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芳蓉与张桂梅的启示：留守女孩如何打破性别不平等与观念歧视？
文 | 马丽 （社会学家）、李晋（思想史学者）
人们普遍会认为，是观念的改变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然而事实上却通常相反。我们的观念经常滞后于社会行动的变化，以至于无法理解我们自身，也无法理解他人。我们却认为，世界就是活在我们观念中恒久不变的样子。
近来有两条关于高考的新闻，成为坊间讨论的热点。第一条是湖南高考考生钟芳蓉取得了676分的成绩，位列湖南省前十名。这条新闻之所以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是因为钟芳蓉还是一位乡村留守女孩，父母常年外出在广东打工。此外，女孩所要报考的专业是人们观念中的“冷门专业”考古学。
“高考”、“北大”、“留守女孩”、“考古学”这些词叠加在一起，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引爆舆论。之后，人们对于女孩钟芳蓉报考古学专业的讨论，也一度成为了热点话题。换句话说，对于热点新闻的讨论本身，都成了热点新闻。网上一度出现很多评论，认为钟芳蓉学考古学是错误的选择，有嘲讽有加的，“到就业的时候就哭了，分分钟教你做人”；有替她家庭和未来操心的，认为“这种家庭应该选毕业后可以赚更多的钱的专业，比如北大经管”；也有一些似乎洞悉了他人心理的网络“心理学家”和“人生规划导师”认为，“估计老师们都失望了。注定不是一个大富大贵的行业”……无论是出于好心还是嘲讽，这些言论的出发点之一就是，留守女孩因为她家庭的背景，应该选择一个赚钱的专业，而不是这样“不切实际”。
好在这些负面的评论并没有掩盖住温暖，钟芳蓉的决定不仅仅获得了家人无条件的支持，也收到了考古、文化学者、博物馆公号各方面的支持。当有记者问起女孩钟芳蓉为什么选择考古学时，得到的回答是，这是她自己的爱好，作为自己梦想的追求，并且她也不怕吃苦， “我在农村长大，我觉得在农村吃过的苦也不算少，考古的辛苦应该在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我相信自己能战胜这种辛苦……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有点理想主义的，会更加偏向于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梦想，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好。”让人更感动的是，钟芳蓉的家庭非常支持她的决定，尽管她的父母只有小学和初中文化，常年外出打工，却一直尽量为她和弟弟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期待“知识改变命运“。
第二条新闻是关于63岁女校长张桂梅和“大山里的女孩”的高考故事。张桂梅是丽江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这所学校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办学的初衷就是改变这些女孩的命运。张校长在过去教书中发现很多来自偏远山村的女生，不断地从教室中消失，要么被迫打工要么被迫嫁人，甚至有些女孩十三四岁就不得不因为家庭的贫困和性别等因素而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
张桂梅认为， “我们经常说，要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公平的起跑线，可这些女孩却连上起跑线的机会都没有”。为了创造这个机会， 2008年张桂梅创办了这所女校。到2020年，大约有1600多位女孩从这所学校考上大学。张桂梅怀有的理念就是，“一个女孩可以影响三代人”，一个有文化和责任的母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这位让人感动的校长也被媒体称之为“燃灯校长”，她也传递了一种对于这些孩子的尊重，她不用“贫困“来形容这些学生，而是叫她们 “大山里的女孩”，因为这不仅涉及隐私，也是对她们尊严的保护。
这两则新闻尽管讲述的是不同的主人公与高考相关的故事，但是从深层上反应了一些共同的问题，就是留守女孩如何通过高考实现自己的梦想，或者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更进一步，女性如何能够在社会中摆脱一些不平等的歧视传统和偏见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而外部的社会应该提供怎样的环境来帮助她们？
国家统计局2019年年鉴颁布的“进城务工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在校情况（2018年）”统计表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中，在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女生占比分别为44.4%和44.1%。在农村留守儿童中，上述比例分别为46.7%和46.8%。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12月发布的“2018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统计监测报告”的数据，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2018年全国女生所占比例是46.5%。
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和农村女生所占的比率并没有显著的差别。事实上，尽管城市和农村在基础教育的投入上仍旧差距较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自身女生入学率和所占比率还是相比过去要增长很多。
但是，在高考之后的高等教育阶段，根据统计和学者研究（如罗立祝2011，宋小平2012年等）的研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重点大学中的农村考生的录取比例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而普通大学和大专以及二级学院等农村生源比例却大幅上升，学者杨东平在《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总结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具有更多社会资本的城市阶层的子女更容易进入重点大学，占有较大的份额，而社会资本相对匮乏的农村学生只能选择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学校。
在《无声的革命》一书中，李中清等学者也指出，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客观上缩短了接受高等教育的男女比例差距，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女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趋势都呈上升状况，女性甚至占到了高等教育比率的一半以上，但是如果在城乡之间进行性别公平的比较时，农村学生的性别不平等就被凸显了出来，如1999年北京大学男女生入学比率按照城乡背景区分后进行比较的结果是，城市1:1、乡镇2:1、而农村组是3:1。 也就是说，一位农村女孩进入到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比农村的男孩更难，更凸显出了性别的不平等。还有研究指出，乡镇的女生在进入名牌大学如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时，不仅仅要面对城乡之间的差距，还要面对性别所带来的困难，并且越好的大学，这种困难也就越明显。
根据这些宏观数据所得出的结论被学界称为性别不平等。它概括了钟芳蓉和张桂梅等这些活生生的故事，以及无数想要克服这些不平等的“留守女孩”和“大山里的女孩们”。
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两个新闻对我们这个喧嚣的时代有着更重要的意义。首先，我们看到了一种真正有活力的女性主义。近年来，网络媒体中充斥着各样的“女性主义”和对其的污名化，在刻板印象中，“女性主义”要么就仅仅和性联系在一起，要么就被当成“厌男症”或者成为了“拜物教”的变种。然而，在这两个真实的新闻中，却显示出了女性在面对一些客观条件上的不平等和困难时所展现出的勇气。在钟芳蓉的身上，展现出了一种自我认识，她的身份和选择的权利不是外界所强加的，而是她说的听从自己的声音，并且能够为自己选择吃苦、有责任的担当。
哈佛大学著名的学者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在她的经典之作《不同的声音》中指出，“就妇女把自己看作没有选择权利而言，她们也相应地让自己摆脱了这个决定所包含的责任。在她们孩子般的依赖以及由此而来的怕被抛弃的脆弱中，她们声称只想取悦于人，但也希望自己的美德有所回报，即期望被爱和被关怀。因此，这是一种始终处在危险之中的‘利他主义’，因为它以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为前提，这个受害者由于意识到已经作出的交易而处于不停地作出让步的危险境地。”
在社会里，女性的成长常常因社会的构建，会认为只有在认识他人的情况，才逐渐认识自己，导致女性在建立关系和认识自身中都处于一种沉默中。相比男性而言，女性通常会用他人的声音去表达而不是表达出自己的内在世界，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时候。这种对女性的塑造，在吉利根看来甚至“妨碍了妇女的政治声音的发展以及在公共世界的出现……这些导致她们并不说出自己知道什么，因此后来也就不知道什么，这是一种预兆——许多妇女感到有一条体验的毯子从她们身下拉了出来，或者越发地不把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当做真实的，而是当作虚构的东西来体验。”
当钟芳蓉说到要听自己的声音时，这需要一种非常大的勇气，也是她能够选择一个看似不被人理解的“冷门专业”的内在的动力。通过教育等不同的途径，能够给予像她一样的“留守女孩”或“大山里的女孩”对未来的更多选择的可能，正是一个社会进步繁荣的标志。正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约翰. 密尔所说的，“人不再是生而即有其生活地位，并不可改变地被钉在那个位置上，而是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机会去获取他们最期望的命运。”
其次，这些新闻所反应的，不仅仅是性别不平等和克服这些不平等的勇气，更是关于要怎样打破人们观点上的歧视和不平等。性别的不平等的基础常常被人们的观念说固化。当下，人们也许不再会接受直白到“女子不如男”这样千年以来的传统观念，但社会总体观念氛围对于身份的歧视和对女性的物化却仍旧非常严重。
比如张桂梅办学的初衷，就是因为亲身经历着贫困地区的女孩大量失学的现实，而这个背后则是对女孩身份和价值所固有的观念上的不平等。在很多反对甚至嘲讽钟芳蓉选择的人看来，留守女孩和打工子弟只能够选择一些实用、能够赚钱的专业，而不应该有自己过多的喜好。然而，这种实用性的观点和女性遭受歧视的观点有着某种同源性。
传统-农耕社会中，女性之所以遭受不平等和歧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们无法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所创造的价值决定了女性所处的地位。这种固有的文化观念上的成见在现今就转化为了物化女性的观念基础——只有职业和社会有成就的女性才应该享有权利，要么就将希望寄托在婚姻市场的交换之中。
而在“大山里的女孩”的故事中，正如张校长所说，“一个女孩可以影响三代人”，是因为她们更有文化和责任，这是观念的变迁。她们所坚信的“知识改变命运”绝不是仅仅因为教育提到了未来的收入回报那样，而是能够走出大山，享有更多的尊严和具有自我的权利意识。那些异议的声音恰恰忽视了，一个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和进步，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丰富，更是个人选择权利和自由的更多的扩展，而这样的进步最需要破除的，就是人们所固有的、性别等的歧视和偏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他还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时，一次回英国入海关时，移民官检查了他的外国护照，看到了他的家庭住址（院长公寓的地址），就问他这位院长是不是他的密友。显然在移民官的意识中，南亚人是不应该成为院长的。森对这个问题迟疑了片刻——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能否称为自己的朋友，但是他还是决定回答“是”，因为觉得他一向对自己不错。然而这一幽默回复，反而导致移民官更多的怀疑，要求他进一步解释，并想要了解森是否非法居住在英国。
也许很多时候，在面对“留守的女孩”和“大山里的女孩”的时候，我们也扮演起了那位尽职的移民官，在不断审查他人的时候，却忘记了自己已经戴上了被社会规训的有色眼镜。社会桎梏让人们无法了解到他人背后的故事，就已经匆匆定下别人的人生轨迹和成败。在这样一个后新冠时代，谁又可以为谁定下人生的节拍呢？在女性受教育问题上，机会的平等与整个社会的观念进步都是息息相关的。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后一个舞台上扮演着某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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