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终于逃离了
Photograph: REX/Sipa USA
著名小说家艾丽斯·门罗于当地时间5月13日离世，享年92岁。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重要的人离开我们已成为不可逆的常态。
今天我们重发旧文，纪念这位影响无数写作者的小说家。作家蒋方舟将通过门罗的小说——《乌德勒支的宁静》《漂流到日本》《我妈的梦》等，分享那些想抛下一切身为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想要逃离的时刻。
“你迟早会在门罗的故事里，与自己面对面相遇。”
讲述| 蒋方舟
来源|看理想节目《母亲与女儿：无限人生书单》
门罗出生在加拿大一个小镇，她的父亲是饲养狐狸的农民，母亲是学校老师。她的母亲优雅而自视甚高，培养门罗的方式是希望她成为一个淑女，一个才女，从小就安排门罗在当地广播电台朗诵诗歌。
在门罗十岁出头时，她的母亲得了帕金森，病情日益恶化。门罗到了上大学时终于找到机会离开家庭，她作为一个贫穷的学生，拼命求生，卖血，当图书管理员，制作烟草等等，在穷尽这些方法依然无法经济独立之后，她只剩下一个选择：结婚，否则她就要回家照顾母亲。
《伯德小姐》
于是在大学第二年，二十一岁的门罗中断学业，早早就嫁给了一个出身中上阶层的男生，并很快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了），后来又和丈夫合开了一个书店，在婚姻中保持创作。
关于门罗创作的故事早就广为人知，也被很多女性作家引为我辈楷模。她每天只有孩子午睡的短暂两个小时里才能创作，而她每次发现自己怀孕之后就开始拼命发了疯似的写，写得心脏病快发作，因为担心以后没法创作。她也是那种著名的“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女作家，长时间都在餐桌上写作。
直到三十七岁时，她才出版自己的处女作《快乐影子之舞》，随着写作事业的发展，她的第一段婚姻结束。后来，她又嫁给志趣相投，欣赏她的写作的丈夫，一本本写下去，直到摘取文学桂冠。
《快乐影子之舞》，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
如果按照“爽文”逻辑，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故事简化为从“全职主妇”到“诺奖得主”的逆袭，我们也暗中祈祷缪斯女神和女性意识能同时像天花一样一夜降临到自己身上，但真实故事并不那么传奇，门罗自少女乃至童年时期就早早具备了一个作家的质素，与其说她经历了改头换面，不如说她后来终于得到了接近自我的机会。
一个天生的作家，艺术家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呢？
一个很显著的区别，就是对于生活，他们从小不是在经历，而是在“录制”，大脑里的recording的红灯始终亮着，对他人来说是遭遇的事物，对他们来说是素材，即便他们彼时彼刻并不知晓，但一旦他们动笔，你发现记忆像纳博科夫的蝴蝶标本一样每个纤毫都栩栩如生。
而每个艺术家，都会有一个核心素材，一个一生无法逃避的主题，一个最早在他们人生中按下“recording”键的触发点。对于门罗来说，这个核心的题材是她的母亲。
01.
《乌德勒支的宁静》
逃离了母亲，就能成为自己吗？
在门罗的出道作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里，她就开始写母亲。
整本书里最好的一篇，叫《乌德勒支的宁静》。在小说的开头，外出十年的“我”重返故乡，见到“我”的姐姐麦迪，姐姐一直留在故乡，有个已婚的情人。在一系列描述姐妹相聚的亲密与欢乐之后，小说才揭开残酷的一角，原来“我们”的妈妈死了，在罹患多年的帕金森症之后，“我”的姐姐麦迪一直在老家看护着她。
“我”和姐姐开始回忆起母亲，母亲的眼部肌肉瘫痪发作时会眼珠翻白，发出恐怖的声音，大声呼唤着“我们”，让“我们”没完没了地为她服务，像孩子一样不断索取着爱，有时还用眼泪疲劳攻击我们。她甚至还会不断地向陌生人陈述，用一种异常缓慢而悲伤的语调说：“我的一切都被剥夺了。”
母亲的表演性人格让“我”和姐姐都万分羞耻，觉得像参加了一场庸俗的杂耍表演。所以每次“我”和姐姐听到母亲的求助，就会互相说：”你去处理一下妈妈”，或者“我马上过去处理一下妈妈。”
原本，“我”和姐姐商量好一人照看妈妈四年，但是“我”结婚了，逃离了照顾母亲的责任，把母亲留给姐姐照顾。以旁观者——尤其是重视孝道的东亚人看来，叙述者“我”简直算大逆不道了。
那么，我们真的能做得更好吗？
我最近的经历刚好可以回应这个话题。
我前段时间和一个朋友聊到他去看望帕金森病人的经历，我才知道帕金森病人不只是控制不住地抖动，性格也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他所看望的帕金森病人索求无度，每天呼唤自己的妻子一万次，他的妻子已经照顾了他一辈子，但仍然不堪重负，每天躲在院子里发呆，假装听不到他的嚷嚷。我的朋友在短暂的探望结束后，开始抑制不住地呕吐。
而我自己最近刚好因为某个亲人的病重，在神经外科的ICU外面呆了很长时间。
ICU外面全是焦虑的病人家属，我后来发现他们所经历的过程惊人地相似：一开始子女和亲戚抱头哭泣，说一定要救父母，倾家荡产都要救；过了几天之后，大家不再聚众哭泣，而是都偷偷躲在楼道分别哭，不愿让其他家庭成员看见；再过几天，总会有一个人先试探性地提“要不就拉回老家吧？”拉回老家就意味着放弃治疗。几天之后，病人和家属就一起消失了，大概率是放弃了ICU昂贵的治疗。
最后，那个一直在ICU里没有被放弃的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医生对他的父亲说了好几次，说再治也没有意义，儿子也不会醒，但他的父亲一直没有放弃。
我发现一个残酷的规律：只有子女放弃父母的救治，而很少有父母放弃子女的。
在父母丧失意识的情况下，作为子女往往会在心力交瘁时想：父母要是能表态，肯定也不愿意拖累我们吧，他们肯定也希望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吧。于是我们自作主张地替父母原谅了自己。
门罗诚实袒露的，就是我们如何替父母原谅自己。在《乌德勒支的宁静》这个小说里，叙述者“我”和姐姐聊天，试图唤起对母亲的回忆，但是姐姐说，不要想，不要拥有那些回忆。
接下来，小说进入到第二部分。门罗就像一个幽暗洞穴里举着微弱火光的领路人，不知不觉带领我们进入到事物幽深而危险的核心。
“我”和姐姐去探望姨妈，从姨妈口中，“我”才知道母亲最后的岁月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姐姐用欺骗的方式把母亲遗弃到了医院。
姨妈又给“我”讲，妈妈在医院曾经逃出来过，在一个下雪天，穿着睡衣逃了出去，门罗写：“据我所知，她的一生都在为这种逃跑做准备。”等到被抓回医院的时候，床上被横了一块防止她再次出逃的木板。这次监禁不久之后，母亲就死了。
就这样，“我”一直在抵抗的景象如雷霆万钧袭击了“我”。“我”发现姐姐也不是“我”想象里那样无私奉献的人。
见到姐姐之后，“我”尝试安慰她，让她“别内疚”，姐姐装作镇定的样子，说自己不内疚，说“我要过自己的生活。”身体却不自觉发抖，姐姐手中的碗掉落，她哭了起来，说：“可是为什么我做不到？”
《秋日奏鸣曲》
为什么无论是逃离了的“我”，还是把母亲遗弃进医院的姐姐，都无法如愿以偿地拥有自己的生活？
人生总是如此吗？如果我们不逃离患病的母亲，我们就无法成为自己；可我们逃离了患病的母亲，我们从此就是残缺的自己，似乎没有一种两全其美的方式。
02.
《漂流到日本》《我妈的梦》
情欲和自我实现是母性的“反面”
这是作为女儿的门罗的自私，那么做了母亲之后，门罗——或者女性能摆脱自私吗？
当我们形容母亲时，前缀往往是“无私”，好像成为母亲之后，我们能立刻自动变成一个新的人，一个摈除了自身欲望，无怨无悔的付出型人格。
果真如此吗？
门罗回答了这个问题。
门罗的小说《漂流到日本》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只发表过几首诗的女诗人带着女儿远行，她对丈夫说是度假，但其实更隐秘的目的是她曾经在文学节上认识的一个男人在等着她。在火车上，女人遇到了一个男人，迅速地臣服于情欲，和男人出了轨。当她回过神来，悄悄回到自己车厢的时候，发现女儿不见了。女人瞬间崩溃，发了疯一样地找孩子，好在最终找到了孩子。女人和孩子下了车，她在文学节上认识的男人在站台等着她。故事结束。
这个平淡的小说在我身体里存活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每次想起我都一阵寒意。为什么呢？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女人最大的噩梦。
我曾经问过一个男性，他认为男性最大的噩梦是什么？他说，是发现自己无意中和亲生女儿产生了不伦，朴赞郁的《老男孩》就把这个噩梦拍了出来。那么对女人来说最大的噩梦是什么，就是因为短暂而背德的激情，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情欲显然是母性的反面，是一个母亲不应该拥有的欲望。
对现在的文学作品来说，描写女性的情欲并不是多么新鲜的事情。但门罗的年纪接近我们的奶奶，在她童年时候，女孩除了周日其他时间都少读书，而是在织毛衣，她完整地经历了从保守传统的家庭环境到女权运动兴起的阶段——以这种视角来看她的描写是非常大胆的。
她笔下的女性——大多数都是被围困在家庭中的年轻妈妈，在经历情欲冲击或者是不伦之恋的时候往往都是非常慌张且混乱的，在火车车厢，在储藏间等等，仿佛忽然陷入平静水流中的漩涡。而女人在这个过程中清醒又混乱，脑海中闪过一个又一个的念头。“孩子”当然是其中一个念头。
《芳心天涯》
除了情欲以外，另一个母亲不应该拥有的欲望是什么？可能是专注工作，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
前面提到，门罗是在厨房餐桌上写作，而且是在孩子们午睡的时候工作，当孩子们醒来要求母亲的爱的时候，门罗只能一次次地推开她们。
女诗人狄金森的侄女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她去狄金森家里，狄金森合拢拇指和食指，比划出一把钥匙，把自己锁在里面。这就是作家的日常，哪怕她在物理意义上没有把自己锁起来，她在内心依然把自己锁了起来。那么，把自己锁在里面，把孩子锁在外面的女人有资格做母亲吗？
门罗有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叫做《我妈的梦》，故事是以一个婴儿的视角看“我妈”。“我妈”叫做吉尔，在孤儿院长大，是个小提琴演奏家，“我妈”十九岁时初恋认识了“我爸”乔治，“我爸”是个军人，在“我”出生前就上战场牺牲了，“我妈”只能带着“我”我住在婆家。从“我”出生“我妈”就发现一个问题，只要是她开始拉小提琴，“我”就开始哭嚎，“我”也拒绝母亲的哺乳，她的乳房对“我”来说是怪兽一样。于是，“我妈”意识到我们是彼此的恶魔。
这一天，“我”又开始没命地哭闹。“我”的哭闹“与其说是在哀求，不如是说在谴责，一种与生俱来的怒火，毫无爱或怜悯，随时准备碾碎我妈的大脑。”
“我妈”为了驱赶“我”我的哭声，开始拉小提琴，她一遍遍地拉，却发现自己最拿手的曲子也拉不好，她意识到自己被彻底击垮了，自己的才华被洗劫一空。在她演奏的整个过程中，“我”不停嚎哭。
“我妈”给自己和“我”都喂了安眠药，“我们”终于睡着了。妈妈做了一个梦，梦到她在一个雪天走出家门，在大雪之前，她不知道在哪儿在扔下了一个娃娃，扔了许久许久。想到这个孩子徒劳地等待自己时，悲痛和内疚占据了内心。
很快，“我”的姑姑回到家，看到眼前的景象，尖叫起来，以为一动不动的“我”已经死了，她们大喊着说“我妈”用大量安眠药谋杀了“我”。
可“我”没有死，因为安眠药剂量不够。死里逃生之后，“我”从一个婴儿变成了女性，在活下来并且忍受，和通过死亡战胜“我妈”之间，“我”选择了前者。“我”也意识到自己接下来将要面对的一生都要在夹缝中妥协，而“我妈”也是如此。这一刻，“我”原谅了“我妈”，“我妈”也开始爱“我”。
故事的结尾很让人安慰，“我妈”从音乐学校毕了业，从婆家搬了出来，嫁给了“我”的继父，继续在当地交响乐团演奏。
就像前面提到的小说《漂流到日本》一样，一切只是虚惊一场，女人没有失去孩子，生活还是在继续。
但阅读门罗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因为看似平静的结局而松了一口气，而是为故事恐怖的可能性心悸不已——万一母亲因为偷情弄丢了女儿呢？万一母亲为了让婴儿安静而误杀了女儿呢？
这些可能性之所以恐怖是因为它们如此普通又日常，隐藏在母亲生活中的每个瞬间，一瞬间的恍惚，倒药时不慎晃动的手，一个流转的念头，就可能导致孩子的死亡。
03.
从失职的焦虑，到逃离的失败
门罗小说中时常存在的这种“失职的母亲”的焦虑，是她作为“失职的女儿”的焦虑的延续。在她青春刚开始的时候，母亲就成为她需要照顾的对象，而不是能照顾她的人，可她从照顾的责任中逃跑了，那么，当她成为母亲，面对嗷嗷待哺毫无行事能力的孩子时，她又有什么信心自己能够称职吗？
而且，母亲生病非她所愿，她21岁时成为母亲时也懵懵懂懂，命运降临时，她既被动又无知，在各种互相矛盾的义务中挣扎，是想顺从还是想逃离？是遵从家族的责任，还是听从内心冲动的召唤。
在种种重压之下，门罗和她笔下的女人不可抑制地产生一次次逃离的冲动？
逃跑不仅是为了离开某件事，而是女性贯穿一生的惯性动作：一开始为了逃离原生家庭而逃进婚姻，后来为了逃离伴侣而逃进生育，为了逃离孩子又逃进情欲，为了逃离不伦又逃进自我惩罚。女性命运就像神话里的罗德之妻，边逃跑边抑制回头的冲动，每一步都惊心动魄，一不小心回头，就化为了盐柱。
可是，女人也清楚地知道，逃离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犯下的错误带来沉重的道德危机，以为已经跑了很远的路，可低头一看，仍在泥泞中挣扎，一回头，所有你自以为远离的事物正从遥远的距离追赶上来，活着的人拖着苍老之躯与逃离者重逢，已经死去的人则是用记忆与逃离者迎面相撞。
《胡丽叶塔》
在写完《乌德勒支的宁静》的十几年之后，门罗又写了一篇名为《渥太华峡谷》的小说，她把自己记忆再往前了一点，回忆母亲刚开始发病的过程。
那时候母亲只有四十一、二左右，与写作这篇小说时的门罗差不多大。一开始，她的左前臂开始抖颤，母亲会把手臂紧紧贴在身体上以控制抖颤。
某天“我”和妈妈一起去教堂，“我”的裤袜滑落了，“我”找母亲要一个安全别针，母亲把自己衬裙上的安全别针给了“我”，“我”看到母亲的灰色衬裙露了出来，显得不修边幅，“我”深深地为母亲不堪的样子感到羞耻。
后来，姨妈给“我”讲了她的故事，她的母亲中风卧床，生了褥疮，央求姨妈给她翻身，当姨妈给她翻完身之后，她的母亲就死了。
“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开始大哭，去找“我”的母亲，要求她给“我”一个承诺，承诺自己不会中风。这样“我”就不必照顾她，不必给她翻身。
“我”不断问母亲，她的手臂是不是还在发抖。
母亲并没有回答“我”。
“我希望她给我答案，生平第一次，她将自己全身封闭，拒绝着我。头也不回，继续往前走，好像并没有听到我的追问。前方她的身形我已经如此熟悉，此时却是如此古怪而冷漠，她撤退到无限远处。”
在小说的结尾，门罗承认了终其一生，她逃离母亲的失败——“我漫长的文字的旅程，只是要去接近她，触摸她，将她从人群中分离出来，描述她，照亮她，歌颂她，并且最终，摆脱她。但我没能实现，她始终在离我太近之处若隐若现。
04.
“当我们写作时，我们总是在祈求原谅”
有种说法，说门罗几十年的写作，十几本小说，都在讲类似故事：
“一个聪明、情欲旺盛的女孩在安大略省乡间长大，没什么钱，母亲非病即死，父亲是名中学老师，娶的第二任妻子很是难缠，女孩通过奖学金或某个决绝的利己行为，尽早逃离了穷乡僻壤。
她早早地结婚，搬到英属哥伦比亚，生儿育女，之后婚姻破碎，而她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无辜的。她或许事业有成，是一名演员、作家或电视名人；有过几段罗曼史。当她不可避免地回到故乡的安大略省，她发现青少年时期的家乡景色早就变了。尽管是她抛弃了这个地方，但返乡之后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这一点依然对她的自恋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
她青少年时期的那个世界，正在以老派的面貌，坐在审判席上，对她所做的现代选择进行着道德审判，而她所犯的所有罪行，导致的所有错位和伤害，仅仅是因为她试图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人而存活下来。”
门罗在回忆起过去的自己时，曾经说过她之所以结婚，就是为了离开家乡，“为了写作，为了能够安定下来、将注意力重新集中于重要的事情。”她还说，“如今我有时候还会回顾早些年那些日子”，觉得“这个年轻女人还真是铁石心肠。”
然而她必须铁石心肠，通过婚姻离开病弱的母亲，再通过写作离开不合适的婚姻。最终，成为自己。“成为自己”从来就不是靠单纯的逃离就能达成的，而是用一种困难交换另一种困难——更确切地说，是用可以忍受的苦难去交换无法忍受的苦难。
《母女情深》
那么，真的存在所谓“人生无悔”吗？长夜如磐，人生怎么可能无悔。
最接近无悔的人生，就是如果这辈子重新来过，还是会犯下不可原谅的同样的错误，还是会伤害内心最不愿意伤害的人。
虽然这会让我们无比痛苦，却不得不去做。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你取得的任何成就，对你自己的意义总要大于对他人的意义。无论你付出多大代价，都是应该付出的代价。”
在门罗的小说里，女主角常常出神，开始想象自己另外一种生活。如果没有离开会怎样？如果没有离婚会怎样？
这种想象像是对过去徒劳的弥补，也像是某种忏悔。
门罗曾经说，“当我们写作时，我们是在向遥远的自己寻求认可。”
这话有些难懂，可以用来自哲学家狄奥多·阿多诺的话概括——“当我们写作时，我们总是在祈求原谅。”
我们向谁祈求原谅？
向已经死去的父母，向自己抛弃的孩子，向温顺的妻子向无知的丈夫，向背叛的故乡，向我们撕碎的心，向我们无法挽回的过去。
在门罗迄今为止最后一本书《亲爱的生活》里最后一篇小说里，她再次重返母亲的死亡，写道：
“妈妈最后一次发病时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参加她的葬礼。我当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温哥华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们。我们难以负担旅费，而且我丈夫鄙视仪式。但为什么要把责任推到他身上呢？我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会说起某些无法被原谅的事，某些让我们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事。但我们原谅了，我们每次都原谅了。”
《亲爱的生活》，姚媛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
最后回到“逃离”这个主题。曾经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说男人一生中的主题是“归乡”。
从荷马史诗奥德赛开始，讲的就是男性归乡的故事，衣锦还乡也好，落叶归根也好，这些都是从诗歌到戏剧的经典题材。
相对应的，女性一生的主题就是“逃离”，或者说远行。
女性离开闺房，故事才能展开。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母亲与女儿：无限人生书单第16季》第3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点击最下“阅读原文”。
音频编辑：N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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