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周刊：黄健翔 从精神偶像变成娱乐明星

　　从先行者、精神偶像、标靶到娱乐明星是怎样演变的

　　黄健翔辞职了。没有给中央电视台任何的机会。

　　2006年，是中国体育节目平平淡淡的一年，虽然有世界杯这样的大赛，但并无有新意的栏目出现，晃动在屏幕上的，还是那几张老面孔。就在这看似平淡的一年，黄健翔以一己 之身，引发了两次公共狂潮。

　　凭什么？

　　还算英俊的长相？特立独行的个性？相对深厚的专业技能？——这些要素很多人都具备。

　　按照

相声《钓鱼》里的“二子他爸爸”的说法，丰收的人是“赶上了这拨儿了”。黄健翔是怎么赶上的？不妨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从历史的末端细节中找寻重点。

　　1993年

　　时间倒回1993年。

　　“在1992年以前，中国电视处在极度黑暗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看。”华南理工大学电视学者李幸在《十年来中国电视的三次革命》一文中一言以蔽之。稍具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1992年这个特殊年份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而在北方，中央电视台一位叫孙玉胜的电视人是如此描述自己对1993年的期盼：“1993年2月11日，除夕。电视里嘹亮的钟声在房间里回响，春节晚会的主持人高亢地朗诵着‘年年新桃换旧符’，宣告中国人概念中的一个旧年已经结束。人在此时一般会有豪情生出来，当时我脑子里浮上来的一句话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如孙玉胜所料，第二天果然是一个难得的大晴天。

　　是年5月1日凌晨7时20分，《东方时空》—一个被视为电视管理及运作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栏目—开播。

　　也就在这一年，黄健翔通过公开招聘考入了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现体育节目中心)。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插入事件。在这之前，长期以来，这个巨无霸式的媒体一直是一个壁垒森严的单位，其人员的补充只有这么几个途径：大学毕业生、外单位调入人员、复员军人以及各种关系人员。

　　黄健翔，这名25岁的导游，无疑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有着双重意义：第一，长期封闭的大门对外界敞开了一个小口；第二，他不需要面对十多年后盛行的海选及PK。

　　在生物学中，外来物种的生命力总是远胜本土物种。仅仅几年后，这批电视人改变了中国电视的生态，而改变历史的人，总是会被人记住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黄健翔，此后都一举成名了。

　　重命名

　　1993年前后，中国的电视界发生了两起“重命名”事件。

　　第一起叫“制片人制”，这是国际电视制作的惯例，但对当时中国的电视人来说，这是个新生事物，在这以前是主任负责制或编导负责制。制片人制的核心在于：制片人可以在财务制度许可的范围内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全权调配资金、人员和美学标准。换而言之，商业操作的因素开始介入电视节目的制作流程。

　　这起重命名事件的意义不仅仅是经济上，更大程度是文化上，如学者汪晖所言：“改革的过程，尤其是市场化的过程必然导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某些功能上的变化。”

　　紧跟着这场重命名运动的是另一场和黄健翔直接相关的重命名运动：他们的身份从“播音员”(或解说员)变为“主持人”(或评论员)。

　　在重命名之前，中国电视是没有属于个人的语言的，“电视新闻的语言，是照文字稿念的；专题片的解说，是散文或政论文；就连主持人串联节目，也是在背稿。”李幸说。而在体育领域，主要的言语方式是线性的“看图说话”—A把球传给B，B传给C。

　　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来苛求那个时代的人。要知道“播音员”(解说员)成名时期的媒体生态中，广播远比电视普及，为了照顾到广播听众，他们在转播的时候必须尽量详细地描述现场情况。本质上，一个线性思维的社会也需要这样的线性解说。

　　而“主持人”(评论员)这一新称呼则表示，这个职位是有自己的个性色彩的，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发挥的，是可以有议论的。

　　重命名改变的不只是称呼，还有基因。

　　“主持人”(评论员)，这个称呼成了黄健翔此后的幸福之源、痛苦之源。

　　文化反哺

　　1996年，欧洲杯。

　　“我跟健翔一起去英国，在飞机上我跟他说，健翔，你非常有才，说句实话，凭我个人感觉来讲，没有人能超过你。你要通过欧洲杯一仗，确定你在央视足球解说一把的位置。”十年后，韩乔生回忆。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交接仪式，它宣告了上一代心甘情愿地交出了自己的领导权。在此之前，就文化传承的方向而言，总是由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承，如孙正平、韩乔生之所以能进中央电视台，就是因为足够像地模仿了前辈宋世雄。

　　就在1996年，这一切变了。

　　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由古及今的文化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由于年青一代“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因此原先处于被教化者地位的他们能够反向哺乳，充当上一代人教化者的角色。有理由相信，自1976年起，

　　20年的剧烈变迁使得中国正在体验这种后喻文化。

　　“球进啦！比埃霍夫！又是比埃霍夫！”——欧洲杯决赛德国队打入制胜金球后，黄健翔这声分水岭式的嘶吼标志着在体育转播领域，后喻文化成功占山为王。通过电视媒体的大规模转播，在其他更广阔领域对后喻文化深有体会的球迷无疑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和精神偶像。

　　这，或许是时势造英雄之外黄健翔早期成名的更深层次逻辑。

　　自此，黄健翔可以面无羞色地宣布：我就是行业的标准。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

　　反命名

　　黄健翔失声了。

　　时间是2001年9月7日，中国与卡塔尔的世界杯外围赛。

　　比赛一开始，黄健翔就开始炮轰主教练米卢：“如果由甲A甲B的26位主教练来排今天的阵容，肯定没人会排出谢晖(blog)和曲波的组合”；“上半场，米卢的用兵遭到了处罚。他的行兵用险，被证明是失败的”。

　　此后，他开始点名批评球员：“谢晖更是拿不住球的队员，只有头球这一项”；“申思没有突破，只有原地的能力”。

　　次日，全国媒体上，“保黄派”与“扫黄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他的评价中肯吗？符合实际吗？”谢晖赛后的这声质疑其实更早就有新闻学者发出了。

　　电视学者黄匡宇在此之前就曾撰文指出“节目主持人是电视新闻中子虚乌有的角色”。他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电视新闻应该客观、冷静，因此“主持人”这种带有个性色彩的角色并不适合新闻业。2006年世界杯黄健翔第二次“失声”时，这位学者以严厉的语气指出，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黄健翔的这种评论方式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新闻工作者就应该像足球裁判一样公正，不应该故意偏向某一方、贬低某一方。

　　这是新闻专业主义者一种“反命名”的努力，黄健翔也成了他们在体育新闻领域的第一个重要标靶——这同样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显然，新闻专业主义者的这种反抗是徒劳的。

　　2002年的时代大潮是体育新闻娱乐化。“现在不少体育报纸、体育频道往这方面走，广州的《南方体育》和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的《体育快评》是其中的典型。他们嬉笑怒骂，非常诙谐，彻底把体育当作娱乐来做，这是一股新的潮流。”是年，著名新闻学者李良荣说。

　　与此相匹配的是新闻娱乐化，以及随后不可避免的社会娱乐化。

　　一起消费黄健翔

　　娱乐时代的大幕拉开了。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使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美国人尼尔·波兹曼断定。

　　“涨价，涨价，涨价，楼市立功了，楼市立功了，不要给购房人任何的机会。伟大的中国

房地产商！我们继承了无奸不商的光荣传统！”

　　“收费，收费，收费，双向收费立功了，垄断政策立功了，不要给用户任何的机会。伟大的电信运营商，他继承了托拉斯的光荣的传统！”

　　“涨价，涨价，涨价，油价立功了，垄断立功了，不要给私车用户任何的机会。伟大的中国石化！我们继承了只涨不跌的光荣传统！”

　　……

　　2006年6月26日凌晨，黄健翔183秒的高潮式嚎叫迅速在网上掀起一场戏仿狂潮。这个狂潮符合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的一切特征：参与者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陶醉的；这种群体陶醉表现为对社会既有规范的放肆(如发泄对某些部门、个人或者群体的不满)。

　　此前，网民实际上已经有过一次预演。那次，他们的狂欢对象是央视另外一位著名主持人，在那场大话运动中，他们的文本最终落实到一个“紧”字。而在黄健翔引发的这次文字克隆运动中，其重心则落在“不要给XX任何的机会”。

　　“紧”和“不要给XX任何的机会”表明了现实的一种逼仄状态，而对此的戏仿则以娱乐化的方式完成了一个群体的自我心理治疗。

　　作为引发狂欢节的主角，黄健翔的道具价值无疑得到充分体现——他成功转型，成了娱乐时代的带头大哥——无法考证这是否符合黄健翔本人的意愿。

　　而娱乐至死的时代，不会给黄健翔任何的机会，他的每一次反驳都被定义为一个娱乐事件。

　　有人说过，娱乐时代的一个标志是“不务正业”。这一点，现在的黄健翔已经完全符合。他

离婚了，他出书了，他闹绯闻了，他上娱乐访谈节目了，他说相声了，他上时尚杂志封面了，他从格式化体制中拔出了，他参加电影首映式了——他，终于和这个娱乐时代实现无缝链接了。

　　和体制无关。和阴谋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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