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生育：“博士妈妈”的孤独博弈｜镜相

发布时间：2024-12-28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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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 李梦迪

指导老师 | 张洋

编辑 | 吴筱慧

2020年4月10号下午三点，剖腹产手术后的第四天，林云在医院病房里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预答辩。

三年后，再回忆起来，林云仍觉得那是一段痛苦且艰难的时光，“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所有住院人员与陪护人员每两天都需要到门诊部进行核酸检测。答辩当天的上午，林云需要从住院部步行到门诊部，这一段路程并不算长，但对刚生产完的她来说，每一步都要走得小心翼翼，“那一节路真的是人生中最长的路。”临近中午，林云身体的排泄出了问题，无奈之下进行了第二次导尿管的安插。

庆幸的是，这些突发状况并没有影响到下午三点的论文答辩。

孩子在身旁的摇篮车里熟睡。林云坐在病床旁的凳子上，面对着病床上的电脑镜头，开始了自己两个小时的博士论文预答辩。

林云产后在病房里进行博士论文预答辩

预答辩之前，林云对于论文的内容已经烂熟于心，并且有写好的答辩稿，她觉得也许这场答辩并不会很困难。但刚生产完的身体虚弱到连说话都费力，“到后面我的声音都在发抖”。答辩结束后，林云时常在想，自己是不是过于要强了。

读博是一条漫长的赛道，赛道的尽头是用论文与科研成果累积出的博士学位，在这条赛道上的每一次前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对于女性博士生来讲，读博与结婚生育在年龄上大量重合。当女性博士生选择在读博期间成为妈妈，就意味着除了要在博士这条赛道上拼尽全力，还需要努力在家庭和生活中适应妈妈的身份。在博士与妈妈两重身份的作用下，她们周旋于孩子、家庭、学业中，读博之路也会有更多不同的挑战、困境、尝试与收获。

轨道的重叠

“老龄化和少子化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人口问题关乎社会发展，需综合施策，提升女性生育意愿。国家应完善相关政策，鼓励在校硕士和博士生结婚生育。”2022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周燕芳的提案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中国新闻周刊官方微博发布的相关博文收获了130万的点赞量与近6万条评论。在评论区中，“女孩子读书期间一边做实验处理数据，一边承担着身体上的痛苦，如果又因为孩子影响到了学业，损失谁来承担？”的网友评论得到了近3万的点赞量。

在1990年颁布实行的旧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对在校生结婚行为有着严格的规定限制，“在校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做退学处理。”随着在校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规模不断扩大，新的社会环境促使了相关部门对现行教育管理规定的重新审视，2005年出台的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删除了“在校擅自结婚作退学处理”的规定，大学生的婚姻权利逐步受到重视。2007年8月，人口计生委、教育部和公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计划生育问题的意见》，规定高校不得要求合法生育学生退学，并且对在校生育学生子女户口问题作出了规定。

在政策层面上，高校在读生的结婚生育权利得到了认可与保护。关于在读期间生育的话题却一直受到广泛的讨论与关注，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硕博生群体。2018年，科学网博主李晓姣发布的《女博士的生育困境》系列文章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讨论集中在如何协调女博士生在科研与生育之间的时间分配、部分导师招生时对有生育意向或已生育女博士生的“歧视”、在女博士生育的相关保障政策层面存在空白等。而在今天相关的“博士生生育”话题下，这些问题依然有着较高的讨论度。

根据《2023版中国婚姻家庭报告》中的2020年结婚登记人口年龄分布情况，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中，博士生年龄普遍集中在25-33岁。出于对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招聘过程中存在着对女性生育的歧视等因素，部分女性博士选择在读博期间生育。对她们来说，孩子的到来就意味着生育与学业两条轨道的交接。

2019年年初，读博的第二年，32岁的赵方怀孕了。

赵方在武汉一所高校读书，入学时她就有了在读博期间生育的打算。“读博的时候要孩子其实对我的家庭和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最优解。”对她来说，相对于工作后再生育，读博期间生育在时间、精力和年龄上都更合适。察觉到身体不适时，赵方去校医院做了检查，确认怀孕后，她的第一反应是如愿以偿的欣喜。

博士论文开题之前，赵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论文题目，其间也在不停的跟导师讨论更换题目和方向。距离六月份开题答辩的时间越来越近，赵方仓促地定下了一个题目。答辩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她一直待在学校，查找和论文选题相关的文献资料。

怀孕的第二个月，持续不断的孕吐让赵方的身体出现了很多的不适，频繁的孕检也不断地打乱她的节奏，她很难再按照以前的状态学习和生活。身体的不适挑动着赵方的神经，初次怀孕的她会不时地陷入到慌乱的状态中。为了好好调养身体，确保孩子的顺利出生，与导师沟通后，赵方就回家了。

身体的不适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强烈，状态稍微好些的时候，赵方就坐在床上查资料、看文献，跟导师沟通自己的论文题目。但论文的进展并不顺利，她意识到自己目前做的题目研究价值并不大，赵方只能从头再来，重新考虑论文选题。身体不断出现状况，学业的压力也越来越重，那段时间里赵方整个人都处于一种紧张低落的状态当中，“我感觉这样下去很不好，也很怕这种状态会影响到自己的生产。”

与家人商量之后，她决定申请延期毕业，先全心照顾好自己和孩子。“打算延期之后就没有之前那么焦虑了。”暂时搁置了学业的压力后，赵方的状态好了很多，临产的日子不断接近，她期待着孩子的到来。

申请延期的时候，赵方只想着自己要顺利地把孩子生下来，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学业将会被搁置近一年的时间，也没有意识到生育之后自己需要在学业与孩子之间再次做出选择。对博士妈妈来说，初为人母的喜悦过后，她们需要面临一系列生活的变化与没有标准答案的、难以权衡的选择，赵方说，这就像是一场“博弈”。

天平的失衡

近年来我国博士研究生的延期毕业率持续上升，延期毕业逐渐成为常态化现象。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于2021年开展的“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调查”结果显示，在婚育状况上，55.3%的博士毕业生已婚，26.9%的博士毕业生育有子女。另外，根据学生的自我报告，共有49.4%的博士毕业生延期毕业。

延期毕业率上升的背后是博士生毕业难度的不断提升。从部分高校公布的博士毕业需要完成的学术成果要求来看，在国内核心刊物或国际重要刊物上发布两篇以上的期刊论文或学位论文是比较普遍的毕业条件。

对女博士生来说，尽管面临着繁重的学术压力，但生育之后，学业不再是她们的单一选项，孩子的到来让学业不断处于天平的另一端。当重心向照顾孩子倾斜时，在一段时间里，她们的学业就被按下了暂停键。

今年是徐真读博的第七年，四年前，孩子的出生让徐真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她需要在学业、工作与家庭当中不断切换自我身份，经常处于一种焦虑和矛盾的状态，“你能专注在学习上面的时间，跟别的同学比的话，少了太多了。别人可能学了10分，你学5分就很难了。”

对徐真来说，照顾孩子是一件琐碎的事情，喂奶、哄孩子睡觉、给孩子做辅食......“孩子有时候不好好吃饭，一直在那儿磨蹭，我觉得时间就被一点一点浪费了。”这些看似细小的事情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徐真感受最深的是，时间真的不是自己的了，“有时候上午做完家务，哄好孩子，一看时间，再过半个小时就要做午饭了。”相比于生育之前，徐真用于学业的时间不断被压缩。在时间被与孩子有关的事情无限拆分之后，她很难再用完整的时间去做研究。与此同时，徐真需要在妈妈和学生这两个身份之间找到平衡点，“学习的时候没办法完全脱离出妈妈的身份，效率就会变得很低。”

从怀孕到生育后的近一年半时间里，徐真的学业进度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

2020年教师节，徐真很忐忑地去和导师汇报论文进度，“导师很不满意，他觉得我的状态是没办法完成学习任务的。”导师告诉她，如果还是没有调整好状态，可以先把孩子照顾好。导师的话让徐真意识到自己生育之后确实“掉队”了，她决定努力把注意力重新放在学习上，尽力把过去一年落下的差距补回来。为了分担照顾孩子的压力，徐真和老公商量之后请了一个住家阿姨帮自己带孩子。时间相对宽裕了一些，徐真开始看书、查文献、做调研.....

文琪就读于北京某大学的法学专业，和徐真一样，今年也是她读博的第七年。

读博是一件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情，做妈妈也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这两件事情重合在一起，对文琪来说是超出了自己的负荷的。在学业与照顾孩子之间，文琪选择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

文琪本科阶段年级排名前8%，拿了国奖，评了市级优秀毕业生，保研至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期间拿到美国某大学法律硕士的学位，还参加了APEC、亚投行等一系列外事活动。“读博的七年时间里几乎是停止进步的，对我来说，孩子是重于学业的，我不想让自己错过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文淇放弃了出国交流的机会。对她来说，生育前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很难再用以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文琪写作论文时的桌面

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一次老师问她妈妈是做什么的，女儿回答说“妈妈是考论文的”，“她回家跟我说的时候我还觉得挺有趣的，但是笑过之后感觉挺窝囊的，自己没有一个正经的工作”。相比于现在孩子、家庭、与学业重叠在一起的状态，文琪坦言，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她会抓紧没有孩子和家庭羁绊的时间，努力提升自己，享受自由且丰富的生活。

处于天平两端的孩子与学业看似给女博士生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机会，然而在现实中，这种选择往往是被动的。天然的母性让她们无法从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抽离出来，学业被暂时搁置之后，学业的压力却一直萦绕在她们周围。“你看起来很正常，但其实心里一直都比较烦躁，情绪是比较差的。”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徐真意识到读博的时间在不断流逝。对她来说，在博士论文完成之前，学术的弦都会在心里越绷越紧。

双重角色的围困

部分博士生导师并不主张学生在读博期间生育。一方面是因为在博士生毕业难度提升的背景下，论文的质量与发表论文数量对博士生的学术和科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其投入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完成相关的学术工作。同时，对于已经生育的女性博士生群体来说，原本用于学术的时间会被家庭和孩子挤占，学术压力随即增加，延毕会成为一个大概率的选择。

尽管刚入学时导师曾暗示过尽量不要在读博期间生育，但张琳博二怀孕时依然在第一时间告诉了导师。“老师内心肯定是觉得你会影响学业，他口头上不会说什么，后果自己承担，大概就是这种态度。”生育之后，张琳明显的感觉到导师对自己的要求在降低，“我印象很深，导师对我说，生育之后我就是‘转换频道’了。”

张琳所在班级有两个博士妈妈按时毕业，并且学术成果丰富，成绩也很优秀。“我觉得生育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学业，自制力和科研能力是前面二十多年的努力积攒下来的，生育并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在张琳看来，生育与学术水平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照顾孩子的确会占用很多的时间，但其他的时间她依然在努力投入学习，争取加快进度，做出成果。张琳觉得导师对在读期间生育的学生存在一些刻板印象，“导师觉得你天天在家带娃，没有好好搞学术，然后他也不敢布置太多的任务给你，就移到其他的同门身上。”导师对自己要求的降低常常让张琳觉得委屈，她觉得生育之后自己就在无形中被打上了“否定”的标签。

张琳和女儿的合照

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高等学校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为171.7万人，占全部研究生的51.5%，提高0.6个百分点。在由袁晶、汪卫平等人主持的一项关于女性读博的满意度调查研究中，男性博士生读博满意度62.24%，女性博士生为57.85%，女性博士生的读博满意度明显低于男性博士生。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读博满意度性别差异解释力最强的前四名依次为，“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师生互动”“读博动机”“学术交流”。

生育之后，孩子成为了家庭的核心，家里的欢乐、矛盾、喜悦、郁闷几乎都和孩子紧密相关。除了导师对自己的态度的变化之外，家人的不理解也常常让张琳觉得委屈。“我挤时间去边带孩子边做科研，导师觉得我没有好好做学术，家里又觉得我没有好好带孩子。”

当张琳努力调整自己回到学术的轨道上时，对于自己在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的状态，家人并不能完全理解。“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我做论文的压力”，有时候写论文到深夜，家人会抱怨她没有好好陪孩子。回忆起来，张琳觉得那是一段似乎所有人都不能理解自己的时间。周旋于学业与家庭之间，张琳的身心都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地去做好应该做的，但还是没有办法被认可。”张琳形容这种感觉像是自己在一座孤岛上，自己的努力、付出和挣扎都很难让对岸的人看到。

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往往被认为是各种社会和家庭关系的主要管理者，夫妻双方很难付出同等的精力与时间。相较于男性，女性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在业女性工作日照料家庭成员和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家务劳动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

在这一点上，王宁深有同感。作为一个博士妈妈，除了要忙于学业外，王宁还需要兼顾家庭和其他事情，与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丈夫相比，王宁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远比他少。

“七点半早起送五岁女儿上幼儿园，八点四十左右到自习室，开始看文献，改论文。下午五点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晚上七点后陪玩、辅导功课或去兴趣班。九点半女儿上床睡觉，讲故事或安抚至十点她躺下后有自己的时间。”

生育之前，王宁相信自己可以很好地平衡家庭与学业，也相信自己不会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牺牲掉自我。但生育之后，王宁发现，对于生育前计划的夫妻双方同等投入育儿这件事情，更多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相比于为了孩子而在社交、兴趣与个人事业上选择作出让步与牺牲的自己，丈夫会更多地关注于事业发展与其他的社交，“我在做和孩子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他80%的时间都是不在场的。”与此同时，在家人的认知里，与需要忙于工作和应酬的丈夫相比，自己承担的压力相对较少，“我一边忙工作一边带孩子的时候，他们也还是会觉得我更自由轻松一点。”

对博士妈妈来说，家庭与学业就像两面高高的围墙，横亘在她们的生活中。周旋于两堵墙之间，她们既需要努力做好学生，又需要努力做好妈妈。

“勉强合格”的妈妈

“孩子是狡猾的小恶魔，也是让人满血复活的小天使。”陈凡喜欢这样形容自己的孩子，读博和做妈妈这两个选择她都不曾后悔过。尽管孩子的到来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挑战和未知，但看着孩子一点一点成长，这种幸福与快乐让她觉得都是值得的。“论文完成之前我都很难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全心投入。”回忆起孩子出生之后的时光，陈凡一直存有愧疚，觉得自己没有很好地做到一个妈妈该做的。

赵方带2岁半的女儿逛公园

孩子出生后，赵方的身体也在慢慢恢复，可是一切并没有像她预想的那样回到正常的轨道当中。初为人母的喜悦过后，更多的是第一次做妈妈的慌乱与忙碌。抱孩子、喂奶、哄孩子睡觉、换尿不湿......赵方需要从零开始学习和照顾孩子有关的事情，这些事情一点一点占据了她心里的主要位置。

随着时间的流逝，学术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了让自己能尽可能地专注在学术上，提高效率，把孩子托付给长辈之后，赵方回到了学校，开始着手论文的写作。离开家之后，赵方的专注度提升了很多，但她觉得这段时间里自己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缺位的，“有时候你看着电脑屏幕，脑子里突然就是孩子有没有哭，有没有生病。”第一次做妈妈，赵方经历了很多困难，也在不断地成长。在博士论文的致谢中，赵方写了这样一句话，“我要感谢导师对我的包容，如果说完成论文的过程让我学会了很多，那么比起论文更宝贵、更有价值的，是我的女儿。”。

赵方的博士毕业照

为了照顾孩子，徐真暂时搁置了学业，其间也经历了很多负面的情绪。但回想起来，徐真仍感觉自己不是一个“正常的妈妈”。“与孩子的相处应该是一件温馨愉悦的事情，但很多时候我都是带着压力去和孩子相处，没有办法很好地体会亲子的时光。”在徐真看来，读博期间做妈妈会一直带着某种说不出的压力与孩子相处，她不知道这个压力具体是什么，或许是科研，或许是论文，或许是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等。压力的存在让她很难完全地感受到做妈妈的幸福与快乐，“人家生了孩子之后都高高兴兴的，带着娃出去玩，在朋友圈晒晒娃什么的，我特别羡慕。”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对母爱有这样的定义：“母爱是女人心中最简单、自然、丰硕、永不衰竭的东西，就像是生命的一大要素。”当女博士生在赛道的终点回过头看的时候，她们会用焦虑、孤独、矛盾等关键词来形容自己的读博生活，也会庆幸自己终于“熬过来了。”在这条孤独的赛道上，不断地有新人入场，相同的挑战与困难会再次出现，而女博士生博弈的结果，依旧是未知数。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文中图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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