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和文彬
家住在楚门,却很少在楚门老街上行走。那日,秋雨潇潇,在家休息。向晚,腹饥,想起久违了的楚门南大街路边摊上,那一碗鲜香的饺子,于是打把伞,独自走在雨雾中的楚门老街里。
老街湿漉,街面上行人寥寥,两旁古朴的店铺,局促而逼仄。滴答的檐水顺着凉棚滑落地面,溅起一溜水泡。凉棚下,瑟缩着一位身穿黄色反光衣的环卫女工,她斜戴着黄色大檐帽,手中握着扫把,一双球鞋,踩在泥水里,已经湿透。此时的她,微仰着脸,眼角微微上扬,一双金鱼般突出的圆眼无奈地望着灰暗如筛的天。待到近前,她把目光移向我,咧开嘴,露出上颚两颗宽大的门牙,对着我傻傻地笑。
我愕然。
“你到这里干什么?”她分明在对我说话。我一惊,心里有三秒钟的诧异,可我还是很快认出了她。她叫文青,是我老家隔一条小溪的邻居家女儿。细想来,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她了。
“我到这里买碗饺子吃”我连忙对她说。
“哦”她轻轻地回了我一字,然后便怔怔地望着我,继续傻傻地笑。
“你怎么在这里扫地?”我好奇地问。
“我扫南门,文彬扫西门。”她似乎答非所问,却似乎显得特别的兴奋。说罢,低头,那扫把在她的手中不停地晃动,双脚有意无意地踩着地上的一个个水泡,看得出在我面前,她是一脸的难为情。
我明白,她说的文彬,是她的亲弟弟,在我的记忆里,是个比她更傻样的男孩。
雨没有要歇下的意思,暮色早早地笼罩了小城,街上的灯火渐渐亮了。
我说:“文青,天色不早了,这雨也不会停,你还是早些回去吧。”
“我还有下面一点地方没扫。”她说。
“明天来扫吧。”我有点替她担心回家时,那乡间夜路的黑。
“不行的。”她摇着头说。
我不知道她说的不行的,是指上头的指责,还是她自己对于职业的坚守,但是,从她的脸上,我分明能看到她那份对于职守的认真。
我笑笑,和她告别,朝着我的饺子走去。
当我美美地享用着那一碗鲜香的饺子时,远处店面的霓虹灯下,一束晃动的反光,在我眼前跳动,特别刺眼。原来,雨中的文青,还在挥动着她的扫把,那反光的背影,瘦削却修长,黄色大檐帽下,一条马尾在肩头上左右跳动,朦胧中,竟然也曼妙优美。
我的心,仿佛被那一束反光刺着,隐隐地痛。
沉思中,我左手托腮,右手倒过一支筷子,蘸着碗里的饺子汤,在这狭小的饺子桌上,我写下文青和文彬的字样,许多关于他们兄妹俩的回忆,在这淫雨霏霏的傍晚记起。
文青和文彬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是老实得近乎木讷的农民,由于家里穷,娶不上好媳妇,年近三十,才有媒人替他介绍邻村一个有点傻样的老姑娘。成亲后,日子平淡如水。那女的虽然傻点,倒也不疯不癫,还会洗衣做饭,闲时也能帮着他干点农活。等第二年有了文青,家中添了喜气,小日子虽然艰难,倒也其乐融融。
一岁两岁,文青看不出什么异样,等到了三四岁时,文青的父亲发现了她的异常——不能完整地讲一句话,只能断断续续吐几个单词,智力明显与其他同龄孩子有差距。等再长大些,弊病便显而易见,她木讷,呆板,不识数,说话口齿不清。邻家小孩要么不愿与她玩,要么总欺负她。那些年,文青的父亲,也曾几番跋涉带她去大医院看过医生,医生说那是遗传,无法医治,时间一长,他便也无奈地接受了。
数学里有个计算法叫负负得正,可在遗传学上,负负得正的概率实在太少。
文青的父亲不懂这些,他寄希望于二胎。
二胎是个儿子。文青的父亲高兴,他请邻居老秀才给儿子起了大名,叫文彬,希望他将来文质彬彬。
其实文彬一出生就五官扭曲,没有寻常婴儿的可爱。待四五岁长大定型后,他的脸丑得就像一个捏得夸张的泥人,眼睛圆而凸,嘴唇宽而翘,整日里粘稠的口水,不停地从嘴里流落到胸前,脏兮兮的,而且还不会说话和走路。等后来有一天,终于会说会走了,他竟然像个蜘蛛人,双脚弓开,摇摇晃晃地迈着八字走,嘴里常常咿咿呀呀的,那话语,你不仔细听,实在难懂。
“这都是命啊!”
这是文青父亲,在面对现实的无奈和几近绝望时,常常发出的叹息。
文青母亲却似乎不在意这些,她就像老母鸡一样,护卫着一双儿女。平日嘴里也文青长文彬短的,毕竟自肉自疼。遇到有人嘲笑或欺负他们,她会拼了命地与人抗争。
文青到了上学的年纪,父母也曾送她去村里的小学上学,可没几天,她就被老师劝退。文彬却连教室的门都没进去过,所以,姐弟俩一字不识。
渐渐长大的姐弟俩,由于不能上学,便流浪在村里。文青安静些,有时也能帮父母干点农活。文彬却有些疯狂,他常常折一根竹子当马骑,“驾驾”地奔跑在村子里,东家的狗,西家的鸡,都会被他追得满天飞。老家是个大村子,有山有水,四季八节山野地头,都会有水果挂枝,这可乐坏了文彬,他也不问哪家哪户的,爬上树摘了就吃,好在村民都能体谅,不然,准打断他的腿。
在村里,文彬总体是吃亏的多。比他大的孩子总会欺负他,可比他小的孩子,却会反过来受他的欺负。每每学校放假,总有小孩在回家的路上,被他欺负得哭鼻子。那时,他却会仰起头,迈开他的八字腿,嘴里伊里哇啦,像个胜利者,露出得意的笑容。
所以,在老家,那些婆婆小媳妇,孩子不听话时,用来吓唬小孩时说得最多的话便是“还哭?!你看‘廿度’文彬来了。”孩子便会立马被吓住。
文青家和我家只有一溪相隔,文青她娘儿仨,便经常跨过小桥来我家串门,且每次总会在我们家吃饭时出现。我是非常讨厌他们的,因为看着他们站在面前,就没了食欲。母亲却总和他们拉家常,有时我们家做了面包馒头,母亲也总会递给他们一些。那时,文青娘便会千恩万谢地,拿着面包馒头,牵着儿女离去。
那些年大家都穷,文青和文彬虽然苦些,可有父母在,也不见得特别伤心,跌跌撞撞中,他们渐渐长大,长大后的他们,依然无所事事。
转眼到了婚嫁的年龄。文青还好,女孩子不愁嫁,二十刚出头,便被山里的一个大龄男要了去,只是听说,他常遭那男的打骂。遗憾的是,她生的儿子也呆头呆脑,三四岁了还只能说些简单的单词。
文彬的日子,可就天天是11月11日了。
命运总是捉弄穷人,文青娘在文青出嫁三年后,得了绝症,不久撒手人寰。
第二年,文青的丈夫,在夏天去水库游泳时,沉入水底,捞上来时,已经断气。
婆家留下孙子,文青被送还娘家。文青无奈,因为她连自己怎么养活自己都不知道。
从此,姐弟俩只能靠年老的父亲种点小菜,卖钱度日。
他们家被民政部门定为低保户,每年年底都会领到些红包,棉被,食用油,大米等生活用品,可等新年一过,两间昏暗的小屋里,又常常揭不开锅。
母亲有时看不过,也送点吃的穿的给他们,可车水杯薪,救不了时长日久。
“这苦日子何时才是头。”那时,母亲总这样说他们。
后来我搬到城里住,便很少再见到他们姐弟俩。
前年,父母有一次来我家,闲聊中我们说起文青文彬。父亲说,现在可好多了,村里和民政部门,安排他们姐弟俩当环卫工,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每月除了低保工资,他们都还有一份固定的收入。父亲还说,他们家的几亩田地,也卖给了别人建厂房,他们用这笔钱,将老房子拆了重建,现在的两层小楼,虽不及别人的高楼好看,可比以前好多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文青家的喜讯。
不久,听说文青又做了新娘,不过这回是男的入赘。
去年十月半,我们回老家过节。晚饭时,天色渐暗,上街卖菜的老父迟迟未归,我有些担心,老人家77岁了,常骑辆破三轮,如果出点事可怎么办?没想到过了一会儿,门口就传来文彬那含糊不清的声音:“你爸翻车了,脚骨打断了。”我一惊,连忙跑了出去,只见门口,老父蜷缩坐在文彬骑着的三轮环卫车上,双手捂着膝盖。老父说,多亏了碰到文彬,不然倒在半路上,还不知怎么回来。我扶着老父下车,帮他擦洗包扎,还好骨头无损,只是伤了皮肉,虽流血多些,并无大碍,真是谢天谢地。
当晚我执意留文彬一起吃饭,他却不肯入坐,只是包了一筒麦饼,要了一罐啤酒,便回到他的环卫车上。他把自己特意装在环卫车上的音响打开,乐声中仰起笑脸,嘴里咿咿呀呀地唱着,然后,一脚高一脚低地骑着车子,慢慢消失在夜幕中。
细雨霏霏,老街寂寥。我从饺子摊里走出,回首文青刚才扫地的地方,已经不见她的影子。也许,此时的她,正迎着风雨,骑着三轮车,走在回家的路上。但愿在她迷茫昏暗的前头,有一盏指路的心灯,让她忘了身后漫长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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