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坛》
2024年第 3期
三个男人，一个命题：王蒙小说中的“男娜拉出走”现象
文 ·沈杏培
在王蒙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即男性由于厌倦或觉醒，而要决绝挣脱既有婚恋束缚或伦理规范，继而选择离家“出走”，并孤绝地在家庭之外寻找爱情、自由和理想生活。这些出走的男性有倪吾诚（《活动变人形》，1985）、苏尔葆（《生死恋》，2019）、傅大成（《笑的风》，2020）等。他们把传统婚姻当作束缚自己的“五行山”和“仙人绳”，为了做“热烈的活人”，毅然别家，投身到重建新生的悲喜中，成为王蒙小说中辨识度很高的男性群像。这种男性出走叙事构成了“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母题在当代的叙事变体和文化回响。这类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学史价值，一方面，“男性娜拉”出走叙事隐含的是具有社会强势主体身份的男性在中国革命实践和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发展困顿以及他们寻路的姿态，相对于“五四”以来被密集关注的由子君（鲁迅《伤逝》）、田亚梅（胡适《终身大事》）、曾树生（巴金《寒夜》）这些出走女性所代表的女性危机和成长困境，男性的发展道路和精神危机问题反而是个被压抑的叙事类型，王蒙通过对现代娜拉命题的性别置换，将反思的焦点转向具有强势身份的男性群体，呈现了男性主体在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所遭遇到的各种精神危机和自救路径，丰富了“娜拉出走”的叙事母题。另一方面，“娜拉走后怎样”的现代发问在这些男性的出走征程中得到了完整而生动的演绎，崇尚乐观主义的王蒙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简单允诺这些男娜拉们以光明的未来。相反，在近乎悲剧的叙事中，王蒙通过男性出走这一独特现象探讨了隐含在这一叙事结构之中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格，婚姻、爱情与道德，自由与孤独，选择与限度等重要范畴。
01
一个被延宕的命题：娜拉出走的未完成性和出走主体的性别转换
娜拉（Nora）来自“五四”时期被译介到中国的挪威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的剧作《玩偶之家》。自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娜拉命题”成为现代以来一个具有原型意味的文学、文化与思想母题。鲁迅着重阐明的是出走的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①的必然命运，由此强调经济权的获得与经济制度的改革对于女子解放的意义。自此之后，关于娜拉的文学叙事逐渐成为一个重要母题，鲁迅、胡适、茅盾、巴金、庐隐、白薇、欧阳予倩、张爱玲、白先勇都曾使用过这一叙事结构。由于“娜拉命题”的巨大思想文化张力，这一命题甚至被一些知识分子用来隐喻国家政治制度的选择，比如顾准就曾借用“娜拉走后怎样”来探讨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怎样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问题②。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