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贺桂梅：人文学者的想象力

编者按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贺桂梅（拍摄时间：2005年）

贺桂梅，湖北嘉鱼县人。1989年起就读于北京大学，分获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15年度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200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党委书记。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女性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化批评。出版专著《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历史与现实之间》《“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文化研究》《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等，学术随笔《西日本时间》等。

我的批评观

人文学者的想象力

贺桂梅

我一直想寻找到一种能够连接“跨学科视野”与“文学问题”这两个层面的语汇，来比较准确地传递我的某种思考。比如，像美国批判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把这种想象力概括为“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议题”的转化，台湾学者将其译为“全球思考，在地行动”，即“把特定个人或群体所感受到的、特殊的、在地的‘困扰’，转变成公共的议题”。这种“全球”／“在地”、“公共议题”／“个人困扰”之间的辩证关系，比较类似我试图讨论的“跨学科视野”与“文学问题”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一种单向度的运行，而包含着双重视阈或双重的运行轨迹：一方面是从“文学研究”当中走出去，获取某种跨学科的能介入当代社会讨论的公共视野；另一方面是把文学问题放置于一种新的批判视野当中，重新加以理论化，并与公共议题形成某种互动关联。

从文学研究中“走出去”，这不算是什么新鲜的提法。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已有许多学者在实践着“跨学科”批评，以至于我们越来越经常地听到一种抱怨，说搞文学研究的人不研究文学了。我所谓“走出去”，固然意味着“跨学科”，比如去了解历史、哲学、思想史等领域如何谈论相关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指“公共视野”的获得。“公共”是一种比较含混的说法，这不是所谓“时髦话题”或“学术潮流”之类，而是指基于现实处境和社会认知而形成的某种相同或相似的问题意识或论述空间。1999年的时候，一些学者曾发起对“纯文学”观念的批评，认为正是这种主流观念导致90年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丧失了参与和介入社会变革的能力。我觉得这种批评或许针对当代文学研究更为有效，因为90年代的当代文学研究确实早已丧失了80年代的那种风光。这固然和文学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有关系，也与当代文学研究封闭研究视野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封闭性”有时表现为无法与社会现实形成真正的互动，有时也表现为无法与其他学科、领域形成对话关联。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至少有很大部分是与学科、学院体制的成熟和封闭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正是最具跨学科特征的文化研究、思想史研究，表现出了最为突出的参与和介入社会的活力。而作为一个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尤其像我这样的接受科班训练而成长的人（在我这个年龄往后，只具有“苍白”学院经历的人大概会越来越多吧），应当有一种自觉的跨越专业界限、学科界限的意识和眼光，才可能不完全被学院体制塑造，并形成某种公共意识。

但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我认为仅仅“走出去”是不够的，还要具有一种能“返回来”的能力（当然不是指必须回到文学），也就是通过对文学问题的研究参与到公共讨论当中，或者能够把文学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在我的理解当中，文化研究所谓“跨学科”特性，事实上是一种不同专业的学者共同参与的“论述空间”；问题是公共的，但不同专业的参与者则带入了相应的专业视野和技能。没有一定的专业训练基础，大概也成不了一个好的文化研究者。同样的道理，不是立足于某一专业、学科领域，大概也很难把公共议题的讨论变得深入和复杂。这是一个双重的改写过程：一方面，公共视野使我们摆脱了体制化的专业眼光和批评话语，将文学问题置于更大的语境当中，从而显现出单一学科（专业）视野无从发现的问题，或将文学问题纳入新的问题系；另一方面，通过对文学问题的讨论，使得公共议题变得具体和复杂。基于这样的原因，在讨论某些文化研究、思想史命题时，自觉地尝试着“回到文学问题”（但不是“回到文学自身”），即把有关问题的讨论落实于对文学（史）论题的重新阐发上，或许是一种可行的批评实践。

所谓“走出去”，涉及如何获得较为开阔的文化视野、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累积和某种“知识分子”的介入意识；所谓“返回来”，则意味着将文学问题重新理论化或转化为公共议题的能力。这两个层面的结合，我想仿照米尔斯将之称为“人文学者的想象力”。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

批评家印象记

贺桂梅印象

蔡翔

大概是2000年的1月，或者是1999年的12月，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冬季，北京的街头，飘着一片一片的雪花。那一次，我是应戴锦华的邀请，到京城参加一个文化研究的会议。会议在北京的一个什么酒店，应该很远，坐车坐得很困，车总是在开，但一路上还是非常繁华，繁华一路地延伸下去。这是一个都市化的时代，都市的空间肆无忌惮地膨胀着，显得异常畸形。

会议是戴锦华组织的，组织会议的人总是很忙，戴锦华也一样忙得眼花缭乱，一边发着牢骚，一边飞快地算账，给人报差旅费，还没忘记抽烟。这里忙完了，那里就又神安气定地开始主持会议，滔滔不绝地发表见解。

但是，我记忆最深的，还是跟在戴锦华后面的几个女孩子，戴锦华每见到一个人，就会把这些女孩子介绍一番，关爱之情，溢于言表。那时候，戴锦华好像有一个什么文化研究的课题小组，这些女孩子大概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这几个女孩子都在会议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很受会议好评。在中国，也算是比较早的文化研究的成果了。

当时，贺桂梅就是这些女孩子中的一个，人长得瘦瘦小小，但好像已经是博士生了，少了点活泼，但多了几分沉稳，站在戴锦华边上，显得很安静。那一次，贺桂梅做的，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做得很扎实。当时我还在《上海文学》工作，会议结束后，我就把贺桂梅和另外几个女孩子的文章都拿了回去，并发表在2000年第5期的《上海文学》上，我还记得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对1998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

那时候，我一直以为贺桂梅是戴锦华的学生，有一次在上海见到戴锦华，还问她：“你的学生贺桂梅现在怎么样啊。”戴锦华就笑，就赶紧声明，说贺桂梅是洪子诚老师的学生，都毕业了，留在北大，是同事了。听戴锦华这么说，我倒有点尴尬，张冠李戴，但想到贺桂梅那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倒也真是像洪子诚的学生。

后来，我还见到贺桂梅几次，还是那么寡言，但也开始抽烟了。抽烟的贺桂梅，更像戴锦华，但偶尔憨厚地一笑，又像极了洪子诚先生。

的确，在贺桂梅的文章里，我常能感觉到戴锦华和洪子诚的影响痕迹。应该说，贺桂梅对西方理论非常熟悉，而且能很熟练地运用，并由此形成一种凌厉的叙事风格，这是很典型的戴氏标签：但和戴锦华不同的是，洪子诚的史家眼光又很深地影响了她的行文，她的叙事常常穿越现在，行走在历史中间，而在历史中的行走，却又使贺桂梅显得颇为沉稳，戴锦华的理论犀利，在贺桂梅就显得更为内敛。有这两位老师的言传身教，贺桂梅真是很幸运了。

后来，贺桂梅的文章就渐渐多了起来，然而最使人高兴的是，戴锦华和洪子诚的影子在她的文章里渐渐隐去，贺桂梅却在自己的文章里慢慢走出，而且一点点变得清晰起来。

我很难全面地评价贺桂梅的文章，但她的文章的确使我心动，那种跨学科的努力使她的史家眼光显得更为开阔，有时候，已经很难说她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史研究，但问题是我们真的有一种“纯粹”的文学史研究吗？贺桂梅继续在关注理论，理论帮助她提出自己的问题，而提出问题，正是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所在，起码也是这一意义的“之一”。批评是对这个世界的另一种解释方式，而我们也总是生活在各种各样的解释当中，而如何把那些“解释”的剩余部分打捞出来，并给予重新的解释，这正是理论所要承担的任务。

也许，有人会认为贺桂梅的文章过于“学术”，少了一些生动或者活泼，但这只是因了不同的批评框架，相反，我倒以为，当代文学的研究，在今天则需要更多的“专业性”，这种“专业性”或许能帮助我们走出狭窄的“经验”限制，更深刻地进入文本内部。在我们重返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和政治相遇。我有点惊讶的是，贺桂梅在生活中显得很安静，然而在文章里，却有着一种蓬勃的热情，一种对世事的关注和忧患，或许因此，她的研究中，思想史的味道很浓。我在和贺桂梅以及更多的年轻人接触以后，对70后、80后这些所谓的“代际”标准开始怀疑起来，80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恰恰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延续了下来，当然，它也同时在经受他们的质疑和反思。这或许也是我从不对大学的文学教育全面否定的原因之一。

一种批判立场的确立，使我们对现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而持一种简单的立场去重新肯定传统，并以此作为我们的乌托邦所在，这除了说明我们思想或者经验资源的贫乏，其他什么也说明不了。我不太清楚贺桂梅内心真正的想法，在我，似乎一直生活在某种悖论之中，左冲右突而不得出其围。但有一点，我仍能感觉到，贺桂梅在重返历史的时候，其态度仍然是相当慎重的，当然，少了一点轻狂，或许会使贺桂梅在她的学术道路上倍感寂寞，无人喝彩，少有人响应。但是，如果去掉世俗之心，这些又能说明什么？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就此放弃对未来的探寻，放弃“希望的哲学”，我一直相信，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艰苦的分析中，也许，我们最终还是能够为历史提出某种新的选择可能，但是，这一切只能建立在认真和艰苦的学术研究之中。

贺桂梅大概是那种很难为外界意见左右的人。有一次，大概是在海南岛的某次会议上，大家对贺桂梅还有另外几个年轻人的发言提出了各种意见。事后我问她对这些意见的看法，贺桂梅只是很谦虚地一笑，这谦虚的一笑，既可以理解成一种倾听的姿态甚至大度，也多少透出了她骨子里的某种自信。

（蔡翔，时供职于上海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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