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宁：超越语言的历史印记，解码文明基因
来源：环球网
【环球网报道 记者 文雯】郑子宁以“语言学手术刀解剖文明DNA”，通过十个关键名称的历史演变，在最新著作《中国的十个名字》中，揭示中华文明的深层基因。在环球网专访中，郑子宁分享了书中颠覆性的研究案例，并阐释了语言考古对历史叙事的独特价值。
环球网：您在书中通过“中国”等名称追溯文明基因，能否分享一个在研究中发现的最具颠覆性的命名案例？它如何挑战了我们对某个历史时期权力结构或文化认同的既有认知？
郑子宁：可能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洛阳在外语中的古称被叫做Srg或者Sarag。那之前关于洛阳为什么叫Sarag？有主流的说法是认为来自“rag”，对应的是上古汉语中“洛”的读音。
但是，我通过综合的比较研究发现，其实这个Sarag应该是跟中国在希腊语中的古称Σῆρες（Seres），也就是丝国有关。
这么看，Sarag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丝国都城的一个省称。据此可见，在像罗马之类的西方，把中国称作丝国的时候，就已经认为洛阳是中国的都城了。
环球网：《中国的十个名字》将语言视为“文明的活化石”，能否以书中某一名称为例，解析其语音演变如何像地质层一样叠合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记忆？这种“语言考古”方法对传统历史叙事有何补充价值？
郑子宁：其实很明显的一个就是China这个名字。
我们知道China这个名字，它最早要么是来自秦，要么是来自晋，或者也有说法是来自滇。它最早的时候的，读音可能是类似于“chin”这样。
中古时期波斯人则是把中国称作chin，现在我们熟知的China，能看出是在chin的后面加个一个a，这也能显现出葡萄牙人在其间起到的影响作用。因为葡萄牙语不太喜欢用辅音鼻音收尾，而是一定要在后面加个a，这样的构成才是葡萄牙语所认为的比较妥当的国家名构成方式。由葡萄牙人加了a的China，再传到像英语之类的语言体系中，就成为了现在西方语言对China最主要的称呼。
环球网：当“元宇宙”“AI”等新命名正在重塑人类认知时，您如何看待传统命名体系在数字时代的存续价值？您认为《中国的十个名字》能为未来文明命名提供哪些启示？
郑子宁：关于传统地名，我认为这个和元宇宙或者AI关系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实际上地名是居民在长期使用中，会自己慢慢地形成一个名字，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官方推动的因素存在。
我觉得新的地名的形成也未必需要AI的参与。现实中，我们说规划的新区、路名什么的，自然也会有属于它的名字出现，似乎也并没有太多需要AI参与的内容。
环球网：您曾说《中国的十个名字》是“用语言学手术刀解剖文明DNA”，能否说明这种研究的独特性？在您看来，为何名称比文字更能承载文明的深层密码？
郑子宁：为什么我认为名称会比语言的很多其他成分更能承载文明密码，主要是名称它的传承，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语言本身。名称它是可以从一种语言介入另外一种语言的，所以哪怕是之前的那个语言早就消失，它仍然可以以名称的形式存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欧洲有很多河流的名字都叫Dan或者Don，像顿河、多瑙河啊等等，说明这个Dan、Don是之前的古代语言里的对河的称呼。但是现在这种语言在欧洲已经不见了。同样的中国也有类似情况，如江浙地区有很多地名，像无锡、姑苏、余杭都是古代百越人的语言留下来的地名，我们现在仍在沿用，但是百越的语言本身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想对这个上古时期的百越有所了解的话，那地名就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证据。
环球网：在您的阅读经历中，哪本书籍对您的创作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郑子宁：我觉得让我产生对研究古代语言兴趣的，是郑张尚芳先生的《上古音系》。这是一本关于上古音的非常有意思的书籍。这本书也问世20年了，虽然里面一些关于语音的研究已经稍显陈旧，但是还是相当具有启发性的。
环球网：您还有哪些书籍推荐给您的读者们阅读？
郑子宁：除了我近期最新出版的《中国的十个名字》外，后浪传统文化编辑部还出版了一部关于长城的摄影集《长城形态图志》，我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和之前提到的一样，中国两个字好像总能浓缩成丝绸、瓷器等具象化的事物，显现在人们大脑中。而长城也是一个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缩影，它是中国古代精湛的营造技术与文化智慧的巅峰体现，更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伟大建筑成就。
市面上现有的涉及长城的书籍大多聚焦于描述和体现其历史沿革、地理分布、旅游价值或自然景观，相比之下，《长城形态图志》的视角则十分独特，它用影像和文字深入探索长城建筑形态的细节在记录现实的同时，发现这长城独特的美，是一本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