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州如何成为了贾平凹的起点？(程光炜)

　　对于故乡的反复书写，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也从某种程度上成为研究者破解作家写作秘密的地域密码。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本文作者在开展八零年代文学钩沉时，将贾平凹与商州列入了关注范围，希望以此为案例，探寻一条研究当代小说家创作起点的有效路径。

　　——编者的话

　　如果对贾平凹做一个“商州源流考”，就得读贾平凹关于沈从文的访谈和自述。因为不联系到沈从文，就实难理解一个时期内，贾平凹序跋文谈中何以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商州”这个关键词，以及这个源头对他1980年代创作的特殊意义了。

　　他1974年对沈从文的注意，是早于1983年开始的商州走访活动的。就在频繁走访的日子里，他对沈从文创作的认识在逐步变化和加深了。而且在他与沈从文“一对一”的影响关系中，八零年代“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文学口号和1985年寻根思潮等因素，也在横向地渗透到他游历商州的岁月里。我认为这些因素为辨析贾平凹八零年代创作源头中的知识系统，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参照。他对批评家谢有顺说：“我记得大学快毕业了，突然有一天在书店见到一本书，是综合性的小说选本，里面有沈从文的一篇，我读了觉得是我那些年看到的最好的小说，就买了。”“后来，我一个同学从西北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是沈从文的一本选集，才知道沈从文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又对章学锋说：“接触了沈从文的作品以后，才知道沈从文写了那么多好东西！”“我给出版社写信———这辈子给出版社就写过这么一封信，为沈从文这书，我跟他们说，以后再有这人的书咱能不能多给搜集点儿来？”他这样评论 《沈从文文集》 道：“信手来写，放得开，收得合，而开合间的圆润之处，沈氏大知。此等文法，必得天资好的人用之，必得文笔补救，其没骨写意法。文章作得随意如水，沈氏是大天才也。”他在北大演讲时回忆起1970年代读书创作的情况：“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特别喜欢废名的作品，几乎读过他所有的书，后来偶尔读到了沈从文，我又不满了废名而喜欢上了沈从文”。他在回答韩鲁华的提问时，对沈从文与废名的创作做了更深入的比较：“我学习废名，主要是学习他的个性。他是有个性的作家。我写作上受废名的影响大。但他气太小。我看废名是和沈从文放在一块看的。沈从文之所以影响我，我觉得一是湘西和商州差不多，二是沈从文气大，他是天才作家。”后来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更是对沈从文的生平、小说与地域的关系，以及创作的风格做了相当全面的评价。他把沈小说的审美意识归结为“阴柔性”、“温暖性”、“神性”和“唯美性”等等方面。他认为沈从文小说对自己最大的启示，一是文学才能不是学校培养的，“它是大自然的产物”；二是文学“应该写出人的理想，写出人对自身的追问”；三是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和文坛上，一个作家的“精神一定要浩淼无涯，与天地往来”，当你受到不公平待遇，可以不反抗，“但你要隐忍，要静水深度。”

　　我们相信沈从文 《湘西散记》《湘行书简》 《从文家书》 等叙及故乡美丽景致的文字，一定深刻影响了西大时期和走访时期的贾平凹。但我们更应明白，贾平凹不是那种跟着别人跑的作家，而是一个能够超越这种影响并极富创造性的作家。就在追踪着贾平凹留于商州记述和以后的文字中，我们会发现他与这位文学导师渐行渐远了，他留下的足迹中，逐渐有了自己文章的气味和特殊的风格。这种“个人性”无论对于认识贾平凹1980年代创作的源头，还是纵观他几十年的文学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我在前面对贾平凹“商州之行”做冗长的历史地理考的时候，就已经留意到这位风尘仆仆的作家当时的眼光早已超越了一般山川水土、民间习俗的层面，而对天文、地理、宗教、哲学和美学表现出更深邃的思考。我因此想静下心来翻看这些材料，并想一些相关的问题：这位古代商州的踏访者，变成了一个历史的幽灵。别人说他身上有鬼气、神气，正是商州神秘土地对这位子孙最慷慨的赐予。很多人都回忆过贾平凹与人不同的气质。在与韩俊芳谈恋爱时，俊芳在河边吊嗓子，而贾平凹则坐在阳坡上“提起笔进入了创作”。在十几次走访商州的路途中，以及后来写下的文章中，也能看出他超越商州地理而进入无为之浩淼状态的情形。他看怪异的传说轶事并不觉怪，而且还深以为然。他说：“秦岭历来是隐者的去处，现在仍有千人修行在其中，我去拜访了一位，他已经在山洞里住过了5年，对我的到来他既不拒绝也不热情，无视着，犹如我是草丛里走过的小兽，或是风吹过来的一缕云朵。他坐在洞口一动不动，眼看着远方，远方是无数错落有序的群峰，我说：师傅是看落日吗？　他说：不，我在看河。我说：河在沟底呀，你在峰头上看？他说：河就在峰头上流过。他的话让我大为吃惊，我回城就画了一幅画。”一次从商州回来再看故乡棣花街，他觉得自己的眼光也变了：“故乡给我印象最深最难以思议的还是路，路那么的多，很瘦很白，在乱山之中如绳如索，有时你觉得那是谁撒下了网，有时又觉得有人在扯着绳头，在牵拽了群山走过。”

　　这就为我们的“商州源流考”、“文学源流考”或者“八十年代创作源头考”提出了一个观点：这种考证的目的不单是为证明后世作家是受到什么影响才会形成这种创作面貌的，它更愿意强调的是，这些“源流”和“源头”也在极有天赋的作家那里出现了变形和转向，它们是这些作家曾经走过的重要驿站，但这些驿站终被他们更大的文学成就远远抛到了后面。然而有意思的是，当他们终成文学大家，漫长的文学道路已然混沌不清的时候，这种“源流考”就非常清晰地指出了他们创作的起点。到这个时候，把当代小说家纳入文学史研究范畴的学者，就懂得从哪里下手来开展自己的工作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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