵇康之意就显而易见：孔子、子文这些人的选择，在他看来是世俗的，是不被他肯定的。可他又说这些人都是“循性而动”，就非常值得玩味了：在嵇康眼中，虽然“循性而动”没有差别，但士人之“性”却各有不同，许由在尧舜之世尚且不与朝廷合作，在司马氏的统治下还在朝为官，心性又是如何？

这一段的最后，嵇康表示“志气所托，不可夺也”来继续表明他的心志，这里的“志气”颇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味：儒家于男子而言，讲的是“匹夫不可以夺志”，女子改嫁，也会以“夺志”来作为婉辞。嵇康做如此说，更加令人难以回劝。

读了《庄子》《老子》后，自己的行为加倍放旷，所以追求仕进荣华的想法日益减弱，而任诞率真的情性则越发浓厚。随后并没有详细解释自己如何“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只是以野兽是否能够驯化作比：如果从小就被驯化养育，就会服从主人管束；

结语

如若长成才去束缚，就会疯狂地摇头跺脚以求挣脱羁绊，甚至是赴汤蹈火也毫不在意，即使勒的是金笼头，喂的是最好的饲料，还是会强烈思念它的密林和青草，说明自己习性已然养成，一旦被约束就会不顾一切以至疯狂，即便是在约束下受到最好的待遇，他也依旧不以为然，心里还是向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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