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贵州 · 王阳明谪黔期间的三位“随从”

作者 姜秀波

王阳明谪黔两年期间（1508—1509），著有《居夷集》一书和其他零散诗文。其谪黔期间行迹、交游等事迹，多可考见于这些诗文之中。其间，王阳明曾多处提到三位随从，其中包括从浙江老家带来的两位，以及在贵阳龙场新收的一位。三位随从陪伴王阳明度过了人生最艰难、最低谷的时期，也见证了他在逆境中完成的“龙场悟道”。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浙江老家的一位名叫王祥的随从，在王阳明离黔后还曾滞留贵阳一段时间。在王阳明的晚年，王祥成了他的“小管家”。检索王阳明诗文中有关“随从”（称谓不一）的文字，发现诸多“点点滴滴”，亦可窥见王阳明谪黔期间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

王阳明画像

二书童随行

王阳明“忤刘瑾，谪贵阳”。他抗疏被贬，纵然心怀忠愤悲凉之情，但其并非充军，大小也还是一个最基层的官员，因此其带着随从，在万里谪戍路上好有个照应，实属正常。何况王阳明平生嗜读书，在漫长的谪居生活中多靠书籍排遣苦闷、打发时间。因此，王阳明入黔时即带有少许书籍，故有僮仆随行挑书，以及文房四宝等。

随从，即跟班，主要指“旧时跟随在官员身边供使唤的人”。于当时的王阳明而言，又可以说是“随行书童”。

王阳明初到贵阳龙场，即“困处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住和吃的问题。

当时的“龙场驿”这个驿站常设机构，是真正的“一穷二白”，或者说是形同虚设。没有房子住，王阳明一行露宿简居，“始予至，无室以止，居于丛棘之间”或“初至龙场无所止”，先居“玩易窝”，后“迁于东峰，就石穴而居之”。在《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诗中，王阳明有句“童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其借童仆之言，以表达发现适居山洞时的喜悦之情。

三个人吃饭，也是个大问题。在《谪居绝粮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一诗中，王阳明有句“从者有愠见”，说的就是缺粮（断粮）时两个仆从的表情。王阳明在《夏日游阳明小洞天喜诸生偕集偶用唐韵》诗中，再次提及初到龙场时“绝粮”的情景，有句“绝粮每自嗟尼父，愠见时还有仲由”。

在龙场驿当时极其艰难的生活环境下，面临“绝粮”，随从显露出惶恐、不满的神色，说明艰难程度，已经超出了他们生理与心理承受范围。但王阳明显然不为眼前困难吓倒，而是带着随从“学农”，开荒辟地，耕种生产，以自给自足。

他们身处西南，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但很快，王阳明一行三人就在龙场站稳了脚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气候湿度不适应，水土不服又或心情郁闷等原因，在龙场，两个随从都生病了。钱德洪所辑《阳明先生年谱》记载：“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王阳明与从浙江老家带来的两个随从相依为命，抱团取暖。作为“主人”，或者说年长尊者，王阳明对两个未成年随从可谓关怀备至，照顾有加，完全没有主仆、尊卑之分。

在王阳明的悉心照料、安抚下，两个随从不久即病愈。

在著名的《瘗旅文》中，王阳明还讲述了到龙场次年秋天所经历一件事，即正德四年（1509）秋七月三日，有一“自京来”的年迈吏目，携一子一仆过龙场驿，命丧蜈蚣坡。王阳明感同身受，不忍见其三人暴尸荒野，于是说服二随从同往埋葬并致祭之。

二随从年幼无知，显然不具备王阳明的悲悯情怀。为此，王阳明写道：“念其暴骨无主，将二童子持畚、锸往瘗之，二童子有难色然。予曰：‘嘻！吾与尔犹彼也！’二童闵然涕下，请往。”

后来，见王阳明洞居“又阴以湿”，当地民众“以予穴居颇阴湿，请构小庐”，遂“相与伐木阁之材，就其地为轩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桧竹，莳之以卉药。列堂阶，辩室奥，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具……”

这就是今天龙场大名鼎鼎的“龙冈书院”“何陋轩”“君子亭”等的由来，以及王阳明龙场论学讲学之始。 新增一“苗僮”

实际上，王阳明在龙场的心境是复杂的、矛盾的，既迫切期待“速归”，又常常忘却“居夷”之苦，乃“安而乐之”“久而乐之”，甚至还不时流露出“就此终生归隐于贵州”的念头。

当然，王阳明在病中也有郁郁寡欢的时候。其离黔后，在《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文中就直言“予谪居贵阳，多病寡欢”。

但思念故土、想念亲人，却从来不曾间断过。谪黔期间，王阳明曾作有一首诗歌，可见其“游子怀乡”之深之切。

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宫？魂兮魂兮，无悲以恫！

居黔第二年（1509）元宵节，王阳明作《家僮作纸灯》，有句“蛮奴试巧剪春纱”，说明在龙场期间，王阳明又收纳了当地一苗家孩童为家僮（为便于区分，今姑且简称“苗僮”）。

“每逢佳节倍思亲”。王阳明挂“纸灯”，主要是为增添节日氛围，一抒思乡之苦。其从浙江带来的两个随从不会做纸灯，但那位苗僮却是一位“作纸灯”的巧手。苗僮巧手善作灯，让王阳明对其另眼相看。

从王阳明作《家僮作纸灯》一诗的时间，以及诗中所言，可大致推断出那位苗僮追随王阳明的时间当在1509年元宵节之前。

入黔后，王阳明的随从，从两人增加到三人。其增加随从人员特别是身边有个本地人，至少可能是基于几方面的考量。其一，解决与当地人语言沟通交流问题。其二，解决劳动力问题。其三，解决出行所依赖的向导问题。

在《来仙洞》一诗中，王阳明有句“壶榼远从童冠集”，说的是游览来仙洞时，随从携带酒菜远随而来。当时携带酒菜远随的，就应包括“苗僮”在内。实际上，就是便于尽快适应、融入当地生活。这可能也是王阳明处逆境中的生存大智慧。

通过接触和深入了解之后，王阳明一度认为，当时黔民“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是可以加以教化、改造的，用其原话说就是“椎斧尚有施，安可以陋之？”

或许，收纳“苗僮”即为此间王阳明所作的一种尝试，一种努力。当年那位苗僮姓甚名谁，今已不得而知。当然，王阳明离黔时，是否带走那位苗僮，又或那位苗僮在追随王阳明期间是否得其所教，今亦已不可考。

一随从暂留贵阳

1509年秋，谪戍期满，王阳明宦途迎来了转机，获授江西庐陵知县。年底，王阳明即匆忙离开贵阳。从其诗文《舟中除夕》来看，王阳明当年春节，即是在赴任路途中度过的。

当时，贵阳至镇远，数百里“凡十日程”，无水路可走，王阳明“舟中除夕”，说明其过除夕时，已经在出镇远后的湘湖途中。

“所买锡，可令王祥打大碗四个，每个重二斤，须要厚实大朴些方可……”离境贵州前，王阳明在路途中写给贵阳门生时有言。王阳明还在《与惟善书》中叮嘱门生李惟善：“祥儿（王祥）宅上打搅，早晚可戒告，使勿胡行为好。写去事可令一一为之。”弥足珍贵。

王阳明《与惟善书》片段（资料图）

从中可看出，王阳明匆匆忙忙离黔赴任，但在贵阳还有一些事尚未办理完毕，因此把随从王祥暂留在贵阳打理“打大碗”等事宜。

王祥滞留贵阳多久，今已不可考。但可知其寄居在贵阳李惟善家，王阳明且委托门生李惟善代为监护，严加管束（“早晚可戒告”，“使勿胡行”）。此间，王阳明亦称王祥为“祥儿”，可见作为未成年人的王祥，其孩童的顽劣本性，尚未完全泯灭消退。

“写去事可令（王祥）一一为之”。此句则说明，李惟善等贵州弟子当时已经酝酿为王阳明写“谪贵阳事略”或者“居黔行迹”等，且王阳明也正有此意。“令一一为之”，则说明王祥识字、能书写，而且还可能是三位随从中年纪最长者，某种程度也可看出王阳明对王祥的信任，或者说信王祥可堪所托。

从王阳明书信的口气不难看出，其并非急于让王祥随后追赶他，而是希望王祥把所托之事一一办妥后再离黔。当然，王祥在完成王阳明交办事宜后，即离黔追随先生，又或直接返回浙江老家。今未见记载，不便猜度，但还可考见归浙后的王祥。

王阳明出身于浙江书香世家，其父亲王华更是高中状元。到阳明先生晚年，王家则已经成为当地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家庭。众所周知，王华1522年去世后，王阳明又在外“立功立德立言”，其“国事在身”，家事则主要靠门生主持打理。晚年，王阳明在家书或给门生的书信中，有“王祥、王祯务要替我尽心管事，但有阙失，皆汝二人之罪”，“王祥等早晚照管如何？王祯不远出否？此等事，我方有国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琐琐家务，汝等自宜体我之意，谨守礼法，不致累我怀抱乃可耳”等句。

不难看出，多年跟随王阳明的王祥，在十多年后（王阳明晚年时），已经成了王家的“小管家”，负责照管某一个方面的家庭事务。

王祥是王阳明谪黔期间三位随从中唯一留存姓名、见载于史料的一位。其留贵阳事体，可补王阳明离黔时的诸多缺载。譬如，王阳明离黔前的“去事”，所记于何时，又《居夷诗》首次刊刻于何时何地等等，都可借此找到些许线索和痕迹。

见证“龙场悟道”

王阳明谪黔诗文中，在提及随从时，多用“童仆”“从者”“童子”“家僮”等多种称谓，又或者干脆直呼其名，如“祥儿”等。

对那位贵阳本土的随从，则用“蛮奴”一词。这，显然难脱那个时代根深蒂固的成见或者说偏见。

其实，遍读王阳明谪黔诗文，不难发现，其对贵州民众的了解认知，从生疏、偏见到友好善待，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譬如，其离黔后在《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一文中，言及龙场当地民众时，则一改此前居高临下的“夷”称，转而采用了“父老”这一平等、亲切的词语。

姑且不论其兴讲、传道、授业等，王阳明居黔期间，与当地民众唱歌交流，在当地倡修寺庙（“药王寺”或“保命寺”，今姑且这样暂名）、命名“佛箧峰”，等等，处处都体现了一位心学宗师胸怀的宽广和人格的伟大，以及博爱苍生的情怀。而当地官民则对之爱戴有加，既有官宦士林阶层对其风骨、才学的仰慕推崇，也有普通民众与之和谐善处（如为其建书院、驱赶上门闹事的恶吏等）。

按其所言，“童”字，又或“僮”字，都说明当时三位随从均还是未成年人。以至王阳明在1510年所作的《与辰中诸生》一文中，曾大发感慨“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幸得诸友（辰中诸生）”。甚至“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一句“无可与语者”，足见王阳明谪居贵阳两年，其内心和灵魂深处的孤独和落寞。

毋庸讳言，谪黔期间那三位随从与王阳明如影相随，都是陪伴王阳明度过其人生“至暗时刻”的人。尽管历史上他们的身份低微，兼又年幼无知，不可能与王阳明同坐谈学论道，但他们却是为数不多的“龙场悟道”的现场亲历者。他们见证了那个照亮历史长河的瞬间，以及振聋发聩五百年的伟大时刻——龙场悟道！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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