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长篇小说，是我为自己设置的挑战
原标题：写长篇小说，是我为自己设置的挑战
止庵。
受访者供图
《令颜》
止庵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年2月
2019年，著名学者止庵刚好满60岁，决定给自己放个长假。在此之前，他多年研究周作人与张爱玲，陆续出版了《周作人传》《讲张文字:张爱玲的生平与创作》等作品。这一次，他想要尝试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写作是不用着急的游戏，是一个手工业时代的行为。我愿意把它做得好一点，小说也是如此。”
2021年，一部致敬《史记·伍子胥列传》和《哈姆雷特》的长篇小说《受命》横空出世，收获了不俗反响。随后三年，止庵潜心创作，推出第二部长篇小说《令颜》和研究张爱玲的全新著作《张爱玲事迹》。
近日，他在广州、佛山两地举办作品分享会，其中有一场活动在佛山的先行图书举办，恰好与《令颜》中的情节相呼应。女主人公是一位东北女性，长期生活在佛山，小说便有一处提到“记得二十年前她刚到佛山，偶尔走进儿童活动中心附近的先行图书。”
止庵说，将喜欢的事物写进小说里，是独属于小说家的自由与快乐。
●南方日报记者 戴雪晴
创作小说《令颜》前，先写出一部剧本
南方日报：创作长篇小说《令颜》的契机是什么？它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止庵：2021年，我的首部长篇小说《受命》出版后反响还不错，尤其是主角冰锋与叶生的关系，常有人说起。但有个作家朋友对我说，你写的其实是少男少女的爱情故事。她的批评很对，我因此受到激励，正好《令颜》的故事我也酝酿好多年了，那么就再写写真正的爱情吧。《令颜》的书名取自曹植的诗“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
《令颜》写的是在剧院里排练一出话剧的故事，就是那种“戏中戏”。这样首先需要为此创作出一部剧本，这对我来说比写小说本身更具挑战性。因为如果剧本本身不成立，整部小说也就无法成立。小说中有一处写到老剧作家陈地曾三易其稿，我自己也一再推倒重来。
我偶然读到柔石的小说《三姊妹》，受到启发，才写出来了。虽然在最后的小说中，这个剧本故意没有完整呈现，否则就显得有些匠气。
我一向很喜欢读剧本，写《令颜》前又读了几十部。我写这部新的小说，特别受到契诃夫的剧本《海鸥》、皮兰德娄的剧本《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以及纳博科夫的小说《微暗的火》的影响。《令颜》里有一处提到“剧场上演的是契诃夫的《海鸥》”，是特地向这位文学前辈致敬。
《令颜》写的是一段跨越时空，甚至跨越生死的感情，在记忆与现实的交互中，时而实在，时而飘忽。我想通过这个故事，探讨过去与现在的关系，这是我非常关心的，此前的《受命》也是写的这个。我们的过去深深地影响着现在，我们的现在也会影响未来。
南方日报：《令颜》为何会选择女性视角来叙述？
止庵：我上一部长篇小说《受命》采用的是接近男性的视角，这次想尝试用接近女性的视角来写。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写出一部与《受命》完全不同的小说，当然又是在给自己设置“困难”。
中外文学史上，不少男性作家采用女性视角来写作，福楼拜写了《包法利夫人》，当包法利夫人被邀请参加一个舞会，她强烈地感受到浪漫的气氛，深深为之陶醉，也渴望过上这种浪漫的生活，整个故事也由此展开，这正是女性视角的体现。鲁迅写小说也采用过接近女性的视角。周作人虽然不写小说，但最早为妇女杂志撰稿，常说“我女性”如何，用的笔名是“萍云女士”“碧罗女士”，他后来的人道主义思想即基于对女性在社会上地位和际遇的深切体验。而张爱玲则尝试采用男性视角，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始终紧贴男主人公佟振保的视角来叙述故事，佟振保前后与四个女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从一个男性的立场出发来感受、来行事的。
情节可以虚构，细节无法编造
南方日报：听说你在写《令颜》时看了不少剧场排练，由此捕捉了大量细节，你一直是“细节控”吗？
止庵：小说需要大量的细节，严格说来，情节可以虚构，但细节无法编造。细节一旦不真实，读者就会感到整部小说都虚假了。打个比方，细节就像是衣服的针脚，一个地方没缝严，多好的料子也显得差劲了。
《受命》写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为了确认自己的记忆是否准确，我做了些“田野调查”，譬如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是多少钱之类的，都用在小说里。我在微博问了一下，很多人回答，有的也记错了，有的特地拍了当时的车票。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
《令颜》要写话剧的排练，对外人来说这很难看到，所以我迟迟不能动笔。恰好有个剧院请我去当文学顾问，简直是天赐良机。我完整地观看了一部话剧从建组到演出的过程，每天与演员们同去剧组，记下了数万字的笔记。导演与演员排练怎么交流，休息时他们在做什么，乃至他们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我都有所了解，这之后我才着手写《令颜》。
南方日报：现在有许多小说改编成影视，请问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会期待自己的小说被改编吗？
止庵：尽管小说改编成影视一般会扩大小说的影响，但我觉得，真正的小说应该是拒绝，至少也是很难改编成影视的。那种特意为了改编为影视而写的小说恐怕都不是好小说。小说与影视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在转化过程中，有些东西无法保留，只能牺牲掉。
有些作品天生根本不适合被改编成影视。以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为例，《呼啸山庄》的文学性要比《简·爱》强得多，但后者被改编为电影时就很成功，前者则一再遭遇“滑铁卢”，这是因为主角希思克利夫这个人物用文字描述是可信的，真要找个人（无论是谁）把他演出来总显得不真实。堂吉诃德和阿Q也是如此。至于卡夫卡《变形记》里的萨姆沙，那就更没法拍出来了。
南方日报：你之前谈到，在影院看到不喜欢的电影会坚持看完，看电视剧也从不倍速。这是不是算“浪费”时间？
止庵：当我看一部作品演着演着出问题了，总期待后面多少能有好转，即使始终没有，也可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想想它究竟失败在哪里，所得收获或不亚于看一部成功的作品。
往大里说，人如果要求所有的时间都有效，那根本没法活了。人生只有经过挫折，才能知道什么才是应该做的。
南方日报：你这次来广东也与读者分享了《张爱玲事迹》，这部作品有哪些亮点？
止庵：我有幸参与《张爱玲全集》的编辑整理工作，多年来接触了张爱玲的大量手稿、书信等一手资料。现存她的生平资料还不够写一本传记，但就是这些当中，也还有不少似是而非、以讹传讹的。另外一些虽然有材料，却一向未经研究者梳理。我写这本书就是针对悬案或讹传来考据事实，调查关于张爱玲生平经历种种臆测传言的真实性，以此澄清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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