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长卿这样一位盛唐中唐之间的“名手”，我们应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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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 刘随州集提要》评价刘长卿说：“长卿诗号‘五言长城’，大抵研炼深稳而自有高秀之韵。其文工于造语，亦如其诗。故于盛唐中唐之间号为名手。”这是大抵公允的。对于这样一位盛唐中唐之间的“名手”，该如何评价呢？或者说他的诗歌在文学史上有何价值呢？

和刘长卿同时代的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曾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刘诗的缺点：“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对这一观点，后人基本上持肯定态度。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就和着高仲武说：“惜十章以还，便自雷同，不耐检。”《四库全书●刘随州集提要》更认为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说的十首以上语意略同为“识微之论”。他们批评王士祯论诗绝句中所云“不解雌黄高仲武，长城何意贬文房”为“非笃论也”。不同意高仲武观点的还有范晞文，他在《对床夜语》中认为刘长卿的《湘中纪行》十首，“皆胜语也”，“词妙气逸，如生马驹不为缰络所掣，读之使人飘飘然有凭虚御风之意”。由此他指责“谓其思锐才窄者，不亦诬矣”。该如何看待他们的评论呢？

我认为，如果论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诗人的某一个问题进行评论，则很难区分孰是孰非。高仲武批评刘长卿“思锐才窄”是从他的诗歌的雷同现象这一角度出发的，而范晞文指责高仲武是从刘长卿有“胜语”、有“词妙气逸”之诗这一角度出发的。因此，他们两者都有自己的理由，或者说都没有错。究竟刘长卿诗是否有语意雷同现象，刘长卿本人是否“思锐才窄”，其实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通读刘长卿诗集，不能不承认他的诗确有雷同的现象。诗的雷同有种种，从时间上说，诗人作诗往往前后相差几十年，前面写过的诗往往后来又重写，这在文学史上并不罕见；从诗歌内容和形式来说，由于诗人特殊的个性气质，特别是作为一种持久的特殊心境，使诗人往往去捕捉大致相同的景物，运用大致相同的语言、手法，从而创造出大致相同的意象、意境，这对诗人来说也并不少见；

从文学的历史继承来看，由于后人酷爱某一前人，从而借鉴、模仿此人的创作而造成雷同，这种现象亦并非没有。笔者认为，刘长卿诗歌的重复属第二种情况更合适一些。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无法掩饰，前面已有例句说明，兹不复述。至于是否由此而评断刘长卿“思锐才窄”，这忍怕倒不一定。所谓“思锐才窄”，大概就是说他思想敏锐，但却才能狭小口。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刘长卿思想既单一而又复杂。儒家思想是他的根底，释、道（道教和道家）哲学是他的辅佐。如果说他一-味沉浸在自我的失意挫折之中而不能高扬雄心或彻底解脱，那我们再把目光扩大一点，便会发现，这种矛盾、苦闷、彷徨不独刘长卿有，可以说整个中国士大夫，尤其是失意不幸的士大夫，都和他有着或深或浅的相似性。

从刘长卿诗歌本身来说，重复的现象是很普遍，但这似乎与他的才能并无多大关系。从表面看，他的诗歌缺少变化，题材狭窄，表现手法单调，简单重复的地方并非绝无仅有，由此得出他才能狭窄的结论好像并不过分。但如果我们不就诗论诗，而是深人涉及他所处的社会、时代、人生，他特殊的个性气质，特殊的心境，那我们便会发现不少底蕴。艺术并非仅仅只有才能就能创造的；有才能的人多得很，但并非人人能诗，亦并非能诗就尽是好诗。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更是文学家自我人生的反映。刘长卿--生多坎坷，这坎坷的一生使他长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包袱，他已处于一种难以扭转的郁郁伤痛的心境之中。这使他的审美情趣、艺术思维带有很大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反映在诗歌中，便不可避免地给人一种重复、简单的印象。

当然，这不能说和才能的大小没有丝毫关系，但能否由此说这就是才能狭小的结果呢？恐怕不能这样简单下结论吧。清卢文招认为：“随州诗，固不及浣花翁之博大精深、牢笼众美。然其含情悱惻，吐辞委婉，绪缠绵而不断，味涵泳而愈旨。子美之后，定当推为巨擘。众体皆工，不独五言为长城也。”这段评论，在有关刘长卿的评论中，可谓登峰造极。前面我们分析了刘长卿诗歌深沉蕴藉的风格，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很接近杜甫。但是杜甫之后的名诗人还有不少，称他为“子美之后的巨擘”，似显过誉。不过，刘长卿确实又是一个“名家”。他经历了盛唐，但他诗歌的盛唐风格却流露不多，而且这仅有的一点“流露”也很不成熟。这或许是他的悲哀。

随着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他逐渐地在转变自己的诗风，并且多少变出了自己的风格，这使他成为唐代诗坛的一个“名家”。试想，如果他沿着盛唐诗人的创作道路走下去（事实上不可能），他的成就也不可能超过杜甫、高适、王维等盛唐诸人，他在唐代诗歌史上至多是个二三流的诗人。因此，我们认为刘长卿就是刘长卿，他不是杜甫第二，更不是别人。他有自己的缺陷，如题材比较狭窄，手法、风格不多样等；但正因为如此，反使他的诗歌不芜杂，不面面俱到，风格也不混淆零乱，而显得单纯和深刻。这些特色，多少固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所以，没有被唐代其他名诗人淹没。-提起刘长卿，人们固然要指出他诗歌缺少变化、重复单调的缺点，但正因为这样，反使他诗歌的深沉蕴藉、凄婉悲伤、闲雅流畅、澹泊空灵的艺术风格相对更突出，给人更深的印象，所以让人难忘。

贺贻孙在《诗筏》中指出刘长卿诗歌从苍秀接武盛唐，以新隽开启中晚之后接着又说：“其命意造句，似欲揽少陵、摩诘二家之长而兼有之，而各有不相及不相似处，其不相似不相及，乃所以独成其文房也。”诚哉斯言！刘长卿诗歌的缺陷或不足，在某种意义上反成了他诗歌的长处或特色，这是刘长卿得以独立成家并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奧秘所在。刘长卿确实不独“五言为长城”，前面已经谈到，他的七言诗也写得很不错，尤其是七律，不仅可与五律比美，有的还超过五律。“七律至随州，工绝亦秀绝矣。”他的近体诗优于古体诗。古体诗中，七古似不及五古，五古“可接武开、宝诸公”，而七古与盛唐比较，则“神情未远，气骨顿衰”。他的五、七言绝句数量虽少，但均有佳作。

他的排律成就则低于其他各体，“唐大历后……惟排律大不竞。钱、刘以降，篇什虽盛，气骨顿衰。景象既殊，音节亦寡”。因此，卢文招说的刘长卿“众体皆工”，似欠妥当。前人评大历诗人，总爱以“钱、刘”并称，但贺裳则异于众口，他认为“古称钱、郎（士元），今讹为钱、刘。两家实不相类”。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也记载：“长卿尝谓：‘今人称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以钱、郎分别列上、下卷之首，并谓钱“右丞没后，员外为雄”，“前有沈宋，后有钱郎”；谓郎“右丞以往，与钱更长”；谓长卿“思锐才窄”。看来最初确是钱郎并称，后来不知何故，人们改称为“钱刘”。大概是认为郎士元比钱刘逊色，不配与之并称吧。

一般人都称“钱、刘”，刘在钱之后。但高仲武却称“刘、钱”。我认为，“钱、刘”并称，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排在前面的就高于排在后面的，这就好比李、杜并称一样，未必是李一定高于杜的意思。公平而论，从思想和艺术总的方面来说，刘应高于钱。王世贞曾说：“钱、刘并称故耳，钱似不及刘。钱意扬，刘意沉。钱调轻，刘调重。”这是有道理的。类似的评论还有不少。钱、刘高低的具体论辩，不是本文应该解决的问题，这里恕不多谈。那么，为什么历来人们称“钱、刘”而不称“刘、钱”呢？这大概有如下原因：第一，钱起长期活动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和不少名人往来，而刘长卿却没有，因此，钱的影响在当时大于刘；第二，大概是前人出于对盛唐的崇拜。“钱才远不及刘，然其诗尚有盛唐遗响，刘即自成中唐与盛唐分道矣”；第三，“钱、刘”之称比“刘、钱”之称更顺口，这和人们爱称李、杜而不称杜、李有点相似。

我认为，刘长卿应是大历诗人之冠。盛唐作家，他不很够格，但退后而言，他在中唐确乎应是一位屈指可数的“名家”之一。尤其是和大历诗人相比，他更应执其牛耳。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云：“大历十子，所传互异，而皆不及随州。”这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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