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拜登的信仰，追溯天主教在美国的历史（上）

2021年1月20日，美国第46任总统乔·拜登（Joel Biden）在华盛顿正式就任。两个多月的总统大选尘埃落定。

而鲜为人知的是，拜登是自约翰·肯尼迪之后，迄今为止美国第二位天主教背景的总统。众所周知，深受清教徒（新教）精神影响的美国，天主教在其历史上经历过一段不为人知的碰撞、冲突和融合。

追溯这段历史，对今天身处多元文化中的你我，会有哪些启发呢？

01就职典礼上的细节

拜登就职典礼中有两个细节。

其一，在就职典礼之前，拜登夫妇前往一间名为宗徒圣马太大教堂（Cathedral of St. Matthew the Apostle）做弥撒。这座天主教教堂建于19世纪中叶，现在已经是美国政府认可的国家历史建筑，见证了天主教在近代美国的发展。

其二，就职典礼由耶稣会神父、神学家，乔治敦大学前校长利奥·J·奥当诺万（Leo J. O’Donovan）的祷告开始。乔治敦大学是天主教大学，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距白宫不远，是美国大学中的顶尖名校。就职仪式当天的这些举动，都反映出拜登的天主教背景。

拜登是美国第二位天主教总统，而1963年秋天遇刺的约翰·肯尼迪是第一位天主教总统。拜登生于特拉华，肯尼迪生于麻省，二者都是爱尔兰移民的后代。

2020年秋天的大选中，拜登的天主教身份没有成为他竞选的负担，但是对于肯尼迪来说则不然。

1960年，肯尼迪竞选期间，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是一个民主党人候选人，但碰巧也是个天主教徒。我在公共议题上不代表教会，教会也不会代表我（I am the Democratic Party's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who happens also to be a Catholic. I do not speak for my church on public matters, and the church does not speak for me）。

1960年代，美国基督教内部，尤其是保守教派，弥漫着很强的反天主教情绪。肯尼迪的言论是其竞选策略。但是今天，美国基督教，尤其是美国福音派，对天主教的敌视基本消散，新教和天主教在很多伦理问题上的看法几乎一致。今年大选中，拜登的天主教徒身份也是一些福音派基督徒投票给他的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美国基本上是一个新教主导的国家，虽然天主教人口今天超过5000万，占美国基督徒（广义）比例的五分之一，但天主教却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群体。

因此，在这篇文章中，笔者简单介绍天主教在美国的历史，尤其是天主教在美国如何与新教碰撞、融合和共存的，并分析从肯尼迪到拜登，美国新教与基督教的关系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

02从哥伦布远航到美国建国

1492年，热那亚人哥伦布，带着对上帝、荣耀与黄金的冲动，在西班牙国王的大力支持下向西远航，去寻找通往印度的航线。无意之间，他发现了美洲。据神学家马丁·马蒂（Martin Marty）考证，哥伦布的宗教热情受到两约之间的某些天启书卷的影响，如《以斯拉续篇》（Book of Esdra）。该书卷虽不被天主教认可，但哥伦布读后却认为，在欧洲之外还一定还存在大片土地和失落的以色列部落。这一认知，对他远航产生相当大的影响。[1]哥伦布的水手中，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徒，这是天主教在美洲的开端。

美洲的天主教，之后随着西班牙的殖民而逐渐传播。在今天的佛罗里达和加州一带，天主教城镇陆续建立。今天美国加州很多城市，不少都被冠以“圣”字，如圣法兰西斯（旧金山，San Francisco），很多都是这一时期西班牙天主教的遗留物。但是在北美东北海岸，新教力量更大，英国将新教深深植入这一带地区。直到美国建国，美国的主要人口都是新教徒，天主教徒多集中在马里兰一带，人数不过两三万人。在这段时间，美国新教徒与天主教的关系很不友好，在很多新教徒看来，天主教几乎就是魔鬼撒旦的代名词（当然，在天主教徒眼中，新教亦然）。这背后源于三个因素：宗教改革之后双方的敌视、欧洲的宗教战争、天主教与新教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欧洲的宗教改革之后，双方并没有缓和的迹象，天主教将新教，尤其是路德宗视为异端，而新教基本上将天主教看做敌基督。在17世纪，新教阵营和天主教阵营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宗教战争，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宗教分歧，让这场战争成为欧洲在一战之前最惨烈的冲突，历史学家估计有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欧洲新教和天主教阵营的冲突延续到了北美，表现出来的就是两个阵营之间的殖民竞争。在美洲，英国主要对手是法国和西班牙，西班牙人在南方和太平洋沿岸展开扩张，而法国人则从加拿大境内的魁北克一带开始扩展，并深入五大湖区，与英国展开竞争。这种利益冲突，让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信仰分歧上升为敌我冲突。

在美国建国之初，基本上是新教，尤其是清教主义的立场塑造了美国人对政治和公共生活的理解。虽然政府规定了政教分离，其他教派也有合法的宗教自由，但是天主教在美国格格不入，发展缓慢。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方案，购买了中部和南部大片土地，其中包括新奥尔良和周边地区。这一带是法国殖民地的重镇，有为数不少的天主教群体。但是对政治经济中心都在东北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来说，这次购地方案没有对宗教版图构成太大影响。天主教在美国的迅速发展，则源于19世纪的移民潮。

2010年的美国的天主教地图。天主教近年来在西南部发展很快，这源于大量拉美移民的到来。中部的天主教徒多是19世纪东欧移民的后代。南部路易斯安那一带的天主教徒很多是法国移民的后代。东北部一带是传统的天主教聚集区。本图来自http://r6d.cn/acG3X

03 19世纪的天主教移民潮

美国立国之初，主要由清教徒、白人、英国移民（盎格鲁—萨克逊人）所主导。这在美国形成了所谓的WAPS，即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传统（White Anglo-Saxon White Protestants)。在这一观念中，黑人、印第安人、犹太人、天主教徒和亚洲人都是美国社会中的“他者”，往往成为被排斥的对象。但悖论在于，由于美国19世纪版图的急剧扩大，和工业化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美国又不得不开放移民。因此，19世纪是美国开始大规模涌入移民的时代，欧洲移民先后大量涌入。先是爱尔兰、意大利人，而后是德国人和东欧人。在这些移民中，有两大天主教群体，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而爱尔兰移民则远远多于意大利人。今天超过10%的美国人是爱尔兰后裔。

由于语言不通，爱尔兰移民多聚族而居，在波士顿、纽约和特拉华一带，形成了庞大的爱尔兰人社区。爱尔兰将本国特色的天主教带到美国。相比其他移民，爱尔兰移民具有语言优势。因为爱尔兰被英国人统治数百年，爱尔兰人普遍能使用英语。而且天主教将爱尔兰人紧密结合，这使得爱尔兰人到美国后迅速获得政治影响力。19世纪美国的移民潮延续到一战才结束。截止1910年，有七分之一的美国人没有在美国出生，而是通过移民的方式来到美国。在纽约，这一数据为40%。[2] 移民，尤其是天主教移民给美国社会带来活力，也带给美国人心理冲击。

19世纪美国主流社会对天主教有强烈排斥。原因有四：

第一，美国的政治文化渗透浓厚的清教主义色彩，而清教徒神学极力批判天主教。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清教徒”（Puritan）一词的来历，源于英国一群激进的新教徒要改革英国教会，希望清除英国国教（圣公会）中的天主教成分。在17世纪英国清教徒作家笔下，天主教的形象普遍极其糟糕。

第二，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爱喝酒，这与美国北部新教中产阶级倡导克制的美德观念相冲突。对于新教徒来说，这些天主教移民的生活习惯“坐实”了天主教会腐蚀美国的社会道德的猜想。

第三，天主教移民与本地居民的经济利益。移民多从事收入低微的体力活，在很多底层本土人看来，抢占了就业机会；

第四，天主教徒的普遍主义信仰理念与美国国家主义的冲突。面对民族国家的兴起，罗马教廷鼓励天主教徒首先忠于罗马，其次才是自己的国家。1869年召开的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宣称，天主教徒要首先忠于罗马教廷，而不是民族国家，这一信条极大加剧了美国新教徒对天主教的排斥。

这些因素导致美国在19世纪后半页，出现了强大的反天主教浪潮。在对反天主教人群中，最大的声音来自新教的基要派。

04基要派与天主教之争

所谓基要派（fundamentalism），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基督教内部出现的一批力图捍卫基本信仰真理的基督徒。而这一群体被人们用“基要派”来冠名，则是源于20世纪初出版的一套名为《基要主义》（Fundamentlism）的丛书。

该书有几十个小册子，每一个小册子都反对一个被认为与信仰不符合的主题。如，进化论、现代主义等。这套丛书有两本专门反对天主教，一本名为《天主教是基督教吗？》（Is Romanism Christianity?），一本是《天主教，国家的敌人》（Rome, The Antagonist of the Nation）。第一本基本延续了传统的反天主教思路，认为天主教背离真道，不属于基督教范畴。而第二本则直接批判天主教是美国的“他者”，天主教会妨碍美国的发展。[3] 由于有基督徒石油大亨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该书先后印刷数百万册，在美国大量低价出售，甚至免费赠送，影响了很多牧师、神学院学生和教会领袖。[4]

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基要主义内部反对天主教的声音越发增加。华人世界有一本流传深远的书——《基督教预定论》，作者是基要主义神学家伯特纳（Loraine Boettner），他还著有《罗马天主教主义》（Roman Catholicism）一书。[5] 该书1962年代出版后在美国基要派中间广为流传。在这本400多页的书中，他从天主教的历史、神学到天主教徒的品德，系统批判天主教。书中很多论点都延续了过去的老观点，以论代史，饱含战斗精神。

有意思的是，1988年，天主教学者卡尔·克丁（Karl Keating）写了《天主教与基要主义》（Catholicism and Fundamentliams）一书，专门回应伯特纳。书中指出了伯特纳的很多常识性错误。[6] 笔者认真阅读并对比伯特纳和卡尔·克丁的论述，发现克丁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比如，伯特纳误解了教皇无误论的基本含义，他认为教皇无误论是为教皇专权奠定基础。但是克丁却指出，教皇无误论认为，教皇在其职位上就信仰和道德问题的发言时没有谬误，而不是教皇什么看法都对。[7]

这让笔者不禁思考，伯特纳早年硕士毕业于顶尖的普林斯顿神学院，为什么受过基本学术训练的他会对天主教有如此之多的偏见和错误认知？

05为何对天主教存在错误认知？

这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在历史上，美国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基本上保持了相当距离。在1960年代前，在很多地方，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即使隔条马路，彼此往来也很少。两个群体之间的宗教、教派的边界，也是很多信徒日常交往和认知的边界。而天主教的神学和历史很庞杂，若非专门做宗教史研究，一般学者需花费多年工服去仔细深究，否则仅靠皮毛认识根本难以支撑对天主教的系统批判。

但是问题在于，身为新教徒，尤其是基要主义者的伯特纳，他在对天主教进行学术研究之前，已经有了对天主教的预设，即天主教是邪恶的。因此伯特纳这本巨著，只不过要来证明他头脑固有的理念而已，而谈不上严格的学术研究。因为他在研究之前，结论就已经有了。[8]

新教徒时常将美国国家认同与自己的宗教认同结合，认为美国就等同于新教，天主教徒不忠诚于美国。有意思的是，在伯特纳的书中，他专门开辟了一节批判美国天主教徒不爱国，理由是天主教徒往往把孩子送到自己的教区学校，而非公立学校就读。如果用今天美国保守福音派的观点来看，孩子就读教会学校，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吗？但伯特纳的看法，其实是反映1960年代的美国保守新教徒对天主教的认知。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当1960年代，肯尼迪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天主教总统候选人来参加竞选时，他的竞选路线是极力淡化其天主教信仰，而强调作为美国人的立场。但是在去年拜登的竞选中，天主教身份反而成为他吸引基督徒选票的资本。从肯尼迪到拜登，刚好50年，在这半个世纪中，美国、美国新教和天主教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让肯尼迪和拜登二人在对待自己的信仰上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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