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同时代人”的文学生活

今天是疫情后第一次走进母校。阳光灿烂，正是春茶时节。因为余华，我想起了1986年，我们在细雨中呼喊。久远的历史，进入现在的心情，也是现实一种。看到母校的兄弟都还好好的——我把毛尖也视为兄弟，不能不感叹，活着就好。

当毛尖老师一开始来信，问我参加这个会议的发言题目时，一刹那间，我毫不犹豫就说出了我的题目：余华和我们的文学生活。为什么是这个题目？我过后想一想，我怎么会想到这个题目的？我想说什么？

其实在我说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只是恍恍然、冥冥中有一种朦胧的想法，有一种冲动，有一种似乎是历史暗处的忆想，引诱我脱口而出，就是这个题目。很多天以后，我才回过头来仔细思量，余华和我们的文学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两个刊物的朋友，大概看到了这次活动的广告，来约稿要看我的这篇发言稿——当时，我的文章还没有一字，但也提醒到我，和我有同感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可见这个题目触动人心，尤其对我们文学者来说，直击人心，引发共鸣。

毫无疑问，余华是当代文学的一位作家，有关的话题，我们都可以在当代文学的范畴里进行讨论和展开。当我们现在说当代文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其实说的是新时期文学以来的中国文学，而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1949年前后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这是对当下、21世纪的年轻文学者、大学生和研究生而言的当代文学。我的年轻时代，当代文学无疑“始于”1949年。也就是说，当代文学的经验性起点，会因不同时代的人的实际感受、会因其生活经验包括教育经验的不同感受而异。

对我们的文学经验，对我们的具体文学经验来说，几代人的文学经验来说，我们的当代文学是从新时期文学开始的。换句话说，所谓当代文学，我们的文学生活就是当代文学的一种直接的表征，直接的经验，我们的文学生活和当代文学同步。那么，在这样一种当代文学中，在这样一种文学生活中，有哪些文学现象，文学人物，文学作品，文学事件，文学问题，会构成我们的文学生活的经验记忆标记，会构成当代文学史的关键标识，会是我们今后文学书写中不可忽视的对象？

我以为余华就是我们文学生活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对象和标记。他是一种文学史的、又是现实的存在。

他和王安忆、莫言乃至王蒙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对他们的共同点，我们很明确。他们在我们的当代文学历史上，直到如今都一直在写作，而且作为一种“中心作家”的身份地位在写作。但是余华，对我们来说，他的意义或特殊性在哪里？他和同辈作家的区别是什么？

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尝试过了，借用阿甘本的同时代人概念来探讨我们的文学，比如黄子平教授。在我这个话题的展开思路中，首先要强调的也是——余华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是我们文学生活中的同时代人，他是构成我们文学生活的重要的同时代的见证人，同时，也是我们文学生活的创造者。余华是我们的当代文学，我们的文学生活中的创造者，他跟表面上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有着重要的区别。

前面说到，作为直接经验的当代文学，我们始于新时期文学。在新时期作家中，余华是与新时期同步的作家。其他作家或来自“文革”，来自十七年，来自三四十年代，甚至更早。新时期是一个代际叠加混杂的新生时代。余华和他的同辈朋友们来自新时期——来自现实经验生活的当下。这是在严格时间维度上的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的同时代人作家。

余华的这种同时代人作家的特性，阿甘本的定性用来最准确而简括，我概括为：不合时宜，凝视黑暗。对于阿甘本的概括，严格说也并不是我的首创，只能说是借用，只是我把它简约化了。我以为这就是余华——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同时代人、同时代作家的个性特征。在时间意义上、在精神意义上的呈现，都是这样：不合时宜，凝视黑暗。他是“文革”后的同时代人——以此区别于知青、“文革”及以上几代作家。也许，就当时眼光来看，在历史的血缘上，后者至少需要在文学意义上洗心革面，重新出发。而余华，就从他自己开始。实际上，他也因此区别于其他同辈作家。其中有着“同时代人”与同时代的疏离：正视现实，质疑公理，批判主流，价值理想，执着于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共感与痛感。

为什么我这么说？

简单点说，相比而言，余华没有历史的负担，没有文学的“原罪”，而且，他还用了几年时间，顽强地挣脱了前辈的阴影。他拥有的是和我们同时代的生活。并且，他从一开始就顽强地深入到了我们同时代的中国人的生活中——在此意义上，他从来没有过转向。先锋时期如此，所谓回归后也是如此。一如他残酷中的温情的伤感与体贴。

于是，他写这个时代的生活，现在进行时，进入现在的共感和痛感。我说凝视黑暗，不合时宜，但未必就是批判性。他的作品极度关注普通人的遭际和命运，一种普遍性的生活——以至于我们都在他的作品里“活着”。他不叙述、不执着于历史，不专注于思想的宏大形态。文学是一种情感态度的表达，是一种伦理的深刻暗示或策动，但并不是思想的宣示方式。在精神层面，作品的具体的故事和背景，几乎可以忽略——后者证明的更多是技术的操作层次。

我一再说的文学生活，在构成上有两点主要的部分：时间上是新时期及以来；形态上，一是日常生活，一是精神生活。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写出普遍性的困境，这是余华的特点和贡献。而且，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于人的困境的纠结和追问，他把这种纠结和追问融入戏剧性的故事中，看似是平淡、不生波澜的情节，埋藏着巨大的悲哀和矛盾。在常理逻辑中，一面在叙述，一面在寻求出路和答案。他的作品走向是有答案的，需要有所归宿。但这种答案或归宿往往被人质疑：因为他的答案和归宿不足以解决困境，不足以使人脱困，反而更深地使人陷入困境。只是不要忘了，当我们明白、知晓、写出困境时，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走出困境，余华给了我们一个面对困境的难（四声）局。

插一句在此——伟大的文学，几乎都是一个难（四声）局。因为，伟大的作家都知道，生活中并没有上帝。作家也不是文学的上帝。同时也就明白，余华为什么没有、也不想陷入虚伪。这才是余华文学力量的根源——是更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也是他能构成我们持久的文学生活的根源。不能走向上帝，才能、只能面对余华的文学。这使我想到鲁迅。余华和鲁迅，都是进入现实深处的作家。文学中的难（四声）局和矛盾，成为他们作为伟大作家的代价。

余华因此成为少数能够被期待的作家——被期待的作家，期待视野中的作家，才是我们现实文学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作家，是构成我们文学生活及其情感的作家。余华和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这是我说余华和我们的文学生活的核心含义。

当然，假如现实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断裂或巨变，这会构成余华文学的挑战甚至困境。也许，互联网时代会是余华的敌人——他的时代眼看着，或在我是有点莫名预感地就要崩塌了。

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博弈，在网络时代发生了机制性的改变——技术成为我们文学生活的支配力量。人工智能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这成为我们的新的困境。

因为这个时代的技术因素的介入，余华文学的共感将被物理化地弱化递减（有的作家已经成为历史的遗留物、记忆中的残骸）。文学生活的发动方式、呈现方式已经被改变，也许抽象的余华文学精神变得更深刻地埋藏在我们的世界里，但现实的海量数据表现和碎片化的经验，必使我们无暇从日常生活中抽身而出，难以进入，或只能以替代方式才能进入纯粹的精神领域。余华的文学也将被淹没。

换种说法，日常生活逼退了文学，文学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传统写作成为一种无力而耗能的奢侈和浪费，没有观众和读者。文学丧失了凝视黑暗的能力，不合时宜被无所适从所取代。

批评家如我这样的人，很着急——所谓文学的跨界破界，细细想来就是无事生非而已——本来、古来文学就无界。期待跨界破界为文学续命，这是一种无所事事后的无可措手足。文学史又到了一个需要重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的时代。广义的新时代含义中，可以暴露出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的稀缺、空缺，而在技术上就已经是如此明显了——方兴未艾的chatGpt。

即便是在文学上，有关人工智能问题的讨论，也不该陷入伪问题的怪圈中，比如追问人工智能能还是不能取代人的智慧？人工智能会否取代人的文学创作？真问题应该是：人工智能已经逼近、超越、威胁到人的智力能力的价值地位，我们人怎么办？文学怎么办？因为人工智能仍将几乎可以是无限性地发展。这是常识可以一眼看得到、想得明白的问题门槛。

此时此刻，余华的同时代性文学，或者思考余华文学的同时代性，余华和我们的文学生活，会给我们探讨这个时代的文学走向提供路径借鉴和精神动力。因为黑暗的深渊、激荡的生活就在当下。

一旦关注现实，本文的题目不妨成为“同时代人和我们的文学生活”。“同时代人”的概念前提，喻示了精英知识分子的概念设计和现实关怀。然而，诸如“饭圈文化”正在对同时代人的概念进行着无情的消解。还有，网络和人工智能的主体性悖论——“人的文学”正在被颠覆。虚拟的人间生活、人工智能写作，对于文学写作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的消解，正在开创、或叠加出一个无所谓同时代人的写作时代。一个没有同时代人的时代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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