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独家专访上海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余隆
图片由上海交响乐团提供
人物小传
余隆
1964年生于上海，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先后荣获法国“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共和国骑士勋章”、2015年度“全球公民奖”、“中华艺文奖”等荣誉。
率领上海交响乐团，余隆又一次站在了“上海之春”的舞台上。这一次他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音乐作品，还有更多的音乐思考。
无论是作品创作、乐团管理，还是人才培养，在余隆心目中，一切都是为了音乐的传承和弘扬。
“我们这一代是站在老一辈人的肩膀上的，是薪火相传的无数接力棒中的一棒。我们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
作品
真正的创作需要心无旁骛的心境，还需要多次实验，这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
4月28日中午12时，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距离“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不到8小时，揭幕首演作品——作曲家叶小纲的交响组曲《敦煌》，仍在进行着最后的排练。
不同于公众熟悉的“燕尾服+领结”的指挥家形象，排练中的余隆，Polo衫、牛仔裤，不修边幅，简单随意。
而对音乐的要求，绝不像他的穿着那般随意。
“第七小节，要让管乐出来”，“弦乐不要压住管乐”，“再来，弦乐这里的渐强去掉”……|
一个细节，反复调整了三四次，直到满意为止——如此打磨，只因为作品是余隆眼中的“重中之重”。
解放周末：多年前，您曾经感慨，中国交响乐缺乏好作品。近年来，《李白》《满江红》《万年欢》《中国之梦》等一系列“中国元素”新作面世，这一情况是否得到了改变？
余隆：我与国际乐团合作比较多，每次在国外演出都会带中国作品出去，这些年也确实演出了不少。但是数来数去只是陈其钢、郭文景、叶小纲等几位作曲家的作品。能够得到国际认可的中国作品不多，远远不够。
解放周末：也许有人会疑惑：交响乐这一宝库中已经有许多传世的经典曲目，足以“养活”一个乐团，您为何如此重视新作品的创作？
余隆：交响乐是西方古典音乐，我们在古典经典上是学习西方、追随西方；但在新经典上，我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可以用一个平等的身份交流和互动。
今天我们谈文化，强调的不是差别——中国和外国的差别、东方和西方的差别，而是各种文化的互相阐述、互相融合。在文化交流上，要比较影响力，只能用作品说话，看谁的作品有更好的理念和艺术感染力。文化引领很重要，要把中国的文化精髓、民族元素带到世界、影响世界，需要更有创意的好作品，然后才能有体现我们价值观、文化观的精彩演出。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作是艺术的根源，没有作品就像植物没有根。我们这一代音乐人，最大的使命和责任，是为中国人留下一些传世作品。
解放周末：要做到“传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近30年来，还没有出现像《黄河》《梁祝》《红旗颂》这样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这是什么原因，是时代因素使然吗？
余隆：当然，在吕其明老师那批音乐家的年代，时代赋予了他们非常真挚饱满的创作情感。但无论什么时代，如果你是一个心无旁骛、追求艺术本质的艺术家的话，都有激情喷涌而出的时候。何况我们已经是很幸运的一代人，在“文革”之后有机会走向世界，受到当时西方最先进文化的激荡，感受文化碰撞的冲击力，也有机会把中国最好的东西带给世界。
解放周末：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不缺乏激发艺术家创作的动力。
余隆：是的，有太多值得写的东西。无论是你的文化思考、艺术感悟，还是祖国美丽的自然风光、普遍的人性情感，只要归拢于一个人内心激情的迸发，不管是哪个方向的主题，都应该有创作的冲动。问题的关键是，作曲家应该有发自内心的真诚，要有经得起磨砺的心态。
所以我很反对功利地写作品，“赚快钱”；或者是应景、完成任务地去创作。任何一种缺乏原动力的、机械地去构架的艺术，也许能够风光一时，但这样的作品是留不下来的。
对作曲家来说，真正的创作需要心无旁骛的心境，还需要多次实验，用一两年甚至几年时间好好打磨，这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对社会来说，也要有更宽容、自由的氛围，不要用太多限制框死艺术创作，而是要引导和激励艺术家，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职业
在国际标准的大框架下制订有中国特色的流程和标准，这也是创新
在上交余隆办公室，镜框里裱着的一张200元收据，十分显眼。
那一次，余隆一下飞机便赶来排练，手机忘了调静音。而按照乐团规定，排练迟到罚款100元，手机铃响罚款200元。
余隆不仅主动认罚，而且“公之于众”，以此自警——遵守规章制度，不找任何借口，他认为，这是音乐家应有的职业态度。
8年前，余隆出任上交艺术总监。这一年，他45岁。德国留学归来后，他引进新年音乐会、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身兼中国爱乐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全力推动中国交响乐的职业化发展。
这一年，上交“130岁”。从解放前的工部局乐队，到解放后历经黄贻钧、曹鹏、陈燮阳三代指挥的大力推动，这个亚洲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站在了职业化运作的新起点。
此后的8年，余隆与上交一道，用许多事实、数字，和更多类似“200元收据”的故事证明，职业化为中国交响乐注入了活力。
解放周末：您担任上交艺术总监已经8年，这8年里上交有了哪些变化？
余隆：准确地说，上交的变化是从2008年乐团理事会成立开始的。从这之后，乐团建立了理事会遴选聘用艺术总监机制，实现了音乐季演出计划，推出符合国际惯例的预售票制度，形成“上海新年音乐会”和“上海夏季音乐节”两大品牌，进入国际主流演出市场，建立上海乐队学院，举办国际性小提琴大赛，开始“团厅一体”的全新运营模式……这其中，许多举措都是全国领先甚至全国唯一的。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上交在全国同行中已经成了职业化的范本。
解放周末：据说，您担任音乐总监，最注重的是制度建设和严格管理，最强调的是标准，这是为何？
余隆：这可能和我留学德国有关。在德国除了音乐专业的学习外，我最大的感悟是，对任何事情都要有标准。建立制度和标准很重要，所有工作的职业化，都是以简单、规范的方式去解决复杂的问题。职业化就是给我们每个行业打下地基。
解放周末：近年来全社会倡导“工匠精神”，而在以“德国制造”闻名的德国，与“工匠精神”最接近的词就是“职业性”。
余隆：无论是我们所说的“工匠精神”，或者德国人所说的“职业性”，都应该是各行各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态度。但在今天的中国，无论哪个行业，对标准和制度似乎都缺乏敬畏。经常自己改动标准，按照怎么适合我这个机构、我这个人的发展去改动。这和社会比较功利，一些人过于急功近利有关。
所以在这点上我很欣赏上海人的作风，就像我从上交的工作伙伴身上看到的——做事规矩、精准精细，低调务实。
解放周末：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像上交这样的艺术院团，职业化的过程，也是国际化的过程？
余隆：是的，我们与国际对话，与国际接轨，也是指模式和机制的对接。如果机制不对接的话，就无法把中国文化的声音传递出来。
职业化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事，必须不断地打磨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让它更加符合艺术规律。现在我们在研究如何既要满足世界的既定标准，又要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我们希望能够探索出一个“中国模式”，将来成为世界乐坛的一个范本。
解放周末：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符合中国现实，并不容易，有什么具体做法？
余隆：举个例子，去年我们举行首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这是中国古典音乐界第一次举办的全球顶级赛事。
这个赛事的名称，有人说叫“上海国际小提琴比赛”就可以，我说不行。国际上许多顶级赛事，像柴可夫斯基大赛、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都是用著名音乐家命名的。按照这个惯例，可以为打造一个一流比赛奠定基础。我觉得斯特恩最合适，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之一，也是西方第一位来华演出的小提琴大师，和中国有深厚渊源。我和斯特恩的后人沟通了两年，终于把这件事落实了。
一般来说，国际知名的小提琴比赛曲目通常全部为外国作品，但我们将《梁祝》纳入规定曲目，目的是传递中国文化。打分的时候，国外一般要求评委必须对自己的学生回避，当时我就说不建议。因为这不能体现比赛的公正性。我认为分数应该公开，把所有东西放到台面上。后来我们就用了这个方法。
这样的尝试，就是试图在国际标准的大框架下制订有中国特色的流程和标准，这也是我们的创新。
音乐
音乐和我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私人对话关系，音乐和人，就像水和容器
余隆成长于一个音乐世家。
父母皆为音乐家，外祖父丁善德不仅是著名作曲家，也是余隆的音乐启蒙和人生导师。余隆先学钢琴、打击乐，后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师从音乐教育家黄晓同；1987年留学德国柏林高等艺术大学，受教于德国歌剧指挥家鲁宾斯坦等名师。
当余隆四处奔波，推动乐团职业化，传承中国交响乐的薪火时，这个音乐世家的“香火”，却眼看着要断了——余隆的女儿放弃了学习已久的钢琴，如今的专业也与音乐无关。
但身为父亲的余隆并未干预，对此也毫不遗憾：“不学就不学了，音乐更多的乐趣在于欣赏，而不在于训练。”
解放周末：这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音乐的“热爱”似乎达到了一个高峰。越来越多的家长花费大量的精力、财力，为孩子提供音乐教育。您怎么看？
余隆：我希望现在的音乐教育少一些功利性，少一些专业性。
音乐是非常理性的艺术，学习音乐需要理解音乐、思考音乐。这是需要一点阅历才能做到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学音乐，大部分都比较痛苦。因为小孩体会不到音乐结构上的美、逻辑上的美，只有单纯机械的训练，这种痛苦我非常能够理解。
解放周末：但当孩子开始懂得音乐的时候，往往就过了技术训练的最佳年龄。不少家长为了不错过这个黄金时期，采用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强制方式。
余隆：孩子不是一个盆景。本身一棵挺好的树，非得把树枝扭过来扭过去，有什么意思？不少家长的目的是让孩子成为优秀的演奏者甚至音乐家，但我想说，难道你的孩子非得是个伟大的音乐家吗？世界上哪需要这么多音乐家？就算他成了音乐家，如果他在这个职业里找不到乐趣，那又何必呢？
解放周末：您觉得，我们究竟应该从音乐教育中获得什么？
余隆：音乐最重要的是想象力。打个比方：音乐是水，当你的想象是方的，音乐就是方的；当你的想象是圆的，音乐就是圆的。音乐和人的关系，就像水和容器的关系。我们应该通过音乐教育，提升孩子的想象力，让孩子越来越自信地畅游在想象的空间里。
所以我不提倡这样的“音乐教育”——在听音乐会前先上一堂课，听所谓的专家进行各种解读。音乐是需要每个人展开想象的翅膀，去全身心欣赏的。但你却告诉他这个地方是一匹马，那地方有一条狗，跟着别人走，就丢掉了自身的想象力。
解放周末：据说，您曾经专门向指挥家李德伦先生请教，怎样才能更好地欣赏音乐。
余隆：当时我问李先生音乐如何才能感受得更深？李先生只跟我说了一句话：好听就行。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音乐和我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私人的对话关系。选择听柴可夫斯基，还是刘天华，是没什么道理可讲的。音乐是一面镜子，当你听音乐的时候，能看见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想象力是大是小、是宽是窄；音乐也是一种情绪，音乐语言超越国界，每个人的感受都是私人化的，反映的是自己的心境和人生的追求。
所以我不要求我的女儿一定要成为演奏家，但我希望她喜欢欣赏音乐。交响乐不是奢侈品，大家一起谈论音乐是件非常美好的事。
解放周末：您在培养孩子时最看重的是什么？
余隆：小孩子应该有自由生长的权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两个能力——判断力和想象力。一个有判断力的人，一个辨是非、明事理的人，是有底线有坚持的，能在任何情况下保护自己，不会行差踏错。
而有想象力的人是有创造力的。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无论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还是人和人之间，最大的竞争力来自于创造力，而创造力源自于想象力。音乐的魅力或者说价值正在于想象力。
青年
我们这一代人是音乐接力棒中的一棒，我们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
2016年10月，余隆接受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颁发的外籍荣誉院士称号，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音乐家。
对于这一荣誉，余隆没有从个人层面理解，而是将之视作“国际社会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音乐事业的关注和肯定”，“中国音乐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日益提升的体现”。
上世纪60年代出生，70年代成长，80年代出国，90年代归国创业……年纪愈增长，余隆愈感激这个时代，它给自己带来太充沛太丰富的阅历和体验。
所以，“能够让我们国家在世界文化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把中国文化的精髓传播到国际主流社会，我们这代人的这种自豪感是最明显的”。
解放周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评价您，“在音乐教育上的远见与努力，对古典音乐领域和现代文化都产生了影响。”此前，您创办上海乐队学院，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创办这样一个学院，出于怎样的教育理念，又试图弥补当前音乐教育的哪些不足？
余隆：现在的音乐专业院校很多，但就业率很低，大约只有10%，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虽然音乐专业毕业后可以创业，可以当音乐老师，甚至转行，但国家投入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学生耗费了宝贵的青春，这些都是巨大的浪费。
解放周末：这是不是因为教育和市场需求之间的脱节，尤其是经过了大规模扩招之后？
余隆：有一定脱节。音乐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是独奏家，但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多独奏家。所以我们办上海乐队学院，通过纽约爱乐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的联合培养，搭建学生从学校走向乐团，成为职业乐手的桥梁。目前第一批学生刚刚毕业，就业率是100%。
解放周末：一方面是专业院校培养的人才过剩，找不到工作；一方面是音乐界在感慨优秀青年人才太少。这似乎是一种悖论。
余隆：现在活跃在国际上的音乐家，谭盾、叶小纲、陈其钢、郭文景等，大多是77级78级的，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年轻的优秀作曲家，像赵麟这样的凤毛麟角。所以有时我特别急迫，因为太想看到二三十岁的优秀作曲家出现在国际视野里。
这也是我们特别关注青年人的原因。上交推出“音乐地图”，每年的夏季音乐节也将音乐教育作为与节目平行的主干，不久前又推出了“中国艺术拓展计划”，都是想把高品质的音乐教育资源带到全国各地，为青年人搭建国际化的平台，创造多元的拓展机会。
解放周末：近年来，您多次率领一流乐团和黄蒙拉、孙颖迪、贾然、王雅伦等年轻的演奏家合作，力促一批中国的年轻指挥在舞台上磨砺，比如黄屹、杨洋。我们需要建立怎样的机制，让更多的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余隆：作为指挥当然应该主动去听、去看、去发现有能力和才华的人，但推荐也很重要。坦率地说，我们还欠缺有效的推荐机制。
职业乐团不太可能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去试一个新手作曲家的作品。二者对接时，熟悉各大乐团情况又了解创作能力，独具慧眼的推荐人就必不可少。但是以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现在大多数人推荐自己作品的多，介绍学生的少，更不用说推荐和自己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了。
所以我也一直强调，专家一定要秉持一颗公心，不要搞小圈子，要考虑到音乐的传承和延续，有这个胸怀去推荐年轻人，给他们机会，因为他们才是我们的未来。
解放周末：音乐事业是需要一代代传承的。
余隆：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是站在老一辈人的肩膀上的，是薪火相传的无数接力棒中的一棒。我们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千万不要只看到自己一城一池的得失。尤其是做文化的人，应该有大格局，把事业一代代地薪火相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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