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达：父亲总是容易失败的，时代永远是在向前的

    蔡崇达，青年作家，福建泉州人，曾任《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出版有非虚构作品集《皮囊》、长篇小说《命运》等。作品被翻译成英语、俄罗斯语、葡萄牙语、韩语等语种，在十几个国家、地区发行，至今发行近600万册。

Q：小说月报

A：蔡崇达

Q

请您描述一下手头刚刚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作品。

A：我刚刚完成一部中篇小说集，《命运慢跑团》便是其中一篇。这部中篇小说集和此前的《皮囊》《命运》构成了我自己的“故乡三部曲”，讲述的都是关于“家乡”，关于我的“来处”——东石镇的故事：有面对家庭责任的重压和身体的衰老，疲惫地奔跑着试图扛起自己的中年男人；有为了拯救自己的子孙，八十多岁依然决定结伴，向世界讨要说法的老人们；有在丈夫离世后，执拗地想为自己痴呆的儿子相亲以便诞下后代，继续完成丈夫愿望而和上天对赌的女人；也有面对时代巨浪疲惫挣扎、内心破碎却在意外到来的台风里，获得陪伴并拥有力量再次继续生活下去的青年……这一个个像草一般挣扎着生长的人们，彼此的根系相互纠缠支撑，如同海边的草地，苍灰又翠绿。

我试图通过这些故事，去看到、去理解我们为什么生生不息、我们凭什么生生不息。

Q

您开始小说创作的动力或者灵感来源于哪里？

A：在很长一段时间，重新发现家乡是我写作很重要的部分。我试图通过写作，为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尽可能构造可以安放自己灵魂和内心的家乡。

过去经历的这几十年，放在人类文明史上或许都是少见的——几亿人在时代的推搡下，剧烈仓促地告别，告别自己的村庄、小镇、县城，告别自己的来处，抵达城市、抵达依然在生长的未知的生活。我们因而成了注定要失去家乡的一代人，也成了注定要发明新的精神秩序容纳自己的内心和重新发现家乡的一代人。《皮囊》是我应激状态下的写作，在自己成为“既告别家乡又永远无法抵达远方的人”的时候，我通过写作，第一次转身回望家乡，向原有的家乡求助，试图通过看到自己的来处，以此去看见自己的去处。写《命运》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生长的土地一直在开口说话，知道我们扎根着的原乡一直在试图陪我们构建新的家乡。而到了“故乡三部曲”第三部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相互参与对方的生命，相互构成彼此的家乡。

Q

自己作品中有哪一部，因为创作过程之难忘，让您对其有特殊的感情？

A：或许是自身的能力不足，写作“故乡三部曲”的过程于我都尤为艰难。《皮囊》的写作如同拿起手术刀，自己解剖自我内心最疼痛敏感的部分。有些部分的写作，疼痛剧烈程度类似于“呕吐”——稍微一碰，内心便痉挛、抽搐起来，积压已久的情感，随同文字开闸泄洪般倾吐。《命运》的写作是直到找到死亡这个入海口，这个可以看见命运全貌的立足点时，才有能力开始叙述，在这之前，自我推翻重写了二三十遍，毕竟是难以抵达的宏大的题目，写到后半部分，便开始发烧，写完后两腿水肿无法站立，终究住院卧床了一个多月。这次写“故乡三部曲”的第三部，也经历了全盘推翻与自我否定，我一次次希望能陪其中的人物寻找到出口，但时代相较于平凡的每个人始终太巨大了，出口终究无法找到，哪怕有希望也只能是微光，这种失败感让我至今依然无法释怀。

因为每次写作，都会在字句间挣扎许久，所以深知其中许多不足，只能以反复确定自己已尽力，来安慰自己。尽力便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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