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关联性”说开去
熊钰
作家格非
《登春台》 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登春台》是作家格非继2019年《月落荒寺》后推出的最新长篇力作。小说以北京春台路“神州联合科技公司”为时空坐标，牵引出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这四个人物各自独立而又相互牵连的人生际遇——他们的故事又共同构成了一种对更宏大的“命运”的书写。该书既有对社会现实的精准观察，也有对世界真理的哲学思辨，涵盖历史、主体、城乡、欲望、情感等一系列反复出现在格非创作中的主题，展现出了丰富的意蕴和阐释空间。
格非曾在采访中表示，《登春台》的创作源起于自己对“关联性”的思考，而这一关键词也正好可以成为理解作品的一个切入口。“关联性”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是因为在小说描写的时代里，人与人的关系在现实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小说对“关联性”的呈现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可被视为对过去几十年社会变迁的某种曲折反映。
《登春台》所涵盖的时间，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当下的四十余年，差不多正好对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的高速发展时期。在整个社会飞速发展的表象背后，是在更深层面发生的一种现代化进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用“断裂性”与“双重性”来概括现代社会的特征，即现代性史无前例的能量和范围，决定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断裂”远远超过“延续”，同时这一过程自身包含着矛盾性，其影响自然也是祸福并存、悲喜交加。小说透过四位主人公的人生折射出来的诸多社会景象，与吉登斯对现代社会的若干重要分析是遥相呼应的。
首先，在小说中能明显感受到的，是空间距离感的淡化。书中四个主要人物都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足迹遍布天南海北，其本身的命运的变幻也常常与地点的转移紧密相关。其次，商品经济的兴起，则是另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轰轰烈烈的“下海潮”，在小说中并非单纯的故事背景板，而是与人物命运紧密编织在一起的时代脉络，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的人生走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经济或金钱因素的推动。此外，吉登斯还自造了“脱域”（disembedding）一词，用以描述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拆解—重组”的现象。小说中反复出现于四个人物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身上的诸多遭遇，无论是家庭关系的离散，还是城市对乡村的瓦解，或者不同阶层向上或向下的流动，都是这一现代性特征的具象化写照。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小说四位主人公聚集之地的神州联合科技公司，其本身也可被视为现代社会的巨大象征：它是联结四方的物联网企业，是追逐利润的资本巨头，同时也是自有其运转逻辑的阶级城堡。
现代性所引发的这一系列变化，自然也反映在了人与人的关系上。
首先，小说中四个人物与故乡分离的过程，都伴随着某种旧有关系的瓦解：沈辛夷父亲早逝，与母亲和弟弟渐行渐远；陈克明失去了相濡以沫的妻子；窦宝庆因逃亡而与父母天各一方；周振遐则先后失去了亲生母亲和妻儿。与此同时，在种种新生的人际关系中，机遇与风险也都被等比例地放大。比如小说中的陈克明，被作为亲人的岳父算计而几近破产，却又因结识陌生人周振遐而“白日飞升”；看似是“偶然性”作祟，但其中也隐藏着某种时代必然。
其次，商品经济的泛滥带来了一种“金钱思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渐被金钱所衡量与换算，这一点在沈辛夷母亲贾连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当女儿遭遇陌生人猥亵，她本能的反应便是向学校索赔，并试图用一笔零用钱来抚平女儿的伤痛，而当儿子在学校与同学发生冲突，她仍然简单地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是用两千元的超市购物卡不能摆平的”。
最后，随着社会各个层面的“脱域”过程的展开，个体的人被反复地抽离或是嵌入各种社会体系，人的地位似乎常常被降格为某种“功能”，而人与人的联结也成为某种系统功能的“替代”或“补完”。这在小说四个主要人物身上都有所体现。比如陈克明追求沈辛夷，是为了填补前妻静熹留下的某种情感空缺；周振遐聘请偶然结识的陈克明为司机，是接替因窦宝庆被捕而空出的职位；窦宝庆与郑元春发生不伦之恋，是源于对方丈夫在其情感中的缺席；周振遐无论是接管神州联合科技公司，还是照顾姚芩的工作生活，某种程度上也都是对好友蒋承泽角色的“继承”。这样的人物关系设定，不仅是叙事上勾连情节的“锁扣”，也是与小说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密切相关的，它所反映的是某种根植于时代土壤的人际关系形态。
《登春台》对“关联性”的呈现，也有着丰富而多样的面向，比如小说中也不乏蒋承泽这类角色，他们对新来到的现代社会抱持着热情与乐观，对未知的人际关系也充满浪漫想象。不过正如格非自己曾在访谈中所说，有良知的作家都会把光投向阴暗面，投向那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历迷茫、挣扎、苦痛的个体。换言之，小说对于“关联性”的关注，更多是对其在现实层面产生的种种问题的忧思。好的文学自然应是对现实的超越与反思，但同时它也不应失去对现实最深刻的体察与关切；《登春台》正恰如其分地为我们展示了这种文本与现实的有机均衡。
此外，在小说冷静而充满智性的叙述之外，我们也能明显感受到，作者对笔下人物怀有的一种充满温情的悲悯，无论是朱老师对沈辛夷关于人生困境的开导，还是周振遐为窦宝庆送去的关于“向死而生”的劝慰，都像是作者埋下的希望的种子，期盼着它们总会在某个时刻破土而出。（作者为书评人，出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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