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普通人的婚姻选择

发布时间:2025-04-07 08:51

因为前几天奥斯卡皮特得奖了,看到几个大号又开始写他的婚姻故事。人们一边关注明星婚姻八卦,一边在公众表达中展现自己的婚姻价值。

如今对于明星婚姻,舆论愈发关注「资本」的角度。正如窦文涛在圆桌派中分析的一样:“现在越来越多婚姻的分析,回到了婚姻的当初,就像哈布斯堡王朝或者汉代的和亲,当一个人身上聚集的资本太大,或者说一个人身上的资本关联到这么大体量的时候,结婚就已经不再仅仅是爱情那么简单了。”

在当今的商业社会,一对对明星、CEO夫妻档的相处中,每一次的表白、结婚、生子,都是多少资本深入组合的关键节点,而分手、离婚又代表着多少股票的消失。

然而,在现代的婚姻中,资本的逻辑并不仅仅绑架了名人们的婚姻,同样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一种文化,而在这样的文化支持下,社会大众对于婚姻的选择也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

这篇旧文在今天推荐给大家,我们一起尝试从社会阶层流动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普通人在婚姻市场上的选择。

「一段婚姻,绝不是属于两个人的,而是属于两个家庭的」,这个时代早已对婚恋关系做了这样的注脚。

从《新结婚时代》到《非诚勿扰》,从王宝强马蓉到陈思诚佟丽娅,关于婚姻与家庭的话题,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

(图片来自《唐人街探案》)

婚姻背后,

新青年的生存逻辑

2016年末,继《非诚勿扰》之后,又一档关注婚恋关系的电视节目——《中国式相亲》,以“妈宝男”、“物化女性”、以及代际间婚恋观的差异等,再次抢了综艺市场的头条。有人哀叹:这又是一场华丽的悲剧——“将美好的东西撕碎给大家看”。

然而, 这些藏在节目爆点后的“原生家庭论”、“出身论”等婚恋观,除了有心理学研究为其背书之外,也折射出新时代年轻人的生存逻辑——为适应这样一个高速流动和阶层固化的现代社会,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个相对理性的选择。

一方面,高速流动的信息化社会,人们通过增加对另一半的个人背景、家庭及家族历史的了解,不仅提高了婚姻的匹配效率,也增加了自己的 安全感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基尼系数不断上升,社会分层固化, 成为婚姻市场中聪明的“投资者”,让人们可以更大几 率地实现社会向上流动。

(图片来自《非诚勿扰》)

选择性婚姻匹配模式

「选择性婚姻匹配模式」(Assortative Mating Pattern)由此出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正是婚姻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引发了这种现象——人们会根据对方的客观属性来判断婚姻关系的潜在价值,比如:家庭背景、教育水平、和宗教信仰等等。

那些被估值为高净值用户的人,为了保值,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处于同一水平的人在一起,而那些被剩下的人就只能凑活凑活、搭伙过日子啦。 Becker的经济模型也证明,「选择性婚姻匹配模式」可以帮助个人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The Utility of Family Maximum)。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为了保障下一代拥有相同的社会地位,人们尽最大可能地回避风险、谨慎地选择自己及下一代的配偶。正是因为这样的婚姻匹配模式,无论社会变化多么迅速,现存的社会阶层和等级秩序依旧不断地被再生产、再复制,社会不平等也进一步加剧(Xu,2000,p.74)。

短期来看,两个经济实力相当的单身男女搭伙过日子,极大地提高了财富积累的效率。 正如特朗普的女儿和女婿,都出自于房地产世家,伊万卡(Ivanka Trump)毕业于沃顿商学院,而杰里德·卡什诺(Jared Kushner)毕业于哈佛,两人携手在经济和政治资本积累中获得了双赢。

(选自Ivanka Trump和Jared Kushner结婚照)

长期来看,家庭收入总和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也对下一代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比如,侃爷晓松,他那华丽丽的知识资本与爹地和妈咪的组合有着很大的联系。晓松老师的爸爸高立人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而妈妈张克群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师从梁思成。那晓松老师,打小一回家,可都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知识积累,咱这普通人家孩子,通过上那么一两个师范院校毕业生教的兴趣班,就能补回来了吗?逗乐呢?!

谁跟谁结婚,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未来,对于社会不平等程度,尤其是收入不平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Greenwood et al, 2014)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选择性婚姻匹配模式」和社会不平等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找到婚姻选择的关键因素。

在婚姻市场上

判别一只潜力股的最佳指标

研究者发现,教育背景逐渐超过家庭背景,成为人们选择配偶的第一标准(Han, 2010, p.762; Brooks, 2010)。近些年,在伴侣之间,种族、宗教、职业、以及家族背景的同质化逐渐下降,而教育同质化却越来越明显

正如Brooks描述道:

“过去,你看到的是凭借资本积累而成就的贵族,而如今我们看到的是知识资本积累产生的新贵族……以亲缘为荣的旧社会,已经为——以个人天赋和成就为基础的新社会让道了(2010,p.39)”。

纽约时报每期的婚礼(Weddings)专栏,相比于之前那些上报的、来自某个神秘家族的新婚夫妻,现如今,新郎新娘则更多是“常春藤名校+华尔街金融精英+某私人律所当家律师”的标准搭配。

选自《纽约时报》婚礼版

请注意新娘新郎的专业、相遇地点

这世上,如果一个多金的女律师选择与街角咖啡馆那个诙谐幽默的服务生小哥结婚,或者,三甲医院的首席医师与同院的清洁女工结为连理,那么有可能,我们就此要生活在一个理想乌托邦了。

可是,生活是残酷的。正如在大学毕业散伙饭上,我那哥们被要出国留学的女友分手后哭喊着的:“单词量不一样的人,就是没办法在一起啊。”

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教育程度相似的他/她作为另一半。

为什么教育是婚姻投资市场上

一枚稳定的风向标

一方面,这来源于教育始终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着强有力的信号作用(Job Market Signaling, Spencer, 1973)。

Goldthorpe和Jackson(2008)发现,现如今的劳动力市场,通过教育投资而产生的人力资本价值逐渐增加。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间接提高了市场上每个职位教育水平的要求。于是,知识精英们拿走了那些曾经属于蓝领阶层的饭碗。而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人,则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

另一方面,因为教育带来的经济回报,人们偏好寻找教育程度较高的伴侣,以此来保障社会地位的延续。

面对高教育程度的夫妻和低教育程度的夫妻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人们尽一切可能规避出现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情况。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更倾向与自己在同一个圈子里面的人相处、交往、成家(Han, 2010),而教育水平较低的人,通过婚姻来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教育同质婚配」,继续加剧着家庭间的经济不平等,并确保着这种不平等在代际间不断再生产。

青年人

婚姻对象你要怎么选

为了更生动地理解这种婚姻选择的偏好,交互空间发起了一个小样本的案例研究,我们选取了某高校2013年同班毕业生22人。选择这样的小样本,有三个原因:

1)二十六、七岁的他们,正是婚配市场上积极的“投资人”。 他们现阶段的偏好行为,可以成为预测未来婚姻真实状况的有力依据。

2)这些新兴的知识中产阶级,因为拥有名牌大学的学历,也被视作是婚姻市场上有潜在价值的“资产”。

3)由于被访人都有在深圳或北京发展和定居的计划,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去感受新一轮的城市化浪潮。

(图片来自网络)

调查问题分为了三部分。

第一,我们收集了被访者的教育水平,年龄,户口,职业,家庭背景(主要是父母的教育水平、收入、和职业)等等。

第二,我们询问了被访者正在交往或期待伴侣的基本信息和家庭情况。

最后,我们询问了他们关于「教育同质婚配」和社会分层固化的理解。

1. 教育同质婚配明显

基于调查结果,「教育同质婚配」在样本中十分突出。22人都表示会选择与自己教育水平相当或更高的人结婚。原因可归为两类:第一,他们相信教育水平依旧是预测收入水平的良好指标,找一个教育背景相似的人,可以减轻未来家庭的经济负担, 尤其是在生活成本较高的大城市。第二,他们的三观更相符,将来在面对争执和困难的时候,双方更容易沟通、并达成一致。

2. 学校成为牵红线主场

调查也显示出环境对婚姻匹配模式的重要作用。对于婚姻对象,18%的人会选择同事,5%的人依赖家庭和亲戚的介绍,剩下77%的人,则选择通过学校直接或间接认识的人。

(图片选自《何以笙箫默》电视剧)

3. 家庭背景依旧重要

我们也发现,家庭背景依旧在婚配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几乎所有被访者都会寻找与自己家庭阶层相似、或者出身更高的配偶(依据收集的双方父母、祖父母的职业信息,我们进行了阶层的分类)。只有一个例外,而这个“例外”的配偶的教育水平要比他本人高很多。

4. 性别差异依旧存在

性别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相较于男性,女性更偏好于寻找社会阶层高于自身的配偶。一位女性受访回答道:“我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作为长女,我需要在经济上支持父母和兄弟姐妹。我很希望未来丈夫有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至少在经济上,他能够给予我支持。”

人们都希望可以过上一个稳定的、舒服的、有趣的生活 。为了实现目标,潜在的配偶需要拥有相似的教育背景(起码他能听懂我说的笑话),一份光鲜的、有稳定收入的职业,最好还有个富豪爸妈,能时不时给点儿物质支持。

一位男性受访人说:“ 我希望妻子有一份稳定职业, 最好在国企,这样可以多一点自己的时间,她也能更专注于照顾我们的家庭。 我希望,她能够跟我一样,也出身于小康家庭。”另一位女性受访人,回答道:“ 我希望他的父母过着比较富足的生活, 没什么柴米油盐的琐事可操心的,这样的父母一般也比较开明,也不太会打扰我们俩自己的生活”。

5. 代际婚配模式发生变化

因为对受访人父母、及祖父母背景的调查,我们观察到,婚姻匹配模式在不同代际间也有所变化。在爷爷奶奶辈儿(30、40年代生人),“上婚”现象(Marring Up)(Sung, 1999)——女性跟出身、教育程度较好的男性成婚是非常普遍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间。

而在父母那一代(60年代生人),「教育同质婚配」已经出现,这与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和劳动机会增加有密切的联系。大多数受访者的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只有一对夫妻,妻子是全职太太。

社会向上流动

是欲望也是焦虑

对于社会阶层流动,受访人看法相对一致。22个受访人都表示:在当代社会中,想要打破阶层限制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 他们也深谙,基于社会阶层及出身的不同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一个受访者表示:

“这世界上就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人群,中产及以上的人,他们会有更多的人生机会,也会有更稳定的生活。 但是,工薪阶层及以下的人就两种选择:第一,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第二、活在你的小城,住着你的小房间,过着你的小日子。我不想做第二种人,所以 我得通过教育来逃离那个小城。”

(图片选自电影《La La Land》,梦想很难,爱情更难)

尽管大多数人对于改善社会不平等都抱着消极的态度,仍有一些小部分受访者坚信,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时代,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利用互联网、科技、和创业等等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社会阶层流动。

针对于什么才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最高效的方式,所有人都仍然坚信——教育始终是那个最稳定的途径。 当然,这与他们自身的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基于这样的共识,也很容易理解,在婚姻市场上,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将教育作为筛选伴侣的第一要素

在这个高速流动却又极其固化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仍然有想要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欲望,和那种担心无法实现的焦虑感。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人们不得不学习成为婚姻市场上一个聪明的投资人,不断寻找那个最值得他们进行投资的伴侣。

写在后面:

请读者只判别真伪,莫要论对错。

婚姻怎么选,权利都在你自己手里。

注释

基尼系数:判断年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0到1之间,0是社会收入分配完全公平,1是完全不公平。2014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基尼系数=0.469 家庭效用最大化(The Utility of Family Maximum):在经济市场中,消费者选择了最优的商品组合,当消费者最为满足时,效用达到最大。

参考文献

Blossfeld, H. P. (2009).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513-530.

Brooks, D. (2010). Bobos in paradise: 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 Simon and Schuster.

Goldthorpe, J., & Jackson, M. (2008). Education-based meritocracy: The barriers to its realization. Social class: How does it work, 93-117.

Greenwood, J., Guner, N., Kocharkov, G., & Santos, C. (2014). Marry yourlike: Assortative mat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No. w1982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yourlike: Assortative mat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No. w1982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uang, C., Li, H., Liu, P. W., & Zhang, J. (2009). Why Does Spousal Education Matter for Earnings? Assortative Mating and Cross‐Productivity.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7(4), 633-652.

Kremer, M. (1996). How much does sorting increase inequality? (No. w556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an Liqun, Li Jing, & Zong Jiafeng. (2015). 教育同质性婚配与家庭收入不平等. 中国工业经济, (8), 35-49.

Song, L. (2009). The effe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educational homogamy in urban

Sung, B. L. (1990). Chinese American intermarriag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37-352.

China. Social forces, 88(1), 257-270.

Xu, X., Ji, J., & Tung, Y. Y. (2000). Social and political assortative mating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1(1), 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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