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隆：我是一个正常的指挥家
音乐之路上的重大抉择
陈鲁豫：你是一个刻苦的人吗？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
余隆：我觉得我是挺刻苦的一个人。
陈鲁豫：当你真正发现你是爱它的。
余隆：不是因为这个爱它的原因，音乐热爱它的情况，我觉得很正常，大家会越来越热爱，今天我负责任讲一句话，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耐心，尤其古典音乐这个东西，你越听你会越喜欢它，越听会越喜欢，你会进入到一个状态里面去。
陈鲁豫：好，当时你是因为什么？
余隆：当时是因为我面临，我自己印象很深，我在25岁的时候研究生都快毕业之前，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日子这么过不是个办法，我觉得我自己得对自己有个交代，我就对自己，因为这个纪律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在德国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自我的约束很重要，因为我们作为指挥来说很简单，就说同样一部交响乐，你如何把它排练出来，有很多很非常直接的方式，演奏状态不行，说这么演奏不行，你换个方式演奏就行，这个音乐应该是这么演奏，这个风格应该这么把握的，应该怎么，我们是要有一个跟乐队队员互相有个交流的时间，花了很大的精力听排练，念总谱，学习，我曾经把自己曾经在念大学的时候曾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不出门，一开始一天都熬不住，就思想静不下来，集中不了，然后就逼着自己哪怕静不来看不进总谱，也坐在屋子里不出门，买好吃的，买好水，买好面包就放在屋子里，逐步逐步我可以连续三天就是完全专心致志看总谱，所以我看总谱的这个过程也是个训练，训练到今天我念总谱的速度是很快的，就说因为每一个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自己非常清晰，人都是靠训练出来的。
陈鲁豫：你是一个很果断的一个人。
余隆：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应该这么说。
陈鲁豫：音乐家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
余隆：我觉得感性理性都应该存在，因为音乐家跟其他的艺术家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我始终跟所有的演奏员都说，我说音乐家应该是艺术家里比较理性的艺术家，因为音乐本身是非常讲结构美的，非常讲这个我们作为音乐家来说对每个音，甚至一个二分音符，一个四分音符到底一个音多长都应该讲究。
陈鲁豫：这种精准毕竟要带来理性。
余隆：所以我就说音乐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一种结构美。
陈鲁豫：那我想知道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你的状态是什么样，比如你会开车的时候你会听音乐，像你说你休息时候你会听音乐，音乐是无时无刻的不存在你生活的那个背景当中。
余隆：我的情况不太一样，我能够不听音乐我尽量不听音乐，因为我的职业就是音乐，我很大的一份工作，我看总谱都不需要听音乐，我看总谱的谱面上音乐自然会反射到我的脑子里，已经变成一种职业的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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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回首年少，都有哪些独特记忆。
余隆：当时在文革那段时间里面可能我们只能弹奏一些改编的一些革命歌曲。
解说：音乐之路都做出何种重大抉择。
余隆：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日子这么过不是个办法。
解说：《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余隆——时光中的旋律，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余隆出生在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冥冥中就注定了他这一生与音乐的不解之缘，他的外祖父，中国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丁善德是他音乐道路上的启蒙导师，受家庭影响，虽然小时候不那么喜欢音乐，但学习音乐对他似乎成了顺理成章，从六岁开始学习钢琴到14岁第一次感受到交响乐团所带来的震撼，再到听从外祖父的建议走上了指挥的道路，余隆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一直默默坚持，如今音乐对他来说已经是生命中无法割舍的重要部分。
陈鲁豫：刚才我说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的人生，你说是正常的，我说是顺利的，因为我觉得在你那个年代的人，你的人生轨迹真的是很，很明确，很单纯，也很顺利。
余隆：我们这代人不能完全说顺利这个字吧。
陈鲁豫：但是你是顺利的那个。
余隆：也不见得，当时比如说打个比方像我们学音乐，就不像现在的孩子这么顺利，我们当时的情况可能很难有机会去接触古典音乐本质的，学是学了这个钢琴，当然开始都是从钢琴开始，但当时在文革那段时间里面可能我们只能弹奏一些改编的革命歌曲，而不可能接触，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东西，都已经差不多文革结束了，我第一次听到交响乐团的声音我已经14岁了。
陈鲁豫：1978年。
余隆：1978年，那一年是多伦多交响乐团来华访问。
陈鲁豫：到上海吗？
余隆：到上海访问，我第一次听见，震撼不已，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来，一群人在台上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来，简直是震撼不已。
陈鲁豫：那当时你在听到那个声音时候，震撼到你的是被比如，钢琴更加吸引到你，还是小提琴还是那个指挥，还只是被那个声音，那个感觉所震撼
余隆：我年轻时候比较傻，我觉得我一震撼我就晕了，我没觉得是某一个特别乐器能够，那么精准说哪个乐器。
陈鲁豫：甚至不是那种声音那种感觉。
余隆：男孩，男孩在十三、十四岁一定没你们女孩十三、十四岁时候这么有想法。
陈鲁豫：敏锐可能。
余隆：绝对不敏锐，那会男孩还爬墙上树，我们那会儿哪像现在的孩子，我们那会儿成天就是天不黑，肚子不饿，是不知道回家的，你知道吗，那时候基本上是属于那种状态下的。
陈鲁豫：但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你说你的家庭在那个时候，因为文革时候被抄家什么的，那是因为做音乐，他们会明白做音乐是有风险的，为什么还会让一个小孩去再做音乐？
余隆：那时候其实学音乐的孩子很多，那段时间。
陈鲁豫：在那个年代真的不多，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余隆：很多，非常多，因为那时候很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说学了一门技术，特别音乐这门技术，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经常在小分队里演出，一些学校的宣传队小分队演出，演什么《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包括一些改编的像《红灯记》这些个改编的东西，原因什么？就说大部分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学会一门技能，今后中学毕业以后插队落户，肯定要下乡，那么可能会找到比较好的去宣传队工作，或者可能会考取一个部队文工团，或者可能会变成一个什么工人文化宫的一些表演团体。
陈鲁豫：未来会有好的出路。
余隆：相对来说吧，就不用下地干活吧，就那时候的想法其实特别单纯，就是如果说普遍的人都是要插队的，下乡的，那么如果插队下乡里面你能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能够稳定一点的一个工作环境，其实就基于这么个梦想。
陈鲁豫：我有印象，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小，有个表姐在上海，她就很想考文工团唱歌。
余隆：是。
陈鲁豫：但最后还是去了哪里去上山下乡我记得。
余隆：是。
陈鲁豫：我有那个印象。
余隆：是，是，大部分都这么个情况。
陈鲁豫：刚你说现在很多小孩喜欢学音乐，但据我了解很多小孩是不喜欢，因为很辛苦，你当年学时候，你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
余隆：我没有喜欢也没有不喜欢，我就被告诉了你该去学音乐，但是学音乐的过程反正不是那么愉悦一定是这么个过程。
陈鲁豫：我问过郎朗，他小时候练琴是很崩溃的。
余隆：但他是真的很热爱，郎朗是我认为真是百年不遇的一个天才。
陈鲁豫：你认为他现在每天，你说他每天练12个小时，他是愉快的吗？
余隆：那一定不可能，没有一个孩子你说放那，让他12小时就对着一样事情。
陈鲁豫：每天。
余隆：每天这么，在小时候的，童年的时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对吧，但是又没办法，就像体操，就像这个技能训练，你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把它变成一个肌肉记忆的事情。
陈鲁豫：你也是年轻时候每天练钢琴。
余隆：我当然是很偷懒了，要不然我不会改指挥了。
陈鲁豫：当你决定改指挥的那个时候，这是一个特别艰难的决定，还是年轻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可以去尝试，无所谓。
余隆：不艰难，我那个时候太小，我决定这个时候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决定。
陈鲁豫：这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现在看来，是一个很聪明的决定。
余隆：就是你说的比较顺利，就是撞着运气了，就是决定，因为孩子有时候决定一做可能做的不对。
陈鲁豫：是你自己的决定，还是老师的，家长的决定？
余隆：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的外祖父有一次到我的屋子里，我正在练琴，外祖父是个很棒的一个钢琴家，也是一个作曲家，他来的时候，他说我估计以你这个方式大概很难成为一个职业钢琴家了，我当时就很郁闷，那时候十一二岁，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我没意思，我就觉得就说作为一个职业，职业的契约演奏家是不能这么进行的，那么你可能也许你试试看指挥吧，这可能对你来说可能稍微容易一点，就说你可能作为这样，但指挥的情况也不一样，因为指挥，学指挥的学生也很多，指挥到最后它的综合要求能力会很高，除了音乐本身以外，它对所有的这个人包括组织上的才能，包括你审美上的这个要求，包括你对所有的这个戏剧，所以指挥到最后，对戏剧，对文学，对音乐的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可能会要求的很高，那么就看是不是有这个机会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个机会。
陈鲁豫：我觉得有意无意或者你就是幸运，你在人生做的每一个决定后来事实证明都是正确的，学钢琴，不学钢琴，学指挥，我要到国外去留学，我不去美国，我要去欧洲，我要去欧洲的德国，好像每一步在那个时候很奇怪，肯定是你内心，其实那时候某种声音告诉你，这是我应该做的，虽然当时还不明确，但其实那个声音一定是有的。
余隆：还算运气比较好，我同意你的观点，就说大部分的情况像回过头来看，还算是比较正确的，然后不能说是这里边完全所有的事都是正确的，你看比如说我当时去德国，开始我在科隆念书，半年我就自己，想办法重新考大学，考到柏林大学去念书去了，为什么呢？我当时觉得就是说音乐生活在柏林更加丰富，就说当一个人自己有判断的时候。
陈鲁豫：卡拉扬是柏林爱乐的那时候。
余隆：柏林爱乐，对，但是跟卡拉扬没有必然关系。
陈鲁豫：我知道。
余隆：就是说柏林作为一个，就像今天很多孩子愿意上北京来念书，他这个城市的结构可能这个文化和精神的生活，跟各方面节奏感都不一样，就是还是有区别的，咱们得承认这一点，你说你到美国去，很愿意在纽约待着，可能不愿意在，跑到俄亥俄或田纳西的一个小的城镇里面去念书，可是也是很好的大学，但是他愿意去一个大的城市里面生活。
陈鲁豫：所以你要去柏林。
余隆：我当时就觉得，我觉得那边的音乐生活可能更让我觉得，能满足我就是对音乐的一种渴望，就说一种需求，因为我们刚刚出去，那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我觉得出国我们那批孩子不容易，就说当时就特别希望多学东西，特别希望能够。
陈鲁豫：你有奖学金吗？
余隆：我没有，我当时就私人出去，特别希望能够多学东西，那么你在那个点上，柏林每个晚上可能各种各样演出很多，可能科隆作为一个城市，它可能也有演出，但是不是那么的频繁，我自己就做了决定，搬到那边去，得重新考，原来的学校放弃，新学校你得重新考，我下了很大的决心，重新去考一个学校，那么这一点也是，包括我几个最大的决定，当时，我当时是美国也报了，德国也报了，但是最后决定去德国念书，我觉得这可能是对的，就是说可能对我今天来看是对的，也不一定说就绝对这样，去美国也学出来很多，很优秀的这个音乐家，但是作为我来说，可能是特别正确的情况，然后后来就在那边考，最后换到大城市念书，包括后来我决定回国创业，或者回国来，带动音乐生活的工作，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决定，只能说就你刚才说这点，冥冥之中有形无形，就是把自己就带到一个，比较正确的这个道路上面，那么这里边有运气的成份，也有自己对每件事情的判断和思考的自我的一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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