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偶像胡适的故事：从单纯的粉丝，演变成偶像的挚友

张爱玲能够走上文学之路，胡适起到了很关键的引导作用。但是，彼时的两人并不相识，两人之间的关系，仅限于粉丝与偶像之间的牵绊。

巧合的是，几十年后，这一老一少因为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见解，在大洋彼岸成就了一段惺惺相惜的忘年之交，成为文坛佳话。

张爱玲是如何从单纯的粉丝，演变成为偶像的挚友的呢？

1.

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比张爱玲大了足足29岁。在张爱玲刚刚出生的时候，胡适已经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归国做了北大的教授。

同时，胡适还在新文化运动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当时文化圈的核心人物。

在胡适“叱咤风云”的那些年，张爱玲一直处于可怕的童年阴影中。她的父亲张志沂沉迷于大烟之中，无心奋进。母亲黄逸梵受不了这样的丈夫，选择远走英国，留下了当时年仅4岁的张爱玲和弟弟。

父亲不务正业，母亲又不在家，张爱玲从小到大，难免受到家中仆役们的欺负。父母离异后，张爱玲更是经常被父亲毒打，甚至还被父亲囚禁了半年。

这些遭遇，让张爱玲逐渐形成了孤僻清冷的性格底色。

1932年，12岁的张爱玲读到了一本影响她一生的书：《胡适文存》。

这本书集中了胡适先生的哲学思想、学术主张、文学理论、白话文思考，以及对新文化运动的探索，内容包罗万象。

最重要的，是胡适在书中讲到了撰写短篇小说的种种要素，这些描述，让张爱玲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原来小说要这么写呀！”张爱玲的心中产生一股冲动，她想把在自己心中奔腾着的那些让人肝肠寸断的故事写成小说，释放内心的情感，做一个有能力影响别人的人。

之后，张爱玲破例给父亲要了四块钱，去买胡适考证过的《醒世姻缘传》。

《醒世姻缘传》是明末清初作家西周生创作的一部长篇世情小说，胡适的考证让这本书大放光彩，张爱玲更是将此书视若瑰宝，前前后后不知道读了多少遍。

此外，张爱玲还找出了《人心大变》、《海外缤纷录》等胡适的作品来看，每一次，都读的如痴如醉。

因为迷恋胡适的作品，张爱玲对胡适本人也加注了粉丝滤镜。

在她的眼中，胡适是一个英俊潇洒、学识渊博，有着高尚情操和细腻情怀的浊世佳公子，与胡适相识相知，也成为她的毕生追求之一。

2.

1954年，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的张爱玲，在香港完成了作品《秧歌》。她鼓起勇气，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寄了一本，希望能得到胡适的指点。

张爱玲随书留下信笺：“请原谅我这样冒昧地写信来，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假如您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

就像粉丝对待偶像的心情一样，信寄出后，张爱玲根本没有指望能收到回信。但让她万分意外的是，胡适不仅很快回了信，还是一封长信。

胡适说，自己认真读了两遍《秧歌》，认为这部作品非常有文学价值，在“平淡而近自然”这方面已经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胡适还给出了细致的修改意见，比如160页和205页的年龄有一些小误，76页的一句话可以删掉，等等。

张爱玲收到信后感激不尽，看着信中密密麻麻的批注，她愣了半天，最后用这样的语言表达了内心的感受：“实在震撼，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1955年11月，35岁的张爱玲乘坐游轮来到美国定居。她到美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胡适夫妇。

担心自己不善言辞会怯场，她还特意拉了好友炎樱作陪。

胡适夫妇对张爱玲和炎樱的来访表达了热烈欢迎，胡适穿了一身长袍子，看起来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有着典型的传统文人的气派。

在这一瞬间，张爱玲如同见到了神明，拘谨得说不出话来。好友炎樱见状连忙找话来说，努力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场面。

祥和的气氛中，张爱玲逐渐放松下来，她讲起自己经历过的一件“小事”。

1942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当时的张爱玲正在香港大学读书，突如其来的战争打破了她的恬静生活，学校也被迫关门大吉。

为了守卫香港，张爱玲和同学们一起，到防控总部报名做志愿者参加守城工作。但当时条件艰苦，志愿者也经常分不到食物，导致张爱玲时常处于“飘飘然去上工”的状态。

为了排遣恐惧和饥饿，张爱玲将书籍作为自己的精神食粮。

一次，张爱玲正在阅读胡适的《醒世姻缘传》时，炮弹落到了头顶上。处于痴迷中的张爱玲，竟然完全没意识到要逃跑躲避，而是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再死吧。”

胡适听完后，十分感动。

3.

离开胡适家之后，张爱玲正沉浸在终于得见偶像的喜悦中，炎樱却调侃道：你那位胡博士在美国不大有人知道，还没有林语堂出名。

张爱玲听了十分不高兴，在她的心目中，胡适的地位极为崇高，不应该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这样一位文豪的价值。

第二次拜会胡适，是张爱玲一个人去的。这次没有了炎樱的陪伴，内向的张爱玲表现得颇为拘谨。

胡适为了缓解尴尬，讲起自己给美国《外交》杂志写文章的事情，他说在这里，文章都是要改的。

连胡适这样的大师都需要修改，张爱玲十分诧异，同时也生出一种辛酸之感。

其实，此时的胡适在美国的生活也非常艰难，几乎可以说是胡适一生中最为惨淡的岁月。但胡适还是倾尽所能，为张爱玲提供了很多帮助。

当时的张爱玲，居住于救世军开办的女子宿舍，也就是难民营。那里的环境十分简陋狭小，仅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所需。

一天，胡适去张爱玲的宿舍探望她。张爱玲十分不好意思，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太过糟糕。胡适看出了张爱玲的心态，他非常真诚地夸赞张爱玲能吃苦，很坚强，说她的未来一定不会差。

这些话语如一阵阵暖流，注入了张爱玲的心间，让她拥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1956年和1958年，为了申请写作基金，张爱玲曾两次恳请胡适为自己做担保人，胡适均是欣然同意。

虽然帮助张爱玲需要胡适联系一些过去有过来往，后来不希望再有联络的人，但胡适还是心甘情愿地选择了放下面子求人，足以证明他对这段友情的看重。

1958年胡适离开美国去台湾后，和张爱玲也一直通过书信来往。

但好景不长，1962年，胡适在一场宴会上突然发病去世，为这段忘年交画上了句号。

4.

远在大洋彼岸的张爱玲得知胡适的死讯后悲痛万分。她写下《忆胡适之》一文悼念胡适，文中有这样的语句：“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文章词句朴实，却感人至深。

之后，张爱玲也确实在翻译《海上花》这本书上下了大功夫。

《海上花》是晚清文人韩邦庆先生的作品，被胡适尊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在胡适的有生之年，他一直都在把这本书作为自己研究白话小说的标杆，希望将此书推而广之。

张爱玲翻译《海上花》，也是对胡适研究白话小说工作的一种延续。

但是，这本书的翻译难度极其艰巨，因为全书的对白都是用苏州话写的，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如同“天书”。

为了完成自己和胡适先生共同的心愿，张爱玲足足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来翻译这本书的普通话版本和英语版本，中间经历了千辛万苦。

1981年，国语版的《海上花》终于得以出版，这也算是张爱玲对平生偶像和忘年之交胡适先生的缅怀和致敬吧。

有人说，中国从来都不缺极端的力量，最缺的就是胡适和张爱玲这种温和而坚定、自由而悲悯的力量。

的确，胡适和张爱玲，两人相差近30岁，一生也没有见过几回面，算不上多么熟络。但他们却同样具有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悲悯而坚定的力量。

或许也正是因为两人在思想和经历方面的相似，才让他们结下了惺惺相惜的深厚友谊。多年以来，他们之间的友情，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为万千读者心中注入了丝丝暖流。

谁说文人只会相轻？文人之间的相依相扶、惺惺相惜，才最是珍贵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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