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镇：兵败被俘，巡边叫门，为什么又会“谈笑自若”？

　　土木之变爆发后，根据《明英宗实录》中记载，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公历1449年9月2日），明英宗朱祁镇的车驾被瓦剌士兵控制，到达了雷家站。明英宗在这里安排了锦衣卫校尉袁彬写信，由千户梁贵携书信回京，去取“九龙蟒龙缎匹及珍珠六托、金二百两、银四百两”，送给也先，以图自赎。

　　由此推断，这时的明英宗还寄希望于同也先讲和，通过赏赐来赎回人身自由，由此拉开了后来也先挟持英宗，巡边叩关，“天子叫门”的场景。

　　

　　
明英宗选择的身边随侍名叫袁彬，原本只是一名锦衣校尉，为什么安排他去执行这项任务呢？根据袁彬在《北征事迹》中描述，他被俘后，在十六日这天于雷家站的一处高岗上，见到了坐在地上的明英宗朱祁镇，当时明英宗被瓦剌兵围着，袁彬赶紧叩头大哭，说自己是“校尉”，但明英宗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却不让袁彬自称是校尉，只能说是“原在家跟随的指挥”。又问袁彬会不会写字，袁彬表示会写后，明英宗“就令在左右随侍答应”。
对于袁彬的到来，明英宗的翻译人员哈铭在他的《正统临戎录》记载是，哈铭是在瓦剌大营见到了明朝的千户梁贵，有一个名叫撒失刺的回子跟梁贵说，他“在营里拏了一个识字的人，我进与皇帝服侍”，让哈铭奏报给明英宗，这个人就是袁彬。可见在土木堡之变后，明军人员死伤逃亡严重，明英宗已经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在确认了明英宗的皇帝身份后，瓦剌方面也开始给明英宗从战俘中寻找一些合适的随侍，袁彬就被选中了。

　　

　　袁彬剧照
袁彬的真实身份是锦衣校尉，那明英宗为什么不让袁彬自称校尉呢？哈铭在《正统北狩事迹》中提到了这一细节，“虏所怒者校尉，勿云校尉，只称识字人”。原来，明英宗也担心瓦剌知道了袁彬是锦衣卫校尉真实身份后，会将其杀害，为了在自己身边留下一批忠实可靠的有用之臣，就提醒他以“会识字的人”身份担任自己的随侍人员。
再看《明英宗实录》中这段记载：八月十七日（公历9月3日），“也先闻车驾来，惊愕未信，及见，致礼甚恭（文中前述《明史》曾引此文）。奉至宣府城南，传旨谕杨洪、纪广、朱谦、罗亨信开门来迎，城上人对曰‘所守者皆皇上城池，天暮不敢开门，杨洪已别往。’乃移跸，涉宣府河而北“。这段话其实是明朝史官在编修《明英宗实录》时引述袁彬的《北征事迹》之言，难免有些“脸上贴金”之意。后面还有一些更为离奇的描述，先是这一天大雨中雷电劈死也先座骑，半夜，袁彬出帐发现红光笼罩英宗寝幄。后有瓦剌人打算刺杀，结果看到英宗的寝幄有祥瑞之异，就不再行凶。第二天（八月十八日，公历9月4日）一早，也先来到英宗帐前“顿首，进熟肴及皮服、寝具”。

　　

　　
此时，明英宗还再派宦官喜宁到京城取赏赐给也先的金珠彩币，再求自赎。试想，明英宗来到宣府叫门，难道是也先毕恭毕敬地请来的？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不过以明英宗当时执意亲征的那种性格，他仍然是非常自信的，不管是也先的计划，还是明英宗自己打算通过索取赏赐以换取自由，这次宣府之行，他应该是积极配合参与的。《北征事迹》中描述，袁彬等人先是到宣府西城角舍喊话，结果被守城之人放短鎗，不得已又转到了南门再宣圣旨。
可惜明英宗的宣府之行没有成功，驻守宣府的人并没有买他的帐，拒绝开门，而且明确表示总兵官杨洪不在城内。这在《明英宗实录》《明史》及袁彬的《北征实录》中口径一致。

　　

　　

　　
不过，根据形成于景泰年间的杨洪碑文《昌平伯进侯追封颍国公谥武襄杨公洪墓碑铭》中所记载，当时“土木之溃,贼为伪书,遣其下伯颜帖木儿、麻亮等诱公开门,公遣人出,缚送京师。”由此可见，杨洪当时肯定在城内，并且认为这是也先等人的故意设计敲诈，把“宣读伪书”之人缚送京师。在哈铭的《正统临戎录》中，干脆直接说“着袁彬等叫城，有城上总兵、太监等官不认，放鎗要打”。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中也同样记载“也先拥上道宣府，总兵杨洪闭城门不出” 。
李贤后来在他的《古穰集》中对宣府总兵杨洪当时的表现是非常的不满，认为他见死不救。说杨洪“在宣府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默特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及敌人得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视君父之难，畧不为急，所存可知矣”。但奇怪的是杨洪的表现却得到了负责监国的郕王朱祁钰的肯定，后来在八月二十四日（公历9月10日）被升为了昌平伯。
到八月二十日（公历9月6日），也先挟明英宗来到大同东塘坡，明英宗传圣旨让力士张林送到了大同城里。驻守大同的总兵官刘安、都督郭登、都御史沈固把张林给抓了起来，审问来历。
八月二十一日（公历9月7日），明英宗先是派遣忠勇伯蒋信（蒙古人，土木之变中一同被俘）到大同城下宣旨开门，结果城中人并不相信他。于是再派袁彬持驾牌骑马到城下跪说，讲述了土木之变经过，守卫发现这一情况，放下吊桥让袁彬我进了城，见到刘安、郭登、沈固、霍瑄等官员。
听到袁彬的叙说，广宁伯刘安出城见到了明英宗，刘安本是一同随明英宗亲征的，准备回师时，任命刘安镇守大同的。明英宗此时大哭，刘安也随之大哭。明英宗让刘安回去，派一个翻译李让随袁彬过来。伯颜帖木儿方面提出索要羊、酒、钱等赏赐，刘安、郭登等官员又出城朝见，奉上了羊、酒、钱等。明英宗又问刘安城里有多少钱粮，后让袁彬随刘安进城取钱取二万二千两，分赏给也先、伯颜帖木儿以及众瓦剌兵。

　　

　　
《明英宗实录》中记载，这时的朱祁镇是“谈笑自若、神采毅然，（郭）登等相谓曰：圣主可谓处困而亨者矣”。
得到了实惠的瓦剌并不想撤退。八月二十二日（公历9月8日），明英宗让袁彬再传旨，索要武进伯朱冕、西宁侯宋瑛、内官郭敬的家财以及三人的蟒龙衣服、酒器，赏赐给也先；让城内的大小指挥，千户、百户把衣服彩缎等送来赏给也先帐下的大小头目；接着又摆筵席款待瓦剌。到了晚上，明英宗随也先驻扎在城西二十里处，城内派夜不收（哨探）来密告袁彬，说打算让明英宗“石佛寺去待他，寻不见时，便乘间入城”，袁彬赶紧把城里的这一营救计划向明英宗作了汇报，明英宗说“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时不曾死，我命在天，若万一不虞，如何好，遂不用其计”。大同守军计划夜救皇帝的计划被拒，显然，明英宗认为过于危险，而且他坚信也先达到目的后一定会放了自己，这也似乎应了《明英宗实录》中记载所谓的“谈笑自若、神采毅然”。

　　

　　
在《明英宗实录》中记载这一营救计划是郭登提出的，但这在袁彬的《北征事迹》中并没有指明是谁，而且《明英宗实录》中的记载显然过于乐观。这一点在《明史纪事本末》和《国朝献征录》中却是另一番记述，说郭登闭门不出，《明事纪事本末》中说也先挟持明英宗到大同索要金币，“约赂至即归上。都督郭登闭门不纳。上传旨曰：‘朕与登有姻连，何外朕若此！’”，郭登却说：“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启闭”。 后来，广宁伯刘安、给事中孙祥、知府霍瑄等答应了也先的条件，然而，“既献，复不应”。
《国朝献征录》中收录袁袠的《定襄伯赠定襄侯谥忠武郭公登传》也有同样记载“也先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币万计，约赂至，即归驾，登闭门不纳”，而且说郭登策划招募勇士劫救明英宗，结果“或以危言沮之，虏逐惊疑，拥上皇去” 。

　　由此看来，这时的明英宗还是一直幻想与瓦剌议和，通过物质换取自由，在与瓦剌交涉和明军将领面前，或许是碍于颜面，仍然是保持一种“自信”，但是真当明军冒险施救时却又犯下了软弱退让的错误。而且在宣府和大同的守将的表现上，明朝内部显然对瓦剌挟持英宗进行索取钱财的行为有一定分歧，这也为后来英宗失去皇位，“北狩”草原埋下了伏笔。

　　（未完待续，本文原创作者：史说新传，部分图片源自网络及大明王朝惊变录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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