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写出中国人状态，就是世界文学一部分

　　贾平凹：写出中国人状态，就是世界文学一部分
　　各界学者建言做好中国当代文学国际传播：海外学术发表、影响精英人群、培养汉学家……

贾平凹谈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顾彬、陈众议、郜元宝、贾平凹、彭青龙 （从左至右）探讨 “中国现当代文学如何走出去”

◆听众踊跃下载并关注文汇App

◆近千位自发报名的听众参加了本期文汇讲堂

等候贾平凹签名的90位听众手持《山本》提前2小时有序入座“签名区”

　　（周文强 摄）

　　10月7日，第125期文汇讲堂 《让世界认识贾平凹》邀请德国著名汉学家、作家、德国波恩大学终身教授顾彬主讲 《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传播》，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贾平凹作回应主讲。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众议，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郜元宝，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多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彭青龙与顾彬展开圆桌对话。

　　本次讲座由上海交通大学和文汇报社共同主办。演讲音频请登录文汇微电台 （App喜马拉雅·听-搜文汇讲堂2018）收听。

　　摄影 本报见习记者 邢千里　金梦参与本版整理

　　主旨演讲

　　当一个人被拉出来评头论足的时候，作为一个写作者感慨万千，确实感慨万千。

　　表扬如同鼓掌和加油；批评如同教练指点，让我跑快点

　　从上海交大一天半研讨会到今天下午文汇讲堂，我听了发言，有一些做了记录。大部分是肯定我的，受到肯定当然高兴，它让我能增加一些信心，就像比赛场上，鼓掌和加油的声音一多，就拼命地往前跑。当受到一些批评和被指出不足的时候，我也很高兴，让我有很多启发，就像田径赛场上，教练在旁边不停地指点着你的动作、节奏，使比赛者跑得更快一点。

　　更重要是从每一个人的讲话，看他是怎么思维的，看他对这个世界如何做判断、审美和思考，从而来影响激发自己内在能量，寻找我自己通往文学的出口。现在轮到我发言，想把自己这一两年常萦绕于心的问题，借这个机会再详细说说。

　　要挣脱业已成为习惯的那套固有的文学观

　　从一件往事谈起。

　　十多年前我在西北大学带过文学写作研究生，有三年时间。在那三年里几乎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跟学生反复强调，怎样建立自己的文学观，努力挣脱业已成为习惯的那套固有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影响着我们的写作，同时也影响了我们的阅读。所以我一再强调，并从各个角度去讲要建立我们的文学观，也就是我们要明白文学的真正意义，我们的独立思考、我们的观察、我们的判断、我们的追求和想象。

　　我举这个例子，意思是干任何事情，一是要从大的方面、在根本的问题上有所明确了，解决了，然后别的事情才能解决。比如我写作的技术的问题都是这样慢慢来解决的。我们常说一级是一级水平这句话，就是说村长面对的是一个村，乡长面对的是一个乡，县长面对的是一个县，省长面对的是一个省，总理面对的是一个国，面对的问题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一样。在文学写作上，一直要盯着文学写作的态势，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整个文学是怎样一个大盘子，大盘子里装着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豆子，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永恒是什么，哪些是永恒？我们没有永恒的局面会怎样？我们又是如何没有永恒的。

　　在更高文学标准前，努力从特殊走向普遍并反复递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作家写作，对世界文学，它是特殊的，是 “这一个”。它的努力都是想着使自己能走向普遍的意义。这个普遍意义如同文明轴心国影响着全球或区域一样。作为特殊的 “这一个”，当经过努力，差不多使自己有了普遍的意义，往往遇到了更高的文学标准，就将自己的普遍性又还原到了特殊性。我们现在讲从高原到高峰，也是一样道理，一直努力着，登到了一座山，以为是高峰了，可往前一看，前面的一座山更高。由特殊到普遍，再由普遍回到特殊，再由特殊到普遍，这样的过程是冲撞的、破裂的、痛苦的。但当了解了自己与更高的文学标准的关系，才能够分析、吸纳，融合、重新生成，以内在能量再次使自己的特殊变成普遍，如此反复递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写作才能大成。

　　不能只写一个人饿了，要有能力写出 “集体的饥饿感”

　　小说的基本价值，或者说写作的理由，是表达人类生存的困境，并探讨复杂的人性，使人活得更美好。我们强调普遍性，就是要求写出所写的人与物的本性。本性是人类共知的，是自然散发的，彭青龙老师讲到是共同、共通，也是共识的。举个例子，当我们一群人乘坐一辆汽车去某一个地方旅游，早上十点的时候，我说肚子饿了，咱停车去路边店吃饭吧，全车人都不理睬，司机也不会把车停下来。而到了十二点，我说肚子饿了，咱停车去吃饭吧，大家就都响应，司机也会把车停下来，大家一块去了路边店吃饭。这就是说，凡是人都有饱了饿了的感觉，但吃过一顿饭后大致有个肚子再饿的时间，十点钟我的肚子饿了，那不是吃饭的节点，只是我一个人的肚子饿了，而十二点才是大家的肚子都饿了。小说写作写出一个人的饥饿感是不行的，要写出所有人的饥饿感。当然这取决于作家自己的见识、有能量还要有定力，也就是说你要能发现十二点时你饿了，大家都饿了，你还得有能力将这种集体饥饿感写出来。所以从这一点上讲，任何的作家都是在写自己，写作的过程就是发现和提升自己的过程。写得准确和得意也是我们常说的与神相遇的时候。

　　准确、真实地写出中国人状态，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文学的普遍性就同文明的轴心化一样，它的外化就是文明的担纲者，这样来看我们当下的作品并没有影响别的国家的写作，我们对于世界文学还处于特殊性阶段。这就需要我们一是竭力增强自己的能量，提高自己的力量，以适应全世界的文学环境，二是超越地域、国家和民族，建立世界视野的想象力，以便安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对于现今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们、社会学家们都发表了很多的言论，他们认为虽然中国还没有在世界上处于中心的定位，但世界原有的秩序在失衡，在重新组合，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这种判断是对的，那么可以说真实、准确地写出中国现实社会、写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也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之所以在这里强调真实与准确两个词，是我们要警惕当下写作中迎合的东西，这种迎合有时是有意的，投机性的，有时候是不自觉的、引诱的和裹挟的。比如说迎合偏激、迎合娱乐消费等等。

　　当突破地域、民族、国家的视野看到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结构意义，然后再强调地域、国家、民族的存在，找准我们中国的位置，找着中国文学的位置，这是非常重要的寻找位置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寻找对手和镜子，干任何事情都得有对手，没有对手就得有镜子。位置没有找对，就可能产生无尽的烦恼，找对了，我们就相对自由了，就知道你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知道你应该坚持什么放弃什么。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递进循环中，越是要扩大文学视野越是要专注自我，这就是四海漂泊、守株待兔。

　　我推崇：观看电影时，感觉不到摄像的存在

　　因为有中国国情的所在，因为中国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现实，中国当下文学中批评的元素非常多、也非常强烈，这似乎成了中国当下文学的一个特点，而很久以来我们讲作品的深刻，总是以批评的强弱为尺度，这样就常常出现一些观念的写作。我们几乎习惯了作品中精英式的视角，但是中国文学会不会还有另外的写作呢？会不会还有另外的视角呢？20年前我与一位著名的电影摄像做过交流，他说作为电影摄像有两种，一种是极力要表现摄像的存在——其构图、其颜色、其情调、其节奏，当你在观看电影时，不断地能看到这里有摄像的存在，强调这是他的作品。另外一种，就是摄像完全消失，观看电影时，你忘了这是电影，这就是存在于天地间的一个真实。我是推崇后一种的。在我的认知里，凡是一个生命，在生命达到圆满的时候，他是精力充沛的、反应敏捷的、能吃能跑能干活的，浑身都感觉有一种气向外喷发，甚至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就像佛一样，头颈上有光圈。而一个生命不圆满，或者是病残，能让他干什么呢？这就是说作品把你所要写的人或物，写到位、写到本性，其就有了所谓象征意义、诗性，否则那只有人为的外在的强加，只是观念写作，是可能会一时取悦于世，但很快就会消亡。

　　圆桌对话

　　贾平凹作品的中国价值和世界意义

　　郜元宝：平凹先生持续高产，从1970年代末至今，横跨四十多年。迄今为止的16部长篇几乎追踪了中国社会每一阶段的变化，非常敏锐地把握了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其个人的创作历程贯穿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

　　主题逆主流：以聚焦乡村文明和中国历史 “无缝对接”当下中国现实

　　从1993年开始，他与当代文学的主流由“合”转 “分”了，几乎以一己之力与当代文学主流对话。大家都以为创作的重心将转向城市以及生活在城市里的文化人，但他却似乎又出现了 “转向”。两个确定不移的主题出现在此后作品中，一是正在消失的乡村文化、乡村文明。另一个确定不移的主题是对历史的关注。他关注的是辛亥革命以来直到当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

　　简单地说，他的乡村叙事和历史叙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他笔下的历史戏剧主要在乡村（整个秦岭山区）上演，而他笔下的乡村都有清楚的历史记忆。这样的乡村/历史的叙事，看上去与当代文学的都市化进程分道扬镳了，实际上恰恰是以一种迂回包抄的方式，与当下中国现实 “无缝对接”。他以巨大的文学存在提醒我们，当下都市化进程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乡村历史支撑着，这样的历史，是城市化进程的 “前身”，也是城市化进程的 “灵魂”。都市读者看平凹先生笔下的农民，最终看到什么呢？我想就正如流行歌曲所唱的：“那就是我”。

　　世界意义：抓住中国农耕文化的特性，关注 “沉默的大多数”

　　陈众议：在世界文坛的平台上，我认为贾平凹依然是一流的，这是中国得天独厚的土壤与社会本身滋养的结果，并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他写出了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支撑着的农耕文化基石，一直紧紧地抓住农民和农民工这些最需要关怀的 “沉默的大多数”；其次，从平凹先生新世纪写的这些小说来看，描绘的女性都非常唯美动人，我用 “新浪漫主义”来概括。就具体小说而言，我把 《秦腔》 《高兴》 《带灯》和 《古炉》 《老生》 《山本》看作两组 “三部曲”，前者从横向截取了中国的现实社会，后者从纵向开掘了中国百年的历史。其三，平凹先生的作品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世界性养分。

　　当然，东西方的评价标准并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价值判断来锁定一个作家，我们迫切需要从现在开始，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与经典谱系。

　　顾彬：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有世界意义，作品的语言、形式、世界观都是高级的，有创造性的，这种意义是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我今天听主持人介绍在英语国家，贾平凹先生已经出版了五部小说译本： 《浮躁》 《废都》 《带灯》 《高兴》 《土门》，并且 《极花》 《秦腔》即将出版；他的作品在法国一直非常受欢迎，继 《废都》 《五魁》 《土门》《古炉》 《高兴》后， 《带灯》10月 17日马上要上市。这就证明了我刚才说的好的中国文学就是世界文学。

　　陈众议：实际上已经有30个国家的译本，西班牙、意大利、日本以及中东欧也开始大量出现。

　　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

　　彭青龙：我们谈论的国际传播主要是翻译和学术传播，让世界认识贾平凹，就是让更多的国外读者通过我们的译者和学术推介，全面而深刻地认识贾平凹及中国当代文学。

　　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在国际上的传播不尽人意。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许是一个分水岭，情况稍有好转，但总体上，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成就和引进的外国文学并不对称。

　　马尔克斯及其 《百年孤独》在获诺奖前就在精英层广为知晓

　　陈众议：马尔克斯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我们已经写了大量的文章、甚至专著评介 《百年孤独》，因此其人其作在知识界中早已广为人知。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现在亟待弥补的是学术上的传播，首先要让知识界的专业人士、拥有核心影响力者对中国当代作家有最起码的了解，而不是坐等普罗大众的喜欢。

　　郜元宝：其实鲁迅作品的外译也有一个艰难过程。在法国的传播是由留学生敬隐渔把翻译的《阿Q正传》交给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后才被刊登的，在日本，鲁迅亲自参与了其作品的最初传播，曾手把手指导当时名不经传的增田涉翻译《中国小说史略》。

　　中文界和外文界联手做比较研究，在海外核心期刊上扩大影响

　　现在国际鲁迅研究有一个圈子，还有一个国际鲁迅研究会，参与其中的学者都很优秀。对翻译来说，这是一个强大的学术后援团；英语世界的葛浩文、蓝诗玲、罗鹏等，他们的翻译量都很大。虽然汉学家在他们所在国比较小众，但毕竟可以发挥比较高端的学术辐射力。

　　英国的企鹅丛书，每一部经典小说前面都有一个非常权威的导言 （Introdction），值得借鉴；意大利威尼斯大学裴妮柯教授做了一个网站，专门推介中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的研究，作为作品翻译的开场锣鼓。我想这样的步骤还是很可取的。

　　彭青龙：我一直倡导中文和外语两界的学者联手，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撰写文章，在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主流学术杂志上发表。比如，对贾平凹的小说和日本、德国、美国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平行研究。

　　如何做到 “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彭青龙： “民族的也就是世界的”是个老话题，事实上历久弥新很难。我个人倾向于用世界的共通性或者是共同性来表达世界各国都认可的共性，这里有地方性、民族性、世界共通性的问题；作家创作的时候，是否都要考虑这三个维度，或者只考虑前面两个维度？

　　“在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解释了民族和世界的关系

　　郜元宝：最早提出这个话题讨论的可能是周作人和闻一多。最近王德威先生给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所写的序言，提出一个有趣的表述叫 “众生喧 ‘华’”。不同的声音讲的都是中国，这是一个很聪明但也很无可奈何的聪明。他又给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新的空间定位，叫“在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用的马丁·海德格尔的一个概念，Be in the World。本质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并非只有那些在国际大都市里产生的文学才有更多的世界性，或者必须让贾平凹笔下的农民讲英语，他的作品才有世界性。

　　顾彬： 《红楼梦》在德国的1932年弗兰茨·库恩版的德语很美，再版量已达20万本，现在德国人已经说这就是德国文学史的一部分。我翻译过杨炼的五本诗集，他希望我翻译的他的作品应该能入德国文学史。但通过我的德文，也可能失去了他的中国性格，变成了另一个作家。1970年代，我和几个学生翻译了丁玲、萧红、鲁迅、沈从文、郁达夫的作品，都获得了成功。丁玲1930年代的作品充满女性的自我意识，很符合德国女性的口味，但从当时的德文翻译来看，也许丁玲变成了德国作家，或者一个国际作家。

　　汉学家、文学经纪人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贡献会更大

　　彭青龙：国际传播存在作家、译者、经纪人和读者的传播链。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不是就意味着要去拿国际的文学大奖？我们译者的主体依靠谁？

　　顾彬：总体来说，海外华人、中国外语界的专家学者、汉学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都是有帮助的，但海外汉学家的贡献会大一些，因为他们懂得接受语言国的文化。

　　文学经纪人很重要。德国文学经纪人一般都是由汉学家充当的。比如我，出版社让我介绍好的中国文学，再联系德国的译者翻译这些作品。我经常无偿做这些工作，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任务。美国有不少文学经纪人，但这些人不一定是汉学家。

　　我个人觉得，中国文学走出去和诺贝尔文学奖没有太大的关系，诺奖在我看来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作家用心创造好的文学作品，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奖才写作。

　　彭青龙：文学创作是作家的个体性的艺术创造，以各自独特的文学艺术表现出对人世、人际、人生、人情、人性的深刻理解和丰富想象。文学艺术应该是多样的，既可以以小见大、以平凡显非凡，也可以地方表现民族，甚至世界。世界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经过岁月洗涤，能够打动人心灵，具有世界共通性。

　　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应该是出版商、译者、学者的共同努力，除翻译家的努力外，还需要借助学术传播，所以中文和外语两界应携起手来共同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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