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之常情,猜想无人提及的联想与柳传志
当下,关于联想与柳传志,网上有太多的说法。
并且,每一种说法都有自己的“证据”。
这里,我们也提出几种目前还没有人提及的说法——由人之常情去推论的说法。
一、联想的创立与人的私心。
关于联想为什么创立,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是:
计算所创办联想,既不是为了研发什么技术,也不是为了推广什么技术,更不是想要搞什么产业报国,仅仅只是想要给单位赚点外快而已。
对此,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联想都创立了,大家都还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
最开始时,他们卖过旱冰鞋,也卖过电子表,甚至还摆摊卖过裤衩。后来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可以倒腾一批电视的发财“信息”,结果却由于前去办理业务人员的不谨慎被骗了十几万元。
那么,没有直接证据,但通过人之常情与间接证据可以推论的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是:计算所的主要领导与柳传志之所以要创立联想,除了公心之外,应该也有自己的私心——希望能够借用公家的资源给自己也赚点钱。
当时那个年代,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全社会所推崇的热点是“赚钱”,大部分人所羡慕并津津乐道的热点是下海赚钱的“能人”。
显然,柳传志与曾所长都不是道德上的圣人。而他们当时的职位与年龄,也决定了他们在仕途上已经不可能再有更大的发展。所以,追求“赚钱”对于他们个人而言,也是无可非议的人之常情。
同时,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一个单位办“三产”,除了是想要解决富余人员问题和给公家赚外快之外。对于拍板决策的领导们而言,想要弄点小金库或费用报销渠道,甚至是通过挂职给自己个人赚点钱,也都是正常操作。
关于这个推论,除了这是当时许多单位办“三产”的真实情况之外,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三个间接证据:
一是,联想创立时,柳传志原本已经从计算所高升到中科院人事局工作了,但是却又“下海”参加了联想的创建——显然,柳传志参与这件事,应该不是组织上的任务安排,而是自己主动的个人选择。
为什么,柳传志会选择从人事局“下海”与计算所一起搞“三产”呢?
原因,肯定不是为了体制内的职位升迁。因为,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现实。
当然,也肯定不是因为柳传志有多爱国,想要搞产业报国。因为,当时他们连干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唯一可以让人信服的解释,就是柳传志想要赚钱,或者是想要通过赚钱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仕途一眼见顶,科研已经荒废,所以选择成为能够赚钱的“成功”人士。
二是,联想创立时,计算所当时的所长的确是在公司中挂职了。
笔者不知道,曾所长当时是否在联想中也拿着一份工资或补助、福利什么的。但通常情况下,是可以拿的。至少,是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不好或不愿在单位报销的费用,拿到公司去报销的。
并且,在后来的“分红权”与“分房”等事情上,也的确是有曾所长那一份的。
三是,联想创立时,是有公家与个人之间的分红约定的。
关于这一点,在写联想的文章与书籍中,许多都是有描述的。
如果,当时参加联想创立的这些人没有给自己赚钱的想法,为什么要和单位做这个约定?
当然,这个约定也为后面的“分红权”事件埋下了伏笔——大家虽然与单位约定了赚钱之后如何分红,可当时因为赚来的钱需要再投入继续赚钱,所以一开始时就没有分。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后来一不小心发展的太大了,赚的钱太多了,想分也不敢分了,毕竟这种约定是无法摆到台面上的。而白做贡献不分钱,又实在是不甘心,所以最后就有了可以摆在台面上的要“分红权”事件。
二、柳传志的“霸道”与联想的做大和倪光南的离开。
联想为什么能从创立时的20万元,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今天的世界500强?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找出各种主客观原因。但笔者认为,其核心原因,在于柳传志的“霸道”。
因为,从一个不是客观规律的规律看,在当时那个年代,能够发展得好的国有企业,几乎都有一个“霸道”的领导——这个规律放到现在,放到民营企业中,也同样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有人认为,联想能发展壮大,核心原因在于中科院的牌子等客观资源。但,如果把这个原因横向对比一下,就发现这只能是原因之一,而不是核心原因。因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客观资源和联想差不多甚至是更好,可却没有联想发展得好的国有企业有很多。
也有人认为,联想能发展壮大,核心原因在倪光南院士。诚然,倪光南对于联想的早期发展,贡献是巨大的。但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当倪光南离开之后,联想并没有倒闭,也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在柳传志的掌舵下实现了继续发展——当然,你可以认为,如果倪光南掌舵,联想的发展会更好。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现实中的今天的联想,而不是讨论的假设中的那个更好的联想。
关于柳传志的“霸道”,从目前的网上信息看,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四个间接证据。
第一,在《倪光南传》中对于柳传志的描述,有“听多数人意见,和少数人商量,最后一个人说了算”的侧面描写。这,就是典型的“霸道”作风。
第二,在李肃先生评陶勇先生写的关于联想的文章的视频中,指出了柳传志在联想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大搞排除异己并大权独揽。这,同样也是典型的“霸道”作风。
第三,在柳传志的采访视频中,其也坦诚曾经的自己是脾气很大爱骂人的。并且,早些年就有网传消息,说联想开会什么的都非常讲“排场和规矩”。这,其实也是“霸道”的表现形式之一。
第四,从柳传志的用人上,我们不难发现,其用人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听话”。这,更是一种“霸道”理念的体现。
既然,柳传志是一个如此“霸道”之人。那么,当然其就绝对容不下持不同意见并执着告状的倪光南。
并且,在“分红权”变“股权”之前,把倪光南彻底清除出联想,避免其成为有话语权的“股东”,也就是正常选择。
三、国有企业的“59岁”现象与联想的股权变化。
如果是年岁稍长一些,且关注企业管理的人,大都应该知道“59岁”现象——不知道的可以去网上查,这里就不啰嗦了。
这种“59岁”现象,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一把手对于“失去”的一种不甘心,算是一种“不正常”的人之常情。否则,也就不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而联想的股权变化,从香港联想的设立,到2009年泛海的入股及后来的各种骚操作。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摆到台面上的各种客观理由。另一方面,从人之常情去推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也在于柳传志担心与不甘心“失去”对联想的控制。
这种担心与不甘心的产生,应该既有年龄、国家政策、社会氛围等客观原因,也应该有柳传志个人的主观原因——控制欲强的性格与“资本家之道”的“三观”,及对于付出与得到之间是否公平合理的个人认知。
总而言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联想股权变迁史,应该不仅仅是国家政策与企业发展和利益分配等因素在推动,其中柳传志想要实现其个人对联想的“终生实际控制”可能才是真正的主导因素。
关于这一点,虽然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直接证据,但可供推论的间接证据,我们随便都可以列出一大堆。
比如,据说“国有民营”这个概念就是柳传志提出来的。这个概念的核心,其实就是企业的“控制权”问题。而联想的“民营”,其实质就是柳传志的实际控制。
比如,柳传志在公开采访中就曾经说过,要把联想做成“不是家族企业的家族企业”。这个说法,一方面可以解释为给员工股份,从而让员工真正把企业当成自己家的一样去经营管理。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家族企业就是家长说了算。
比如,联想的关键管理人员都是柳传志可以“控制”的人员。并且,就算是柳传志都“退休”了,当联想遇到危机时,他依然可以“复出”力挽狂澜。也就是说,柳传志的所谓“退休”,其实是一种“退而不休”,联想其实一直都在其“实际控制”之下。
比如,联想为什么要设立香港联想公司,并且在股权上是联想与港商和中技转公司“三三制”持股?这除了台面上的理由,是不是也是一种“预防与摆脱”中科院“控制”的有意设计?毕竟当时在香港能实现按股份“说话”,并且港商是听柳传志话的,而中技转公司则是柳传志父亲控制的。
比如,在后来的香港联想增资中,为什么柳传志要借钱给港商增资,而不差钱的中技转公司却没有增资?这除了台面上的理由,有没有柳传志父亲已经离开中技转公司,这会导致柳传志的“控制”被影响或削弱的原因?
比如,当香港联想的经营与股价岌岌可危时,为什么柳传志选择把北京联想的优质资产注入其中的办法来解救?这除了台面上的理由,有没有柳传志对港商的失控与失望,并顺水推舟进一步削弱中科院对联想资产“控制权”的想法?
比如,为什么2009年中科院减持联想股份,所要求的转让条件如此特殊,颇有“萝卜招聘”之嫌?而接手股份的泛海,为什么在之后与柳传志等人之间,又搞了一系列堪称“骚操作”的股份挪移?这除了台面上的理由,是不是又是柳传志对于“控制”的再次顺水推舟式的谋划与安排?
总而言之,纵观联想的股权变迁史,尽管有台面上的种种客观理由。但其中,却又充满了种种“蹊跷”之处,让人不得不以最恶意的揣测,去怀疑这种变迁其实也是在围绕着“控制权”而展开。
最后,声明一下:
探讨这个问题,只为分析具体问题,不代表笔者认为柳传志对于控制权的在意,是对,还是错。
联想在股权变迁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是历史问题,有什么问题是否涉及违法犯罪,笔者不是知情人,也没有证据,更不是此类问题的专家。故,不以公开的形式妄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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