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文龙福州城隍神问题的历史匡误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民族英雄陈文龙曾在明代封为福州城隍神，尤其是认为缘起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庐陵祀文天祥，福州祀陈文龙，兴化祀陈瓒”。此说充斥清代以来的许多书籍和当今网络，似乎已成定论。

　　但是，本人曾进行过福州城隍历史研究并担任福州城隍庙顾问，从未发现过作为城隍神乃至城隍庙陪祀神的陈文龙的历史资料和文物实迹，包括清乾隆《福州府志》、《民国福建通志》所载的福州城隍庙附祀13块刻有历代有功名宦诸神姓名的石碑，也没有找到他的姓名，因此一直存有疑问。最近认真查证相关原始资料，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治学荒疏、断章取义的史学案例，陈文龙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成为福州的城隍神。始作俑者可能出于溢美的动机，有意误导，结果遗患后人，以讹传讹。

　　据《明史》和《大明会典》等典籍记载，朱元璋建立明朝初年，曾大力改革城隍制度，作为其治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取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宜革去。”城隍神号经他钦定进行新的规范，京都、府、州、县城隍神分别定为王、公、侯、伯四个品级，并配有相应的衮章冕旒。不久后又要求各地城隍庙毁去塑像，代以木主，去除神灵人格化的做法，不准以人神称呼，只能称为某府某县城隍神。也不准城隍庙附祀其他神灵和人物，以示尊严。这种城隍制度为后来的清朝所承袭。贵为明朝开国大功臣的徐达、胡大海等，死后也不能封为城隍神。“初，胡大海等殁，命肖像于卞壶、蒋子文之庙。及功臣庙成，移祀焉。永乐三年，以中山王勋德第一，又命正旦、清明、中元、孟冬、冬至遣太常祭于大功坊之家庙，牲用少牢”。贵为越国公的胡大海，没建成功臣庙前，不入家乡的城隍庙祭祀，也只是附在他人庙里供祀。功勋卓著的中山王徐达，也没有封为城隍神或陪祀神，在永乐帝时还是在他的家庙里享受官方派员祭祀的礼遇。因此，朱元璋和其后的明朝皇帝是绝不可能封陈文龙为城隍神的。

　　具体查《明史·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五·礼三·城隍》，其中不仅没有任何关于新封城隍神或陪祀城隍庙的记载，倒是记载了当时为匡正城隍庙有宋以来乱象采取的思路和举措。关于礼祭陈文龙、陈瓒和文天祥等人情况的记载则见于《明史·卷五十·志第二十六·礼四·诸神祠》：“洪武元年，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因此，明朝在其后的百多年里先后陆续增补了一些官方礼祭人物，如明太祖补李冰、陆逊等，明宣宗补耿遇德，明英宗补许逊、张巡等，明宪宗补张世杰、陆秀夫，直到明孝宗时，陈文龙、陈瓒和文天祥和朱熹、江万里等才补上，“庐陵祀文天祥，福州祀陈文龙，兴化祀陈瓒”。他们与城隍神毫无干系，是作为忠烈祠祭祀的对象。如已建祠，则享受“有司岁时致祭”，如无则由地方筹措建祠供祀。

　　按明制，陈瓒同样不可能封为莆田城隍神，明正德年间建立的祭祀陈文龙和陈瓒两位叔侄的莆田二忠祠便是明证。建祠时作《二忠祠记》的名宦姚鏌在祠记中即写道：“事兹信史，传颂人口不衰，而祀事迄未及阙典也……以正德五年秋八月，度地于城隍之左偏建祠，肖像祀之。”证明陈瓒一直“未及阙典”，当时才在城隍庙边上建祠。明太祖特别重视之类说法纯属子虚乌有，被封为城隍神的说法也是臆造的。至于一些地方阳奉阴违，私下在以后将曾受明朝官方崇祀的忠臣烈士认同为当地新的城隍神，或作为陪祀神等，只是民间行为，与明朝官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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