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戏剧的融合（创作谈）

　　万 方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出版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是文学与戏剧的融合。文学与戏剧这个题目对我非常有吸引力，因为我也写过小说，也写过剧本。

　　前些天我看到这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发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他非常重视语言在戏剧中的作用。我的一个朋友看后说：“语言是文明的母体，文学是艺术的母体。”这话说到了我心里。

　　我曾经把我的一篇小说《杀人》改成话剧《新原野》，前两天还在老舍戏剧节演出，它体现了从文学到戏剧的转换。文学和戏剧共同的力量是什么？它们的不同又在哪儿？我个人有很深体会。我觉得文学可以是更自我的，当然文学作品也是为了给读者看的，但是这个读者跟编剧面对的受众不一样，读者你是见不到的。你并不知道这个读者是谁、有多少。但是作为一个编剧，当我写剧本的时候，我会想到如果你的戏上演，票房只有两三成，甚至更少，或者如果你卖出票，但是演到一半的时候观众都走了，作为编剧可能觉得特别难以承受。所以在写的时候你就会更多地考虑怎么能够抓住观众、吸引观众。而在写文学作品的时候，更多的是如何表达你内心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这两者真是有不同的。

　　《杀人》是写一对农村婆媳，那篇小说我自己很喜欢。我老被人问到，你作为曹禺的女儿是不是觉得有压力？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对我像朋友一样的爸爸，所以人家问我的时候我都说没有压力。直到我的第一个戏——任鸣导演导的《有一种毒药》，在小剧场演的，演出第一天我去剧场的路上忍不住跟我爸说，我的戏要在首都剧场演了，真的很激动。但是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作为曹禺的女儿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爸爸的那几个戏一直压着我，使我写了小说、写了影视，就是不敢写话剧，因为怕自己写得不像样子。直到觉得自己有一定能力，我才写出了《有一种毒药》。

　　所以对于《新原野》这出戏，我特别想写那样一种人物关系充满危机感、充满强烈戏剧冲突的一出戏。后来写出小说《杀人》之后我忽然意识到，也许这个作品具备了条件，但是怎么把它变成戏剧呢？我这个想法从产生到真正变成《新原野》之间大概有10年的时间，直到看了那么多的戏，包括国外的戏，我才觉得戏剧是非常自由的。当然比起小说还是不同，因为戏剧毕竟有时间的限制，两到三个小时。再有，它就是几十平方米的空间。这个限制既是一种制约，同时又是一种优势，在这个舞台可以更直接地跟观众交流。

　　打破束缚，文学给我一种自由，也带来戏剧舞台的自由。在《新原野》这部戏里，可以看到很多文学的影子，使这个剧本的演出有更广阔的空间。在小说里很好的文学语言怎么用到戏剧里？用在这个复仇的农妇身上？原来我觉得观众可能不接受，但从演出效果看，观众完全能够理解。今天走进剧场的观众既具有文学的眼光，同时也具有戏剧的眼光，这是所有戏剧人和文学创作者努力的成果，使观众和读者变成了一体，能够欣赏文学和戏剧融合起来的艺术生命。（万 方）

(责编：郭冠华、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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