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关于莫言和莫言研究的札记

　　关于莫言和莫言研究的札记

　　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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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3年出版《莫言王尧对话录》(严格说这是一本访谈录，后来收入《莫言文集》之《碎语文学》，改名为《与王尧长谈》;我当时还做了与韩少功、李锐的对话录，和莫言“对话”时，我发现如果我不时插话，莫言关于自己生平、创作道路、文本、文学观等的叙述可能就不会完整，因此对自己的角色做了调整)之后，我只写过几篇短文谈论莫言，或者在综合研究中讨论到与莫言创作相关的问题。用相当的篇幅综论莫言，是我的写作计划之一，我同时又意识到深入系统究并莫言不是一件简单的学术工作。因此，我一直关注学界同仁多年来研究莫言的成果(包括对莫言的否定性的批评文章)。林建法先生曾经主编出版《说莫言》(上、下)，收录了1986至2013年间《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莫言文章和研究莫言的论文数十篇，可以视为一本刊物研究一个作家的“批评史”。而更多的莫言研究成果则有待批评界整理和检讨。关于莫言的研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构成，尽管对莫言创作的评价在有些方面不无分歧，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述中，莫言无疑被确定为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的文学世界已经是一个丰富、巨大的存在，并非因为获奖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如同莫言在《蛙》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有很多批评界同仁以为莫言在《蛙》之前有更重要的作品应该获得此项文学奖。换言之，莫言的意义首先不是由某个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赋予的，茅盾文学奖，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是对莫言意义的一种重要确认，同时也提供了我们认识莫言的一种重要参照。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世界最重要文学奖的诺贝尔文学奖拓展了认识莫言的视野，有助于我们在更为广阔的文学空间中理解莫言的意义，并且由莫言的获奖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若干问题。

　　十几年前的2011年秋天，我与林建法先生合作在苏州大学主持“小说家讲坛”，我在开坛致辞时说，“小说家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在这个讲坛上演讲的小说家堪称是杰出的甚至是伟大的作家。坦率地说，十几年过去了，我觉得自己的判断没有大的失误，莫言和他的许多同辈作家堪称杰出的甚至是伟大的作家。我对个别作家做这样的判断，并不意味着我以此对当代文学做等同的整体性评价，也不意味着我认为莫言或其他重要的作家是完美无缺的，我同样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某些方面或许可以发挥得更好些。但我重申我自己的观点，坚定地认为，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写作这篇札记时，我在微信中读到激烈批评、甚至是嘲讽莫言近作的文字。我也读到了莫言有感而发的“打油诗”。其实，无论肯定还是否定莫言的近作，都需要有学理性的阐释。我以为，以莫言的成就、胸襟和智慧，他能够对待那些在学理层面上批评他的文章，如果他的近作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他更需要学理的而非意气用事的批评。作为整体的莫言创作，自然包括了成功和不成功的作品，读者满意的和不满意的作品，批评家肯定的和否定的作品，但如果以后者来解构莫言的意义，至少在方法上是不妥当的。因此，当下的莫言研究仍然需要重视问题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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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肤浅的观察，近几年来关于莫言的研究在“海外传播”这一部分逐渐拓展和充实，整体研究比获奖之前并无更多的拓展和深化。这其中的原因很多，除了莫言文学世界本身的丰富性外，获奖后的莫言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这增加了研究莫言的难度。虽然我在2013年就提出回到文学的莫言，现在也仍然坚持这样的主张，但我知道关于莫言和莫言研究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非文学、非学术的因素。回到文学的莫言，并不是人为地筑起藩篱，而是在与非文学、非学术的关联中，侧重莫言的文学，对莫言的意义做出文学的、学术的评价。

　　我们可能会忽视一个问题，一个获奖作家在享受如此灿烂的荣光时，同时也许会承受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说，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个“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庞然大物，国外一些作家在获奖之后再无重要作品，未必是江郎才尽，或许是因为这个奖项压得作家无法喘气。心态的变化，会对作家，即便是伟大的、优秀的作家产生致命的影响。我们现在还不能对莫言的新的可能性做出消极的预测，莫言在获奖之初就意识到了获奖对对一个作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期许自己能够写出新的优秀作品。以我的观察和分析，莫言在获奖之后是冷静的、理性的。莫言这两年发表了若干新作，我称之为“再出发”。莫言的“再出发”表明他个人已经从喧闹中沉寂下来，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会写出优秀作品。

　　莫言在获奖之前，对诺贝尔文学奖已有自己的思考。在长谈时，我提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莫言回答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个好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回避。好像说鲁迅曾经拒绝过诺贝尔文学奖，但那仅仅是几个中国人要给他提名，并不是瑞典文学院把奖给了他而遭他拒绝。所以说鲁迅拒绝诺贝尔奖仅仅是一个态度，并没有成为事实。尽管对这个奖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它的诱惑是挡不住的。在百年的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一些伟大的作家，但也有不少得奖者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几十年后被人忘掉了，这也是正常的。”“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奖，不可能把所有的好作家都容纳进去。有些好作家没来得及参评就已经去世了，有些作家本来没有这种资格却得了奖，这基本上不影响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因为它评出的大部分作家还是真正了不起的。我想，大多数作家不会为了得奖才去写作。事实也证明，当你想得什么奖而去写作的时候，你多半是得不了的。”“再就是，当某人得奖呼声很高的时候，这个人往往是得不了奖的，得奖者经常是那些仿佛突然地从地球深处冒出来的一样。譬如，当年意大利最有希望得奖的，最有资格的，众望所归的，我想是卡尔维诺，如果他得了奖，那么全世界就都会鼓掌，但最后是达里奥·福，一个喜剧演员得了奖，文学界一片哗然。这就是我前面说过的，不是达里奥·福比卡尔维诺好，而是达里奥·福比卡尔维诺更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莫言在2012年说的这几段话，仍然是我们理解莫言的一个参照。

　　我所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个“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庞然大物，在中国的文化现实中可能更是如此。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个太久远的期待，太遥远的梦想。从鲁迅到老舍再到沈从文，诺贝尔奖文学成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典型的文化符号，其中灌注了太多的寄托，也纠缠了太多的非文学的因素。当这个重要奖项终于和中国作家莫言联系在一起时，曾经有过的历史复杂性都在这个时候省略和简化了，并且都聚焦到莫言身上。对莫言的期待，在文学之外，还有文化的，政治的，甚至是经济的。就莫言个人而言，他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他失去了以往的普通人所具有的自由;他和别人的交往方式改变了，或者说别人和他的交往方式也改变了;他在公众场合出现的方式改变了，他不是文化明星也不希望自己成为文化明星，但别人把他当作文化明星。与这些相比，莫言面临的更大的困境是，政治人物、作家、批评家和读者因为这个奖而改变了观察他的眼光和价值判断标准。莫言不可能拒绝所有的社会活动，但他的任何一次演讲都被关注、检测乃至挑剔。在一个价值观分裂、利益诉求混杂的社会里，莫言的讲话常常被人朝不同的方向解释。这些年来围绕莫言的种种争论以及非议，在很大程度上都超出了莫言本身，折射了当下社会的问题。

　　如是观察和思考问题时，我以为，我们既要对莫言有所期待，又要对莫言有所理解和体贴。对莫言而言，这样的文化现实或许能够转化为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新思考，转化为他文学叙事的中的生活和故事。而我们在研究莫言时，同样需要“减负”，需要剔除那些附加在莫言身上的因素。在《实习生》这部电影中，创建了时尚网站的朱尔斯·奥斯汀曾问退休之后重返职场的本·惠科特：为什么你每次都能讲正确的话?确实，就电影中的故事而言，本·惠科特每次都以正确的话回答朱尔斯·奥斯汀。电影中的这句台词让我大为感慨，在现实中有无始终讲正确的话的人?我们为什么每次都要莫言讲正确的话?什么是正确的话?如果莫言几十年来一直讲正确的话，莫言也就没有那些经典之作了;或者说莫言就不是文学的莫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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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五年多，关于获奖的一些细节逐步披露，这为我们澄清一个事实创造了条件。

　　在莫言获奖后，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批评了莫言的创作。顾彬教授认为，莫言找到了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帮他翻译作品，这也是他的文学受到认可的关键因素，因为葛浩文的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翻译，而是整体的编译。顾彬教授所谓“编译”(或“改译”)的言辞后来演变为：莫言获奖主要是因为葛浩文先生的译本好，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授予作家莫言，而是授予翻译家葛浩文。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也影响了中国的一些批评家和读者。

　　无疑，葛浩文教授对莫言作品的英译在英语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葛浩文在2012年之前翻译出版的主要文本是：《红高粱》(1993年)、《天堂蒜薹之歌》(1995年)、《酒国》(2000年)、《丰乳肥臀》(2004年)、《生死疲劳》(2008年)和《檀香刑》(2012年)，《四十一炮》和《蛙》的英译本则分别在2013、2014年出版。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与莫言多有沟通，他要删去一些他以为累赘的章节。莫言同意葛浩文的意见，而《天堂蒜薹之歌》的结尾，则莫言自己重写的。葛浩文的译本如何，是一个学术问题，在此不论。

　　顾彬教授等人说瑞典学院是根据葛浩文的译本授给莫言诺贝尔文学奖，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妄测，而且忽视了一个常识：瑞典学院并不会只根据一个人的译本确定是否授奖，他们要参照几种译本。其实，《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酒国》、《十三步》等小说的法文版，很多都先于英文版出版。根据我的了解，莫言小说法文版的出版时间分别是：《红高粱家族》(1990年)、《天堂蒜薹之歌》(1990年)、《透明的红萝卜》(1993年)、《十三步》(1995年)、《酒国》(2000年)、《丰乳肥臀》(2004年)，法国汉学家杜特莱夫妇和尚德兰的精确译本，应该比英文译本更早地进入了瑞典学院的视野。在颁奖典礼的晚宴上，希尔维亚王后对莫言说，她十几年前就读过莫言小说的法译本。在各种译本中，瑞典汉学家陈安娜翻译的瑞典文版，也是值得注意的。

　　莫言本人并不否定葛浩文英译本对他获奖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如果把莫言的获奖归结到葛的译本，不仅对莫言是一种伤害，对其它译本的译者也是不公道的。瑞典学院不仅不轻信一种译本，甚至还要派人到作家所在国秘密调查这位作家在本国的反映。瑞典学院在跟踪阅读莫言十几年后，又让马悦然秘密翻译了莫言的部分中短篇小说供院士们阅读。因是职务行为，马悦然翻译的莫言短篇小说集在莫言获奖前不能出版，莫言获奖数年后，征得学院的同意，才得以出版。瑞典学院的严谨和专业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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