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20世纪荷兰殖民地印尼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与传播

文|清幽说

伦理政策并未真正缓解殖民统治与土著精英的紧张关系。伦理政策表面上旨在推动土著人口的进步与繁荣，但其极端伪善和野蛮的殖民本质没有改变。

在改革中，受西方思想影响而崛起的新精英阶层开始反思自身在殖民社会中的角色和定位，加速了被殖民的荷印土著社会的思想解放进程。

新精英、新关系与印尼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传播

首先，城市的发展对民族主义的兴起产生重要影响。

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城市中形成的理念，城市在创造印尼情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不仅因为城市是教育、工作的中心，也因为城市所代表的现代化特征。这种现代意识，特别是要求进步的需要，对培养印尼民族主义相当重要。

不仅如此，城市新生活同样为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机会。

一方面，城市中的影院和剧院给许多城市居民提供了重要的社交活动场所；另一方面，一部分人也利用这些场所举行会议。

这些会议经常包括集体研讨或辩论，人们借此表达一种不公平感，这种不公平感又引发出一场民族主义运动。

这些会议场所为土著表达自身意愿，凝结团结意识，促进各族人们进一步交流与交往提供平台。

因此，土著尤其是新精英在城市中不仅摆脱了传统的生活和传统的权威人物。

其次，教育的现代化促使民族主义的发展与传播。在教育改革中，前往集中在城市的西式学校求学的土著知识分子转变成了新精英阶层。

他们在提升自我的同时也受到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冲击，逐渐意识到其所处的地位以及族群间的不平等关系。

教育改革培养的杰出土著新精英阶层不仅没有顺应荷兰的“同化”与“联合”政策，反而运用西化知识挑战荷兰的统治地位。

文学作品成为新精英表达不满与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媒介。例如，接受西方教育的阿卜杜尔·穆伊斯毕生从事反对荷兰统治的斗争。

尤其是他在192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错误的教育》中通过受西方教育的印尼青年汉纳非与印欧混血姑娘珂丽的恋爱故事，塑造了汉纳非深受荷兰奴化教育毒害的人物形象，深刻揭露了荷兰殖民统治下种族歧视和殖民奴化教育的危害性。

此外，殖民机构原本要求学校扮演文化机构角色，而教师则被期望在土著社会宣传机构制定的文化认同概念。

但事与愿违，土著在经历西式教育后逐渐觉醒了民族意识，文化认同机制发挥不了作用。

不仅如此，不少教师正是由这些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学生转成的。他们成为教师后不仅没有传播机构指定的文化认同概念，甚至宣扬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思想。

更为重要的是，留学欧洲的学生经常会遇到激发他们意识并向他们介绍西方民族主义和立宪制度观念的课程和大学环境。

他们在完全西化的环境中受到的思想冲击远比本国要为剧烈。尽管荷兰从来没有施行鼓励当地人前往欧洲求学的政策，1900年荷兰也仅有5名印尼人。

但随着西化教育改革的进行，不少土著新精英在资本允许的情况下选择前往西方接受教育，且人数迅速增加。

1906年，他们开始举行非正式会议。1908年，人数增加到23人，逐渐组成土著团体以鼓励所有学生之间、印欧人和印尼人之间的交往，促进了留学生的思想交流与团结。

1922年，留学荷兰的土著学生成立印度尼西亚协会，主张争取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对殖民机构持不合作态度。

1924年，人民委员会给荷兰驻柏林大使的一封信中提到：“荷兰殖民机构的不作为使得印尼年轻人与荷兰对抗。

这种不满或多或少地弥漫在本土知识分子圈层，尤其是在荷兰留学的学生中以惊人的速度蔓延。”

印度尼西亚协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发挥作用。其一，通过远程书信指导与推动印尼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团结的发展。

其在1931年寄回印尼的一封信中便提到：“无论是民族主义者、普里亚伊和知识分子，亦或是印尼农民、工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应该团结起来反抗殖民”。

其二，一些留学生回国后积极宣传西方的自由思想以及现代主义思想。

可笑的是，从西方传入乃至通过荷兰人传入的思想最终成为结束荷兰殖民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新精英的不满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

首先，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并未真正解决土著的就业问题。

许多接受西式教育的土著知识分子就业前景黯淡。他们原本企图通过接受西化教育获得更多机会，但事实上不少新精英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法适从。

以巴达维亚为例，在20世纪20年代，拥有西方教育文凭的土著失业率达16.5%。甚至在1929年9120名讲荷兰语的印尼毕业生中就有5220人无法进入西方企业部门。

正如荷兰机构官员在报告中提到，教育改革创造了一批“无产知识分子”，他们因机构提供了获得晋升资格的机会却没提供就业的可能性而对机构产生不满，很容易成为煽动的目标。

此外，对于中下阶层的父母而言，他们为使其后代获得荷兰语教育而负担了极大的经济牺牲。

但很明显，“这些牺牲都是无效的，然后失望与愤恨开始形成。”上到新精英，下到普通民众，民族主义产生于不满之中。

在荷兰统治的压迫与剥削下，印尼人产生极大抵触与不满心理，并逐渐意识到独立与权力的重要性。

苏加诺曾提到：“我们印度尼西亚人清晰意识到棕色人种和白色人种之间存在明确界限：棕色人企图获得权力，白色人则想要保留权力，这意味着二者之间的关系正达到一个恶化的高潮阶段。”

在此背景下，愈发多的新精英开始发挥作用，影响印尼社会的发展与历史进程，催化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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