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袁术集团研究综述

本文经王越博士授权发布，是其硕士论文《汉末袁术集团研究》的节选。关于袁术个人的研究相对有限。孙坚、孙策势力起初依附于袁术集团最后脱离成为独立集团。与袁术集团长期对峙的是袁绍曹操集团。

本文经王越博士授权发布，是其硕士论文《汉末袁术集团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的节选。

一、关于袁术个人及袁术集团的研究

关于袁术个人的研究相对有限。袁术的原始记载见于《三国志》与《后汉书》，二书虽有专传，但篇幅甚短，所记甚略。大量关于袁术的记载见于曹操、孙坚、吕布、刘备等人传记之中。原始记载的散乱为后世了解和研究袁术问题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加之袁术僭号的政治敏感性，学界对袁术关注很有限。《论“气侠”之士袁术》是对袁术生平介绍较为详尽地文章。文章从气侠之士论起，指出袁术是“以救时难而济同类”“振危急，赴险厄”的豪侠，继而着重突出了孙坚联合袁术后在荆州豫州一带取得的军事胜利。孙坚殒命后，袁术“勇而无断”的气侠性格凸显出来，导致他在匡亭大败出奔扬州，后与刘备争夺徐州，继而称帝招致吕布孙策曹操的攻击，落魄而亡。“气侠”成就了袁术也导致其最终失败。[1]彭卫先生对袁术的侠者属性进行了解析，指出袁术具备一般型侠者的“好士”又有豪族型侠者的奢华与嚣张，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为重要特征。[2]林榕杰《论袁术战略选择之失误》一文对袁术自荆豫一带至淮泗之间的一系列的错误战略选择进行总结和评述，指出了袁术三大战略失误：交恶袁绍；进攻方向错误；不迎天子。[3]柳春新《“政在家门”与汉末袁氏政权》从家族宗族的方面对袁绍袁术进行审视，提出了“政在家门”的观点，强调了二人世家大族身份和游侠倾向对其发展的影响，尤其指出二袁继承了东汉的糟粕，对待豪强过于宽松又存有代汉之心。[4]胡秋银《汝南袁氏的发展与东汉社会之变迁》对汝南袁氏的家族兴衰进行了概述，并通过家族兴衰中产生的变化展示了东汉社会变迁与汝南袁氏的互动性和一致性，即家族重心从儒学到军事，入仕方式从察举到门荫的变化，家风从严谨到豪奢，处世态度从积极到消极。[5]其中家族重心向军事转移以及豪奢的家风官风对袁术影响深远。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颖名士》指出党锢之祸后汝南袁氏对于汝颖名士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对汉魏之际的名士流向和军阀倾向做了分析。[6]

孙坚、孙策势力起初依附于袁术集团最后脱离成为独立集团。方诗铭先生认为孙坚出身低微，是轻狡之徒。因为多次参与平叛，孙坚的军事力量得到增强并借董卓之乱进入南阳。孙坚之所以献出南阳依附袁术，是因为他遭到了刘表和袁术挤压的走投无路之举。[7]潘民中则指出孙坚出身卑微，投奔袁术主要是为了借用袁术的名望从而壮大实力，随之便创下了驱逐董卓的巨大功业。孙坚治兵鲁阳为孙吴锻炼出一支精良的武装力量，凝聚了一个核心人才群，并为孙氏博得了良好的政治声誉，从而为孙吴立国江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孙坚去世后孙坚余部归孙贲掌管，后孙贲转赴丹阳，该部暂属袁术管辖。后孙策索回部曲参与庐江之战，方诗铭先生考证孙坚余部当为“数千余”而非“千余人”，并强调孙策经略江东的关键在于实现了对丹阳郡的掌控和获取了周氏丹阳兵的支持。[9]田余庆先生则认为孙策所率军队还是以淮泗之众为主体，对江东人士而言是袁术的入侵之师，是受到排斥和敌视的。因此孙策进入江东后采取了诛戮英豪，绞杀敌对大族的手段。[10]

二、与袁术集团有关的汉末军阀研究

马植杰《军阀混战局面的展开》中详细阐述了自董卓之乱至天子播越的凉州集团以及关东诸豪族的军阀斗争形势，并以袁绍为军阀代表着重论述了其军阀集团的强势崛起。[11]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一书中对董卓、吕布、曹操、袁绍、袁术、公孙瓒、刘备、泰山诸将、黑山贼、白波贼、黄巾及其余党等诸方势力进行了专题论述。[12]毛汉光《三国政权的社会基础》中以董卓、袁绍、曹操、刘备、孙氏为主体，对其周边势力及内部人员进行组合分析并进而分析其社会成分，从社会阶层的人员变迁的角度反映了汉末军阀斗争形势。[13]张大可《三国史研究》中《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一章中对东汉末豪强地主集团的割据性和军阀混战的背景：腐败政治作了专门研究，并依据原典记载列出二十七家军阀势力，并着重介绍了十家逐鹿中原的军阀集团，如董卓、公孙瓒等等。[14]

与袁术集团长期对峙的是袁绍曹操集团。由于曹操是曹魏建国的奠基人，因此史家往往避讳并掩盖曹操早年追随袁绍的事实。方诗铭先生明确提出了袁曹集团，并指出这个集团是在游侠奔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随着参与何进对抗宦官集团的斗争成长为政治集团，值董卓作乱，集团成员纷纷纠集武装最终形成了以袁绍为首，以袁曹二人为代表的政治军事集团。袁术集团也是这样形成的，只不过名声稍次于前者，二者长期保持敌对关系。[15]二袁集团的对立集中体现在对兖州的争夺，此时二袁纷纷拉拢其他军阀进行军事联盟。最终以袁术联盟失利告终，袁术集团也由此从荆州转战扬州。而袁曹集团并非是一直紧密团结的集体，袁曹矛盾早在反宦官斗争时就存在，只是被袁绍的主导性所掩盖。随着曹操取得兖州和势力壮大，双方矛盾开始表面化。至曹操迎天子都许之后，双方矛盾正式激化并在官渡之战后以曹胜袁败的结局彻底解决。[16]

吕布集团是并州集团的代表，入主徐州后与袁术战战和和，关系十分复杂。方诗铭认为吕布是“壮士”“轻侠”勇而无谋，在徐州不为大族所接纳又被其利用，因而与袁术关系时好时坏。[17]曹文柱对此均表示认同，并指出汉末各势力不断分合是政治常态，吕布只是一名武将不是政治家，反复无常也是出于自保。[18]梁满仓指出吕布对汉室的态度是拥护的，造成其诛杀董卓的原因便是政治倾向的分歧。[19]朱子彦亦从此论，并指出吕布颇得人心、不拘小节等优点。[20]

青徐豪霸是东汉末年和曹魏初年活跃在青徐兖地区的地方武装豪强集团。这支豪霸集团对汉末青徐兖地区影响深远，笔者认为袁术与泰山诸将也存在联盟关系。田余庆先生指出青徐豪霸一直保持着半独立状态。[21]方诗铭认同田余庆的观点，并对臧霸等人的起兵性质做出论述，指出泰山诸将是东汉“泰山琅琊贼”即“山贼”的继续，同时指出泰山诸将对曹操官渡之战获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2]赵凯球、马新《山东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则指出青徐豪霸投降曹操后确实保有半独立性，但随着征伐战争和送子入邺，这种半独立已经消失。[23]王素认为曹操当初对待青徐豪霸十分谨慎，虽然委任东方之事使其主掌青徐但又同时设立嬴郡将豪霸与其乡土所在的泰山郡加以分离，从而达到控制牵制青徐豪霸的目的。[24]

三、关于袁术僭号的文化背景研究

僭号首先涉及到文化背景的变迁。汉家观念是汉代深入人心的政治意识，但随着汉统衰落，这一观念受到了挑战，在汉末逐渐衍生出“辅汉”与“代汉”两种政治理念的分歧。“代汉”理念在“谶纬”的作用下逐渐得到了部分认同为袁术的僭号提供了思想和社会依据。而“代汉”理念落入实践就是“挟天子”。

吕宗力先生认为谶言尽管存在作伪、荒诞迷信等问题，但是在当时已经争取到人们的心理认同，无论朝野还是民间都有着广泛的信众，并成为皇朝更迭的合法性依据。[25]黄朴民则认为自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后，图谶的君命神授功能完全收归朝廷，只是至汉末才成为篡权自立的工具，为袁术所用。[26]向晋卫认为谶纬在东汉与政治结合使其风靡起来，但由于其学术价值的降低使其沦为意识形态宣传品，导致其必然走向衰落。[27]在谣言影响东汉统治的问题上吕宗力先生指出东汉中后期叛乱四起，他们往往以妖言妖术煽动信众，自封“将军”“皇帝”等称号，成为妖贼或妖巫，其代表就是张角和太平道。妖贼起事对东汉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28]关于袁术引用的谶言“代汉者，当涂高”，丁鼎认为曹魏代汉只是利用“当涂高”之言，并非初创此言。袁术僭号和公孙述割据均用此言，并指出“当涂高”指当权者，可能是王莽篡汉时期所创。[29]

“挟天子”是汉末重要的政治取向。张红霞，陈金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论》中指出曹操“挟天子”达到了“服雄杰”“致英俊”的效果，但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此谋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曹操的“人谋”。[30]王帆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对招揽人才和军阀势力投降依附都不明显，但却是获得世家大族支持的关键，曹操利用名士安顿地方人民有利于维持地方安定。曹操以此政治优势实现了对诸军阀的合纵连横。[31]

四、与袁术集团有关的汉末三国军事制度研究

三国军制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何兹全先生《魏晋南朝的兵制》对三国集兵方式、世兵制度、士兵种类等问题进行了整体论述。[32]与袁术问题联系紧密的是曹魏士家制和孙吴的领兵制。高敏先生《曹魏士家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是对士家制形成、发展、变异进行全面论述的文章，文中尤为强调了错役制度和质任制的作用。[33]郑欣先生赞同质任制的作用，并指出曹魏士家制就是由质任制演变而来。[34]刘汉东则对士家身份地位进行了阶段性划分，指出士家地位的不断降低。[35]

在州郡典兵的问题上，高敏先生认为州郡领兵在建安初已是事实，司马朗建议州郡领兵只是将其进行制度化。而曹魏的州郡典兵类似于孙吴领兵领郡制。[36]万绳楠先生则认为汉末州郡之兵仅用于守备，长官不掌兵，至曹操任丞相后才实现州郡典兵。[37]

注释：

[1] 方诗铭：《论“气侠”之士袁术》，《史林》，1990年第3期。

[2] 彭卫：《游侠与汉代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4页。

[3] 林榕杰：《论袁术战略选择之失误》，《许昌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4] 柳春新：《“政在家门”与汉末袁氏政权》，《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

[5] 胡秋银：《汝南袁氏的发展与东汉社会之变迁》，《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6] 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颖名士》，《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7] 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182-195页。

[8] 潘民中：《孙坚“治兵鲁阳”与孙吴立国》，《许昌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9] 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196-209页。

[10] 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11] 马植杰：《军阀混战局面的展开》，《三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 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

[13] 毛汉光：《三国政权的社会基础》，《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14] 张大可：《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三国史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年。

[15] 方诗铭：《曹操起家与袁曹政治集团》，《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

[16] 方诗铭：《曹操安定兖州与曹袁关系》，《史林》，1987年第2期。

[17] 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26-38页。

[18] 曹文柱：《陈寿评价吕布有失公允说》，《中州学刊》，2004年第5期。

[19] 梁满仓：《论吕布与董卓的关系——兼论吕布的“反复无常”》，《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20] 朱子彦，边锐：《论吕布》，《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

[21]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7-128页。

[22] 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86-102页。

[23] 安作璋主编，赵凯球、马新著：《山东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16页。

[24] 王素：《关于汉末泰山臧霸集团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7年第3期。

[25] 吕宗力：《谶言和谶谣》，《汉代的谣言》，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26] 黄朴民：《两汉谶纬简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7] 向晋卫：《论汉代的谶纬之学》，《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8] 吕宗力：《以妖言惑众的“妖巫”“妖贼”》，《汉代的谣言》，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29] 丁鼎：《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年代——与钟肇鹏先生商榷》，《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0] 张红霞，陈金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31] 王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策略之得失析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32] 何兹全：《读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33] 高敏：《曹魏士家制度的形成和演变》，《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年。

[34] 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35] 刘汉东：《论曹魏士家制的发展变化及其阶段性》，《许昌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36] 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27-32,96-100页。

[37]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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